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京局与“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始末
“六二三”运动即上海人民和平请愿运动。1946年6月，“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发动群众（编者注：民进、民建等都参与了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请愿活动），推选马叙伦等11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23日代表团赴南京向当局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上海数万名群众为请愿代表团举行了欢送仪式并开展了“反内战、争和平”的游行运动，当请愿代表团一行十余人抵达南京下关时，却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这次运动中，中共中央南京局开展了全方位的统战工作，对上海各界人士进行团结教育，建立了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争取了国统区最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共的认同与支持，这就是“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的概况。
一、领导“六二三”运动的中共组织机构
“六二三”运动不是自发形成的，中共在这次运动中顺应民意并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中共中央南京局是“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的领导机构，在南京局指示下，上海工委和上海地方党组织具体落实相关组织工作。从组织体系看，南京局和上海工委具有直接隶属关系，而上海地方党组织属于另一系统，但在这次运动中，上海地方党组织接受了南京局领导人周恩来的指示，与上海工委相互配合，共同组织开展请愿运动的相关工作。
（一）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中央南京局是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1946年5月在南京建立起来的秘密代表机关。根据中央指示，其公开身份是中共代表团（驻地在南京梅园新村），主要延续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时期的任务，即与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但是作为秘密机构的中共中央南京局，其主要任务是“统一领导谈判斗争、统战工作和秘密党的工作”。南京局和中共代表团有密切联系，作为总部的南京局与中共代表团实际上是一套机构，但在工作范围以及组织架构上，南京局远超过中共代表团，后者实际上从属于前者。从南京局建立至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成员被迫撤离返回延安，虽然存在时间只有10个月，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对于凝聚国际国内人心、促进第二条战线形成并最终取得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秘密机构的南京局拥有庞大的组织。一方面，中共中央南京局机关内部建立了多个主要面向统战工作的机构。如地下工作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党派组等。其中党派组和群众工作委员会，对民主党派、社会贤达、青年学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党派组由齐燕铭为组长，宋岱（宋黎）为副组长。群众委员会由邓颖超具体负责，下设的青年组先后由刘光、朱语今负责，“南京局的青年组设在上海，但领导关系属南京局”。南京局相关机构的设立，从组织、宣传、经费等方面有效保障了对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体开展统战工作。另一方面，作为秘密机关的南京局，主要还管辖上海工委、四川省委、湖南省工委、广东区党委、港粤工委、武汉党组织、平津部分党组织以及统一战线关系中的党员。
（二）上海工委。 在“六二三”运动中，隶属于南京局的上海工委具体领导了“六二三”运动的统战工作。之所以在上海设立南京局分支机构，一方面由于上海是中共统战对象集中地。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许多政界要人、民主人士以及各界知名人士都汇集在上海，或者经常往来于南京与上海之间。另一方面，南京局在上海设立下属机构，也有助于南京局在领导统战、谈判以及党的秘密工作时有缓冲回旋余地。上海工委作为南京局在上海的下属机构，对外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对内称为中共上海工委，在南京局领导下开展工作。华岗担任中共上海工委书记，统一领导上海工委的统战工作以及部分秘密工作。在南京局领导开展“六二三”统战工作期间，上海工委工作环境艰苦，因国民党刻意阻挠中共代表团在上海的活动，没有划拨房屋，也不同意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公开挂牌，但上海工委的统战工作实际已全面开展。上海工委设立了工运组、妇女组、青年组、文化组、经济组等，在对工人、青年、妇女、文化界以及经济界人士的统战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工委平时开会比较少，一般在周恩来到上海之后临时召集开会。但和南京局总部保持经常性联系，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提供的有关信息能够作为南京局的决策参考。上海工委主要讨论的议题大多围绕时局展开，分析各党派、各团体的动态，针对各党派、各团体以及上海群众的统战工作，提出应该采取的对策。
