除了许广平之外，郑振铎是对第一部中文版《鲁迅全集》付出努力最大、贡献最多的人之一。2020年7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重印1938年初版《鲁迅全集》，其广告语径直说“许广平、郑振铎主持编订”。

　　那么，郑振铎到底做了哪些方面的有关工作？

集稿

　　第一部中文版《鲁迅全集》第15卷收有鲁迅译著《近代美术史潮论》，这是日本学者阪垣鹰穗所著的关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美术发展的史话。

　　鲁迅的译本于1929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许广平他们在编全集时发现，无法翻印北新版，因为插图太模糊，而且日本的原书也已经绝版。他们正在头疼的时候，郑振铎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借来日文版原著，才解决了问题。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后面简称《后记》）中专门对此表达了诚挚的谢意，说：“郑振铎先生从美术专门学校，借得《近代美术史潮论》原书制版。因原书日本业已绝版，无从购得。而北新中译本，插图类多模糊，无法翻印。得此一书制版，使全集更加灿烂；中心感激，已非笔墨所能形容。”

编辑

　　许广平认为，《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最为繁难。她在《后记》中解释说，因为“既须顾及作者年代，又须适合每册字数。过厚则装订为难；过薄则书式不一。几经煞费苦心，使成今日的排次，但亦不甚惬意。例如《药用植物》一书，翻译之时间较后，今则因十八卷字数太多，移至十四卷。第八、第九、第十各卷，著作年代较早，以其性质类似，则参照先生《三十年集》编排之初意，列于著述之部之最后”。

　　那么，谁帮她解决这一最为繁难的工作问题呢？

　　关于编辑团队的规模，目前有两种说法，少数说与多数说。前者以茅盾为代表，他在晚年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曾说：“实际上编辑工作，只有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等少数几个人在做。”后者以周铁钧为代表，他在《胡愈之与首部〈鲁迅全集〉出版》一文中说：“不久，由胡愈之、许广平、郑振铎（《民主周刊》主编）、王任叔（《救亡日报》主编）、唐弢（《文汇报》副刊主编）、谢澹如（左联期刊《前哨》主编）、柯灵（《周报》主编）以及黄幼雄、许寿裳、吴观周、张宗麟、胡仲持等26人参加的编辑团队很快组成，开始分门别类、各司其责地开展工作。”

　　那么，哪种说法更接近真实呢？笔者以为，茅盾的说法更靠谱，理由有二：第一，茅盾是同时代人，许多参与《鲁迅全集》出版工作的人都是他的朋友，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编辑，但他的信息来源可靠。第二，周铁钧所列名单中有人并没有参与编辑工作，比如许寿裳，因为这项工作需要在上海许广平家里集体讨论进行；而许寿裳虽然为全集出版（尤其是前期工作）殚精竭虑，出谋划策，但由于他当时并不在上海，不可能实质性地参与编辑环节。再如吴观周，他参与的是抄写和校对工作。许广平在“后记”中说：“《古小说钩沉》原分订十册，由王贤桢、单亚庐、周玉兰、吴观周、王厂青诸先生分抄。”又说：“二校者为唐弢、柯灵、吴观周诸先生和广平。吴观周先生又担任校对之收发分配接洽事宜，几等于我们校对部主任。”周铁钧恐怕是把负责抄写、校对等环节的人也列入编辑环节了，当然，也许他是在广义上应用“编辑”一词，即编辑环节包括了抄写和校对。多个环节的人加在一起，就有了26人之说。

　　参与编辑的人数不管是多还是少，都有郑振铎和王任叔，而且以他二位为主力。因此，许广平在谈到编辑环节的工作时，说：“此一工作，以郑振铎、王任叔两先生用力为多。”

