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接着发动全面内战，进攻解放区，并在上海等地布置黑名单，迫害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一九四七年十月又悍然下令解散中国民主同盟，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各民主党派、进步团体被迫转入地下，继续斗争。

　　当时上海各界民主人士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为了交流情况，研究形势，统一认识，开展工作，纷纷以聚餐会形式进行集会。我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秘书处副主任（兼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组主任），并奉命跨党兼民盟上海市组织委员（沙千里任主委）、民革上海市某支部委员（王葆真任主任），因而有机会参加了好几个聚餐会。现简记大通别墅聚餐会点滴情况如下。

　　大通别墅是当时工商界人士包达三住宅所在地，坐落旧法租界赵主教路（现五原路），比较僻静。这个聚餐会何时开始已记不清，大概在一九四六年六二三大游行各界代表赴南京请愿以前。聚餐会固定每周在一个中午（星期几记忆不清）举行一次，每次圆桌一席，由包达三主办。经常到会者有：陈叔通、马寅初、马叙伦、盛丕华、张䌹伯、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沈子槎、邱文奎等十一人，有时临时约人参加，但不超过圆桌席位。聚餐会经费由工商界人士筹付，经办者为沈子槎、邱文奎两人，对外则用包达三名义发请柬。餐厅不大，布置整洁，菜肴简朴精美，出自包达三夫人及厨师之手。

　　我先后参加过三次，是王绍鏊、盛丕华、张䌹伯、沈子槎、邱文奎邀约的。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下旬某日，为了反对国民党破坏旧政协决议，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研究如何联合各方面发表声明向国内外呼吁。会上，大家态度坚决，意见一致，决定与以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密切配合。会后由各民主党派、进步团体负责人公开发表声明，并由王纪华同志负责，于一九四七年元旦，在上海各进步报纸上报道了联合声明的消息，对国际宣传、招待外国记者则由留美前辈张䌹伯起草、翻译。记得一九四六年农历除夕晚上，曾有个别民主党派负责人要撤回反伪宪声明，经过中共地下党同志说服教育，才没有造成分裂。当时王绍鏊奔走最力，甚至痛哭力争，保持了团结。原来我手头存有当时会议记录，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人劫去。

　　一九四八年一月，毛泽东同志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党刊《群众》杂志上发表，大家秘密学习。当时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更加尖锐激烈。这月二十日，大通别墅聚餐会不顾白色恐怖，照常举行，临时还邀请了潘朗、孙运仁（均为中共地下党员）、叶笃义（民盟）和我列席，一张圆桌坐得肩磨臂接，甚为拥护。讨论内容主要是：民革已在香港正式成立，李济深为主席，民盟在香港以沈钧儒为首建立领导机构，民建、民进的章乃器、孙起孟、马叙伦、王绍鏊等也在香港，上海民主党派应如何响应，如何与香港联系。这次讨论，非常热烈，主要谈了协助民盟、民建推动上层人物早日去香港，并指定人员经常与香港方面加强联系。不久，民建方面先由王纪华去港，四月中旬，王纪华回上海，又派盛康年去港。四月十八日，在红棉酒家聚餐，欢迎王纪华回上海并为盛康年饯行，参加者有黄炎培、施复亮、盛丕华等，我也应邀参加。会上对今后行动曾有争论，最后由施复亮提出两点意见，由盛康年带港。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以前，王绍鏊等曾从香港来信给我，要我去香港汇报上海情况，并为他们带点衣物去，我取得中共地下党同志同意，于五月一日乘永生轮离上海，船小颠簸，航行四日，始抵香港。

　　抵港后，借住在王绍鏊的寄寓（千家驹宅）。随即分谒沈钧儒（当时化名湘公）、马夷老（叙伦）及沙千里、何惧、孙起孟、章乃器、黄洛峰、祝公健、宋云彬、严希纯、王健等，汇报上海情况，并慰问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时住在沈钧儒寓，协助工作并照顾沈老生活）。大家一致意见，应立即发表宣言，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并希望上海方面一致行动，嘱我立即回上海。行前由中共在港的华岗同志约见于香港金龙台三号三楼，提出党的意见，要我回上海向各民主党派有关人士传达。

　　五月二十三日，我回到上海。除分别汇报外，六月一日又在大通别墅聚餐会上汇报了香港的情况和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上海环境虽然险恶，仍应采取各种方式，对中共五一号召表明态度，开展工作。记得席上许广平同志的发言鲜明中肯，陈叔通、张䌹伯两位老人拍案赞许，可惜具体内容已记忆不清。席上还商定分头去联系各民主党派、进步团体在沪负责人罗隆基等，请他们表示态度。

　　当时上海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基本上都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团体成员，王绍鏊为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该会有几位负责人手抄的章程、记录、文件等曾嘱我保管，一直保存到一九六六年九月，被抄家而去，至今尚未找到，文物浩劫，实堪痛惜。

　　近阅金学成同志所撰《解放前夕的工商界叙餐会》一文，启发了我的回忆，那时我还未认识金学成同志，因为我是由香港地下党华岗同志直接派人领导。我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和我岳家开设的米店、烟纸店店员的身份为掩护，在地下党及时指示通知下，幸免于难。金文中提到一九四六年六二三上海十万人欢送赴南京请愿代表，据我回忆，马寅初先生和罗叔章大姐不是代表。又黄炎培先生到香港的日期，据我回忆查对，他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与夫人姚维钧在上海地下党保护下，用王艮仲的汽车送至吴淞口乘轮秘密到香港，三月十四日由香港至天津，三月二十五日到达北京，黄先生自撰《八十年来》曾亲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