（三）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在对“六二三”运动实施的统战工作中，上海地方党组织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该组织是在抗战胜利前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的，最初由刘长胜担任书记，张执一、张承宗等人担任委员。1946年2月，中共中央派刘晓回到上海全面负责上海党的工作，刘长胜协助，进一步开展中共在上海的相关工作。在工作过程中，遵照革命时期中共组织系统的规定并出于安全考虑，上海工委和上海地方党组织之间一般不发生横向联系，但是在工作上，两个组织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这一点在后来中共中央给上海分局的指示中也可得以印证。中共中央指出：“南京局对上海分局有意见时，经过中央给以指示。”作为南京局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会给上海地方党组织以及党的其他秘密组织下达指示，当时潘汉年和刘少文“有时在夜间到马思南路107号向恩来同志请示工作”，而“刘晓、刘长胜与潘汉年之间也建立有定期与不定期的联络点”。他们成为沟通上海工委和地方党组织之间的联络人。可以看出，尽管组织系统相互独立，但是涉及具体工作时，周恩来会统筹指示，以实现各系统内的协调配合。
关于南京局、上海工委以及上海地方党组织在“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的关系问题，时任南京局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的童小鹏曾明确指出：“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就是上海工委和上海地下党根据南京局的指示联合发动的。”
二、中共中央南京局在“六二三”运动中的统战工作
中共中央南京局的统战工作贯穿于“六二三”运动的全过程。首先通过统战工作促成建立学生与群众团体，为推选代表团成员提供了组织准备。在酝酿请愿运动过程中，南京局对代表团成员以及社会民众开展统战，坚定了代表团成员的请愿决心，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呼吁和平的诉求。在请愿运动开始后，南京局始终与代表团、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从民主、道义、情感等层面坚定支持请愿并关心受伤代表，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一）以统战工作促成建立学生和群众团体。 组建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是“六二三”运动的重要环节，学界一般认为，请愿代表团是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选出来的。事实上，该说法不太准确，选举出的代表团成员共11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选出来的是9位，而2名学生代表则从“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中推选产生。（编者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选出的9人是正式代表）刘晓在回忆中指出，“通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发动群众推选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因此，代表团应是由“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动群众推选组成的。该过程中，南京局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基于中共上海市委做的前期工作，推动了两个组织的建立，二是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理念，实现了对社会各阶层、各党派的统战，为最终促成“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一，建立“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是在相关学生团体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在中共领导下，1946年1月下旬，由约大、之江、东吴、沪江等大学以及省上中、建承、储能等20余所中学的学生组织发起，成立了以开展助学运动为主要内容的“上海市学生助学联合会”（简称“助学联”），不久，近百所学校参加了“助学联”。在中共上海学委领导下，这些学校的中共支部对学生、群众开展统一战线，例如为困难学生组织开展义卖助学活动团结同学。中共上海学委依托“助学联”，召开了上海市近百所大中学校学生团体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了“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学团联”）。“学团联”成立后，各校中共党支部以组织群众活动为依托开展统战工作，使“学团联”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共中央南京局建立后，对推动成立“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起了重要作用。