标点

　　鲁迅所整理的一些古籍，如《会稽郡故书杂集》《嵇康集》及《古小说钩沉》原来没有标点，为了与全集其他书在体例上保持一致，也为了方便广大读者，许广平他们决定补上标点。因为这些都是比较冷僻的地方古籍，没有精深的古典文献修养的人无法做标点工作，郑振铎只好亲自上手。《会稽郡故书杂集》包括关于会稽郡史地的古代佚书《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等八种。此书之标点工作是由他跟文学研究会的老友、语言学家吴文祺先生一起完成的。许广平在“后记”中郑重地说：“其关于辑录书籍的标点方面，同人中有拟不采用者，有主张应加标点者，兹为统一书例并使初学易解起见，特商请冯都良先生标点《嵇康集》及《古小说钩沉》。郑振铎、吴文祺两先生标点《会稽郡故书杂集》。冯、郑、吴三先生于国学极有研究，想可稍免于错误。”

　　也许是因为时间太仓促，也许是因为郑振铎、吴文祺两人毕竟不是绍兴人，对会稽郡的文史典实不够熟稔，所以他二人的标点未能免于错误，而且还比较多。早在1938年12月，即全集出版之后不久在上海举行的一场相当于新书出版庆功会上，初到上海的蒋锡金就曾当着众人的面发言说：“《会稽郡故书杂集》却有许多地方断破了句子，点错了，再版时应加改正。”当时郑振铎也在场，但没有说话。事后，宽厚而负责的许广平把锡金请到家里，让他把书中的标点全部“改订了一遍，说是以后再版时可以修改”。由于改动的地方比较多，许广平还说再版时恐怕得重排。但就是因为需要挖改的地方太多，后来，1941年10月出版鲁迅《三十年集》（相当于再版全集中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等书）时，锡金发现，那些点错的地方还是没有改过来。

出版

　　在《鲁迅全集》的出版环节，郑振铎也参与颇深。

　　1.据说他曾代表许广平等家属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契约

　　许广平他们认为，出版全集“以绍介全国文化最早、能力最大之商务印书馆，最为适当”。当时商务的掌门人为王云五。鲁迅生前好友、参与《鲁迅全集》事务的茅盾（《鲁迅全集》七大编委之一）和胡愈之都曾是王云五麾下的编辑，但他们都很反感王云五其人其政，早就愤而离开了商务，所以不可能主动去找王云五接洽全集出版之事。

　　那么谁能帮忙去找王说项而且成功概率比较高呢？

　　全集前期主事者二许（许寿裳和许广平）在谋划与商务接洽事宜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胡适。因为胡适是王云五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时的学生，两人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王还是胡推荐到商务任职的，也就是说胡是有恩于王的。因此，如果胡适能够答应去说，效果最好。

　　那么，找谁去向胡适提出这个请求呢？胡适会答应吗？要知道，鲁迅生前可没少挤兑甚至嘲讽胡适。胡适完全有记仇的理由。二许想到与胡适交情甚笃的北大老同事，也是鲁迅最要好的老友之一马幼渔先生（也是《鲁迅全集》七大编委之一）。马先生很快就去找胡适当面请托。出乎大家的意料，胡适尽弃前嫌，爽快答应。他给王云五写了亲笔信，让马幼渔中经许寿裳转给许广平。许广平拿着这信去找王，王一见胡适的信，二话不说，就答应出版。《许广平文集》第三卷收有一封那时她写给胡适的信稿，说：

　　适之先生：六月五日奉到马、许两位先生转来先生亲笔致王云五先生函，当（作者按：此字可能是整理者的笔误，或许是“生”）于十一日到商务印书馆拜谒，王先生捧诵尊函后，即表示极愿尽力，一俟中央批下，即可订约，进行全集付梓。

　　那么，后来，是谁出面与商务订约的呢？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见过这份契约的原件或复制件，当事人留下来的文献中也没有明说。