作为南京局分支机构的上海工委多次联系地方党组织，要求上海方面要全力动员群众，在各党各派、爱国民主人士、青年学生等群体中进一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此前，周恩来已指派中央青委负责人冯文彬秘密对上海的学生运动进行考察，冯的到来，使中共对学生的统战工作开始发生转变，即开始“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把尊师庆功同宣传反对内战结合起来”，广泛争取青年学生。由此，学生团体进入“学团联”部署的和平请愿准备工作阶段。在南京局的领导下，6月19日正式成立了由120多所学校参加的“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这就为推选和平请愿代表团学生代表完成了组织准备。
第二，建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选请愿团成员的另一个团体——“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是在南京局领导人周恩来直接指挥下建立起来的。南京局认为，如能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作为重点，把广泛的社会力量团结与联合起来，则有可能对蒋政府掀起民主运动巨潮。因此，“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参与下，党对文化界、工商界等各方面的上层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广泛的统战工作”。南京局派罗叔章到上海协助地方党组织工作，在潘汉年、张执一介绍下，罗叔章协助上海地方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刘晓开展统战工作。刘晓当时公开身份为上海关勒铭金笔厂董事（编者注：此厂由中共地下党出资接手，民进常务理事陈巳生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掩护了刘晓等地下党员），利用该身份，他在各社会阶层中揭露国民党内战、卖国与独裁政策。最终在中共推动下，在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下，联合各党派及民主人士、工会、学生团体、妇女团体等53个单位，“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于1946年5月5日成立。该团体“成为上海人民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选举产生了马叙伦、沙千里、胡厥文等29位理事（编者注：人团联的29名理事中10人是民进会员，9名常务理事中4人是民进会员）。
总之，在“六二三”运动之前，南京局和上海的中共组织相互配合，在学生中建立的“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大大发展了上海学生中的统一战线，实现了学生、工人以及社会各阶层知名人士的大联合，扩大了社会基础与政治影响力。“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建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发起上海各界知名人士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以及中共代表团，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进一步巩固了上海各界反美、反蒋的广泛统一战线。因此，南京局在“六二三”运动前夕不仅通过统战工作引导建立了学生和群众组织团体，还通过统战工作奠定了群众基础。
（二）在酝酿请愿运动过程中的统战工作。上述两个团体建立之后，酝酿请愿运动工作开始启动。赴南京请愿的想法最初是由南京局提出来并讨论实施的。1946年6月初，在南京局下属机构上海工委会议上，工委书记华岗提出关于推选上海代表赴南京请愿的想法，经大家讨论，会议决定同意华岗的建议，利用当时民众反对美蒋情绪高涨的契机，由上海人民选派代表团赴南京开展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请愿运动。南京局提出请愿运动这一想法后，接着就如何扩大请愿影响力以及取得实效进行研究。南京局认为，在组织方式上“单靠上层人物声势不可能大，只有同广大群众基础的上海地方党结合起来，才能奏效”。会后，上海工委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并转达南京局的指示。上海地方党组织得到指示后，一方面积极推动请愿团代表的推举工作，另一方面，落实部署广大群众在欢送代表团后的游行示威工作。在推动请愿团代表举荐工作中，他们结合南京局要求，根据中央“不要提过左的口号和行动的指示”，通过已经建立起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发动上海群众推选代表赴南京请愿，推选出了11名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分别是：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胡厥文、包达三、张䌹伯、阎宝航（中共党员）、雷洁琼、吴耀宗、陈震中、陈立复，其中二陈是学生代表。马叙伦担任团长，胡子婴为秘书长，罗叔章为秘书。请愿团的组成人员都是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在社会上具有很大的号召力，请愿代表团的成功推选与南京局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