　　陈福康在《郑振铎传》中却明确地说：“本来，在去年，他就作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代表和‘文救’的代表，多次就此事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商谈。商务本来也表示愿意出版，并已由他与商务签订契约。”陈此处“去年”指1937年，但他没有说具体是哪月哪日。上面所引许广平的信稿没有落款和时间。笔者根据信中内容和其他相关史料推断，应该写于1937年6月11日她去见王之后不久的某一天，大概率不会超过6月15日，因为她肯定兴奋得要第一时间向促成此事的胡适汇报与王云五谈判的顺利和成果。这个时候王只是口头允诺，而且他还提出一个跟时间有关的条件，即“一俟中央批下”。那么国民党中央暨中央宣传部是何时批准全集出版的呢？

　　根据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有关规定，实际负责内容审批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而形式上办理手续的是行政院内政部。内政部关于同意出版《鲁迅全集》的批文的落款是“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八日”，也即1937年6月8日。6月21日，受许广平委托办理报批手续的李秉中给她写信说：“昨始自庐山返京，得内政部批及执照九纸，已嘱何君先将执照寄呈，想已收到。兹再寄上部批及法币二元五角，敬祈查收赐覆。《不三不四集》可暂时抽出，将来有机会时再加入全集。续送译书三种，尚未批下。闻有问题，不识确否？书信纪念本之广告未得见，请代留最精美本预备购买。《全集》究由何处出版，已由成议否？”这段话的意思是：直到1937年6月21日，李秉中才给许广平寄出内政部批文，两三天之后许广平才会收到，然后，再给郑振铎拿去跟商务签约。郑振铎虽然是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的女婿，也曾是商务的编辑，但不可能在中央尚未批下的情况下去跟王云五签约。因此，郑振铎代表许广平等鲁迅家属与商务签约的时间应该是在1937年6月下旬之后，更具体的日期待考。

　　笔者的另一个疑问是：为何由郑振铎与商务签订契约？鲁迅去世后不久，许广平已经通过法律手续把他的著作版权由鲁迅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那里归拢到自己手里。也就是说，她可以全权代表鲁迅家属与出版社签约，而且她人就在上海，为何不能与商务直接签约，而要委托中间人郑振铎？目前没有看到原始史料，笔者无法置喙。

　　不管怎么样，1937年6月下旬“中央批件”下来之后，与商务的协议应该是签订了的。但直到1937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一周年之际，商务那边还是没有启动编辑程序，大家伙就有点着急了。当天下午，上海市文艺界救亡协会及上海战时文艺家协会在浦东大厦七楼隆重召开“鲁迅先生周年纪念座谈会”，出席者共百余人（包括周恩来）。与会众人推选郑振铎和沈钧儒、郭沫若、胡愈之、陈望道、巴金、馥泉七人为主席团。会上并提议：由出席者签名，由郑振铎出面，“催请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全集》”。

　　郑振铎出面去催商务没什么结果，因为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打响，上海也成了战区，商务被炸，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精明的王云五本人都去了香港。他知道，“中央批件”下来得很勉强，国民党中宣部要求删改的内容非常多。他还认定：战争期间人们生存都困难，鲜有闲钱买大部头书。他算计，做《鲁迅全集》会让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双重亏本，所以他一直没有启动编辑程序。

　　1938年3月19日中午，时在香港的茅盾接到许广平、胡愈之联名来信，请他去找王云五商量全集出版事宜。茅盾找到了王云五，商谈了半个多钟头，交涉的结果也不理想。

　　2.最终全集由郑振铎参与创立的复社出版

　　就在这不久前，主要业务为出版的复社成立。其主要成员与全集的实际参与人员高度重合。许广平在《后记》中说：“复社诸君子，尽海上知名之士，董其事者，为胡愈之、张宗麟、黄幼雄、胡仲持、郑振铎、王任叔诸先生。”其实，许广平本人也是复社的主力。或许正是因此，按照郑振铎《记复社》一文中的说法，“复社”的成立，本来就是为了出版《鲁迅全集》。他说：“当初，几个朋友所以要办复社的原因，目的所在，就是为了要出版《鲁迅全集》。这提议，发动于胡愈之先生。那时候，整个上海的出版界都在风雨飘摇之中，根本不想出版什么书。像《鲁迅全集》，也许有几家肯承印，肯出版，但在条件上也不容易谈得好。”郑振铎的意思是：正是与商务在出版条件上谈得不好，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同仁才决定自己成立复社来出版全集。

　　不过，郑振铎所说的发动这一提议的胡愈之却另有说法。胡说，他当时拿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就决定将这本书介绍给中国人，便立刻邀人一起进行翻译。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用什么名义出版呢？就临时想了‘复社’这个名字，其实它不是什么出版社，复社就设在我家里。”也就是说复社之成立是胡的临时起意，或者说是临机一动的结果；而且其目的不是为了出版《鲁迅全集》，而是为了出版《西行漫记》。研究郑振铎的权威专家陈福康认可的不是郑的而是胡的说法。他在《郑振铎传》中说：“到1939年2月，二千本书就整整齐齐地印了出来。封面须印出版社名，他们便临时取了个‘复社’的名字。”

　　因此，许广平、胡愈之请茅盾去做的是最后的交涉，他们已经做好了与商务废弃合约、自己印行全集的准备。当得知王云五还在提“严酷的条件”时，他们就决定不再与商务纠缠。

宣传

　　《鲁迅全集》出版前后，都曾做过宣传，登过广告。在多份宣传材料中，《〈鲁迅全集〉发刊缘起》是非常具有学术性和实质性的一份。

　　《〈鲁迅全集〉发刊缘起》最早登载于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第1卷第3期（印行于1938年5月16日），署名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人数多达数十。到底是其中的谁执笔写的这份缘起呢？

　　胡风夫人梅志和女儿晓风在她们整理辑注的《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卷中收录了这份《〈鲁迅全集〉发刊缘起》，认为作者是胡风，其论据体现在编者注中，即说此文“最初发表于1938年6月6日《七月》三集4期”。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胡风是《七月》杂志的主编，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这本杂志中任何没有署名或署名不明确的文章都出自主编胡风的手笔。

　　来自胡风老家湖北的学者吴永平经过考证认为，《〈鲁迅全集〉发刊缘起》的作者不是胡风。

　　那么，《〈鲁迅全集〉发刊缘起》的作者到底是谁呢？

　　1980年，当年参与《鲁迅全集》校对工作的金性尧发表回忆文章《〈鲁迅风〉掇拾》，其中说：“我还记得，旧版《鲁迅全集》出版前，曾印过宣传品，其中有一篇总说明，又有各册内容的专题说明，都未署名，前者是郑作，后者是王作。”“总说明”不是文章的正式题目，我们在有关《鲁迅全集》的众多史料中从未曾见过题为“总说明”的资料。金性尧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它到底指哪篇文章。

　　1986年，《鲁迅全集》研究专家王尔龄先生在把此段文字收入《鲁迅研究资料》第15辑时，注解说：“‘总说明’可能就是《〈鲁迅全集〉发刊缘起》，郑，即郑振铎同志”。 他首次把“总说明”跟《〈鲁迅全集〉发刊缘起》联系起来，但他只是猜测性地说“可能”，而不是“肯定”。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鲁迅全集〉发刊缘起》既总体又扼要地说明了鲁迅一生的著译情况，重点谈了鲁迅的治学精神、战斗精神、新哲学（思想）以及艺术爱好等。不过呢，出于审慎的学术原则，王尔龄在将此文收录在《鲁迅研究资料》第15辑时，作者仍然署名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而不提郑振铎的“嫌疑”。