为了进一步做好请愿团代表的思想工作，上海工委和上海地方党组织分头深入动员。周恩来亲自对第三方面上层人物做工作，他和华岗负责联络马叙伦，对当前国内形势、美蒋真实意图进行深入交流，使马叙伦进一步认识请愿的必要性和诉求。他们还请马叙伦与工商界、文化界选出的代表进行商谈，坚定代表团成员的信心。时任南京局地下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6月19日“在上海邀请马叙伦、林汉达、郭沫若晤谈，商讨制止内战，进一步推动爱国民主运动问题”。时任南京局地下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的李维汉等人通过参加上海工商界定期组织的双周聚餐会，与中间人士座谈形势，探讨关于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等民主人士密切关心的政治问题，及时向他们传达中共方针，使中间人士接受、认同中共政策。许涤新长期和上海工商界上层人物有交往，他“则负责同盛丕华、蒉延芳、张䌹伯和包达三等人商谈”。刘晓也参与了对蒉延芳、张䌹伯、包达三等人的统战工作，且效果比较明显。例如，起初蒉延芳已有些动摇，自认为不够格作为代表去南京，经过刘晓再三做思想工作，蒉延芳同意作为代表赴南京请愿。代表团11人在中共方面细致的统战工作下，最终没有一人退出请愿运动。
组织好游行示威运动，是“六二三”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南京局统战工作的又一重要环节。在周恩来及董必武的指示下，游行前夕，上海地方党组织开展了反内战的群众运动。学生方面，刘晓和张承宗向上海学委张本、吴学谦、陈一鸣传达了周恩来及中央的精神，“要求在游行中以学生起带头的组织和公开的指挥作用”。陈一鸣作为“学团联”党团负责人，让“学团联”党团书记黄振声联系各界与学校，组织学生总纠察与游行队伍，号召全市学生开展反对内战的签名活动。群众方面，刘长胜让工委、教委、职委等方面负责人发动群众欢送代表并参加示威游行，广大工人、妇女群体也被广泛动员起来，49家工厂成立了沪西工人反内战民主促进会，妇女界约3万人联名上书蒋介石，呼吁停战，这些大规模群众运动是和平请愿运动的预热。组织游行示威工作方面，安排游行队伍总指挥由法商水电业工会的杨金根、上海学联的缪庞、上海酒菜业工会的甘田这3人负责。由此可见，“召开大会欢送代表赴南京请愿的‘和平运动’，就是上海工委和地下党共同商定，统一布置的”。
可以看出，在酝酿请愿运动的过程中，南京局主要对请愿代表团及游行队伍开展了统战工作，其主要贡献有两方面：第一，推动学生和群众组织推举代表团名单，通过深入细致工作，稳定了代表团成员的思想，坚定了他们赴南京请愿的决心；第二，面向社会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学生、工人及其他社会各界群众呼吁和平的热情，扩大了欢送代表团赴京的游行队伍社会影响力，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一道积极争取和平的心愿。
（三）在请愿过程中及善后开展统战工作。经严密部署与广泛动员，6月23日，声势浩大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运动正式展开。在南京局集中统一指挥下，“张执一在党内担任欢送和平请愿团和游行示威的秘密总指挥。由张执一、张承宗同志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并在各界设立了中共的联络员以更好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游行示威。上海地方党组织方面的领导人刘晓、刘长胜以及张祺、陆志仁、张本、吴学谦等和中央青委冯文彬都抵达现场。
在中共组织下，5万余名群众代表在北火车站广场召开欢送大会（编者注：实际到会群众远超5万人）。大会上，王绍鏊、陶行知、陈立复、陈震中以及吴晗分别讲话（编者注：王绍鏊是民进常务理事，民进会员雷洁琼和林汉达也登台演讲），“他们呼吁当局减少军费开支，增加教育经费，并表示赴京请愿不达反内战的目的决不罢休”，指出“谁敢再打内战，一定被人民唾弃”。欢送会通过了四项决议：一是成立全国争取和平联合会，二是坚持以人民为力量后盾，提出请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三是表达请愿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四是通电美国政府，希望其不要干预中国内战以助长中国内战。在南京局的组织策划下，欢送活动巩固和团结了反蒋独裁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阵营。
请愿代表团离开上海赴南京后，欢送队伍的5万多群众高呼口号，进入上海市内开展大游行，有青年学生、有工人，“浩浩荡荡的列阵，向浙江路前进，经南京东路折向江西路市府，再由中正东路向西至大世界，穿林森东路达复兴公园”。沿途的宣传队高呼口号，高唱反内战歌曲，散发《上海市欢送为呼吁和平入京代表宣言》《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为拯救国家危机呼吁和平宣言》等，大批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扩大了反内战、求和平的统一战线阵营。
与此同时，请愿团（编者注：团长马叙伦、团员雷洁琼都是民进会员）向南京进发，当代表们抵达下关火车站时，却遭到国民党特务围殴，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等被打成重伤，民盟派来接站人员叶笃义以及《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晚报》记者浦熙修也被打成重伤，该事件即“下关惨案”。获悉后，南京局外事委员会王炳南奔赴下关，看到代表团被围殴的现场后，中共向国民党方面孙科等人以及美国方面马歇尔呼吁制止暴力后，“当局才派宪兵到出事现场进行所谓的‘维持秩序’”，在宪兵“护送”下伤者被送到中央医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等深夜赶往中央医院，看望慰问被打伤的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等人。周恩来安慰马叙伦等人指出：“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当听说代表团成员还未吃饭，周恩来又派人为他们买来牛奶、饼干，细微之处尽显中共对民主人士关怀，南京局以真诚情感促统战。