　　2002年，郑振铎的公子郑尔康在其撰写的乃父传记中，谈到郑参与编写《鲁迅全集》工作时说：“具体工作，从制定计划到编选事宜，实际上是由许广平、王任叔和郑振铎三人来做的，而郑振铎还负责撰写‘总说明’和《〈鲁迅全集〉发刊缘起》等。”他的意思是：郑振铎执笔撰写过“总说明”和《〈鲁迅全集〉发刊缘起》这两份材料。不过，在留存至今的有关的诸多史料中，有《〈鲁迅全集〉发刊缘起》，但并没有“总说明”。笔者猜度，“总说明”是当时参与《鲁迅全集》的同人们相互之间口头上的说辞，落实到文字就是《〈鲁迅全集〉发刊缘起》，所以在文献记载中不可能有“总说明”名下的正文。无论如何，郑尔康在此认定《〈鲁迅全集〉发刊缘起》出自乃父之手笔。但他只给出这个论断，即把王尔龄的“可能”直接说成“就是”，却没有给出论据或原始出处。

　　直到2008年，也许是出于学者的审慎考虑，王尔龄的老朋友陈福康在其所编写出版的《郑振铎年谱》中，还是只说：“郑振铎是编辑计划起草之一，并撰写了总说明等。” 他没有把“总说明”跟《〈鲁迅全集〉发刊缘起》勾连或并列起来，甚至没有提及《〈鲁迅全集〉发刊缘起》，但他也没有说明“总说明”到底是何许文也。他的记述又回到了1980年金性尧那儿。

　　2017年，吴宝林根据《〈鲁迅全集〉发刊缘起》的文风和内容判断，再证之郑自己写于几乎同时的文章即《鲁迅的辑佚工作——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而作》，得出比较靠谱的结论：“《〈鲁迅全集〉发刊缘起》的作者或曰起草者大概率是郑振铎，茅盾则有修改之劳，许广平或参与其中部分内容。”这一结论中“起草”的内涵与郑尔康的措辞“负责撰写”而非“撰写”，意思近似。

　　郑振铎在其负责撰写的《〈鲁迅全集〉发刊缘起》中，对鲁迅表达极高的崇敬。他说鲁迅“不仅是一位现代最伟大的作者”，“也是现代最伟大的一位学者，一位思想家。他结束了一个‘朴学’的旧时代，他开辟了一个‘战斗’的新时代。他的学术，是承前启后的；他的思想，是贯通中外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郑振铎本身作为一名古典文献学家，对鲁迅的辑佚工作，表达了非常专业而由衷的赞赏。他在《鲁迅的辑佚工作——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而作》一文中说：“乾、嘉、道、咸（一七三六至一八六一），尤为辑佚工作的全盛时期。马国翰的《玉函山房所辑佚书》、王谟的《汉魏遗书钞》《汉唐地理书钞》和甘泉黄氏的《汉学堂丛书》均是洋洋大观，卷帙相当浩瀚的……像鲁迅先生所搜辑的《古小说钩沈》，便是他们所不曾涉足的。”“《古小说钩沉》所辑者，自《青史子》至《旌异记》，凡三十六种，皆唐以前小说书。其中多半为马氏所未及辑者。其与马氏《玉函山房所辑佚书》相同者，仅有……八种耳。鲁迅的辑佚工作的细密有序，较之马国翰实是进步得多了。”这段文字的立意和内容与《〈鲁迅全集〉发刊缘起》中的一段何其相似：“他的校辑工作，极其精密深刻，一字一句的异同，都不肯轻易放过，远胜于王谟的《汉魏遗书钞》、马国翰的《玉函山房所辑佚书》，甘泉黄氏的《汉学堂丛书》。” 正如吴宝林所说，这的确可以论证两者出自同一人即郑振铎的手笔。

　　《〈鲁迅全集〉发刊缘起》的最后是为全集吹号敲鼓：“这是一个火炬，照耀着中国未来的伟大前途；也是一个指针，指示我们怎样向这前途走去，在这个民族抗争的期间内，这全集的出版，将发生怎样的作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发行

　　《鲁迅全集》多达二十卷，而且要做得精美，让泉下的鲁迅满意，这需要一大笔款。胡愈之的脑门大、主意多。先是复社第一批社员二十人各捐五十元，有了一千大洋作为启动资金。然后，他们采取预售（相当于现在的众筹）的方式，发动各路朋友，在全国各地甚至美国、南洋等，广泛筹集资金。郑振铎自己也找了朋友帮忙预约或介绍预约。

　　比如，当时是上海暨南大学同事的学者李健吾回忆，郑有一天曾悄悄地问他：“你有五十元钱吗？你能约你顶熟悉的朋友也出五十元钱吗？大家要凑钱出《鲁迅全集》，可是走漏风声，就性命攸关啊！”李健吾便立即回家取了五十元钱交给他。

　　再如，当时是上海暨南大学学生的翻译家吴岩回忆，当时教他们文学翻译与创作课程的方光焘教授对他们说：“他可以替我们去向西谛先生要预约券，以‘复社’社员身份预约，每部八元，我们几个办《文艺》的同学都预约了一部，红色纸面布脊精装二十册，后来都是从西谛先生那儿取来的。” 在郑振铎和方光焘等教授的支持下，暨南大学商学院和文理学院学生周一萍、陈裕年、吴岩（孙家晋）、徐微（舒代）、钱今昔（景雪）、黄子祥（移摸）、张万芳（张可）、林柷敌、戴敦复（戴刚）、冯锦钊（华铃）、吴弘远（绍彦）等组织成立文艺社，《文艺》为其社刊，1938年6月创刊，时值《鲁迅全集》呼之欲出，所以上述同学近水楼台先得月，纷纷踊跃预订。他们得到了最低价的优惠待遇，而且，很可能他们是把预约款交给郑振铎的，所以后来书也是由郑振铎亲手交给他们的。

　　在进步学生中征求预订，除了有助于筹措出版资金，郑振铎还有更深远高尚的用意，即让鲁迅思想撒入更多青年的心中。当时也是上海暨南大学学生的周一萍回忆说：“郑振铎同志把我找去，要求我们通过学协的渠道，在进步学生中征求预订。这样，既能解决编辑出版的经费问题，又能使这些著作在‘孤岛’上广为流传，使广大青年从中吸取营养，起到宣传和教育的作用。”

　　郑振铎“不仅在暨大师生中组织预订，还为远在重庆的圣陶等友人代订了好几部”。这个信息在叶当时的文字中得到了印证。叶1938年5月31日在给“诸翁”（指叶圣陶在开明书店工作时的同事们）的信里说：“鲁翁全集已由铎兄代约，甚喜。”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战时交通时断时续，郑振铎帮叶圣陶代订的这一套书直到1939年3月才由上海辗转到达重庆。3月11日，叶圣陶给留在上海的开明书店老同事徐调孚写信，说：“告兄一可喜事，广州寄出之鲁翁全集七册居然到矣。计其在中途时日，历半年有余。邮局总算负责，深可感谢。川中有是集者殆不甚多，而弟书架上居然有之，足以自豪。”

　　由于郑振铎手里拿着大量预约券，再加上他是社会名流，很容易引起国民党特务或日本宪兵的注意，这不得不让朋友们担心他的安全。于是，像方光焘这样的同事朋友就主动分担他的危险，从他那里匀出一些预约券，放到自己手里。吴岩在回忆文章中转述方光焘当时的话说：“振铎是个热心人，办事气魄大，可多少有点粗心大意。要知树大招风；预约券都集中在他那儿可不好。所以我就揽了一部分过来。”

　　总之，郑振铎冒着一定的危险，做了大量广泛的预约工作，集腋成裘，帮助找到了不少的出版资金，使得全集最后能够顺利出版。

结论

　　正是因为郑振铎集稿、标点、编辑、出版和发行等诸多环节几乎全程深度参与《鲁迅全集》的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所以，全集问世之后，他无比自豪而兴奋地说：“居然，这皇皇廿巨册的《鲁迅全集》，像奇迹似的，在上海，在敌伪环伺侦察之下，完成出版的工作了！”

　　（作者原名徐伟锋，诗人、学者、翻译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