6月24日，周恩来就下关惨案继续为请愿代表团发声，他向马歇尔、徐永昌、俞大维提出严正抗议并且要求他们惩办祸首。25日，周恩来与董必武邀请部分上海和平请愿的代表，向他们介绍请愿运动前后中共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情况，表达中共和广大群众诉求是一致的。29日，南京局专门致函请愿代表，对他们的英勇行为进行褒扬，指出代表团“奔走和平，莅京请愿，不顾特务暴徒之威吓殴辱，坚持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至诚至勇，曷胜感佩”。在表达对他们的敬佩同时，希望代表团回到上海之后，与上海人民继续为和平而奋斗，并寄语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希望他们“发扬‘五四’以来中国学生光荣的传统，为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此外，南京局对上海工委作出指示，在代表团成员返沪之后要派人对参加南京请愿的盛丕华、蒉延芳、张䌹伯、包达三人进行慰问。上海地方党组织发动各界群众慰问受伤代表，并以讲演会、文艺晨会、文艺交谊会等形式，“请民主人士讲演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
南京局在请愿过程及善后的统战工作是全方位的，充分的前期统战工作进一步增强了广大群众在游行示威活动中对和平的渴望，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希望谋求民主与和平的。而南京局在“下关惨案”后的统战工作，使中间人士认识到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得人民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的可能性不大，如若爆发内战责任必在于国民党。对此，他们“更加理解反对内战之必要，更加理解中国前途是寄托在中共身上”。雷洁琼指出：“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的争民主要和平运动，一定会蓬勃发展，势不可挡。”
三、中共中央南京局在“六二三”运动中的统战工作评析
在中共中央“六二三”运动背后，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京局对上海民众和各团体开展的多方面的统战工作。南京局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以统战工作争取了最大多数的民心，并形成了以下统战特点。
（一）统战工作坚持上下一盘棋的思路。第一，南京局的统战工作全面执行中共中央的要求。抗战胜利之后中共中央对时局作出新的判断与应对策略，1946年3月，中共中央对各中央局以及分局发出指示，要求“切实具体地开展统战工作，以分化与争取顽军，反对内战阴谋为主要目标”。5月15日，中央电告周恩来：“在一切大城市中，除发展群众工作外，应用极大力量争取各部分中间派及国民党中间派。”南京局建立之后，按照中央指示，把统一战线工作明确作为南京局重要任务，建立面向不同统战对象的部门以加强对统战工作领导。中共中央也在关注“六二三”运动的事态发展，“下关惨案”发生之后，毛泽东和朱德向代表团致慰问电，指出：“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民主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第二，在组织开展“六二三”运动的统战工作中，南京局及时做好对中央的请示报告工作。“六二三”运动前夕的6月21日，周恩来专门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代表的基本情况及其政治态度倾向，指出代表团成员是经上海工委以及上海地方党组织通过相关团体推选出来的，请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呼吁和平、制止内战，南京局的请示报告让中央及时了解动态以适时作出指示。第三，在落实“六二三”运动的统战工作时，南京局始终发挥了领导作用，其下属机构能够及时向南京局进行请示汇报或保持沟通交流。例如，请愿运动的设想是由上海工委提议，向南京局领导人汇报并征得周恩来同意后开展的。开展过程中，南京局统一对上海工委以及上海地方党组织发出指示，上海工委以及上海地方党组织相互配合，开展了对中间人士、青年学生、上海各界群众等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上海工委在运动开展前后及时向南京局汇报进展。“下关惨案”发生后，上海工委特地派许涤新前往南京局所在地梅园新村向周恩来、董必武汇报上海情况，听取南京局对上海统战工作的指示。
南京局作为中共派驻的秘密代表机关，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既要相对隐蔽同时还要注重实效，这就必须坚持上下一盘棋的思路，做到上下联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严密的组织纪律性。
（二）注重与中间人士保持良好关系。为了做好中间人士的统战工作，上海工委经常与他们开展多种形式活动以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宴请民主人士以增进交流。5月8日，南京局宣传部负责人之一的陆定一来到上海，在来喜饭店宴请黄炎培、马叙伦、沙千里、郭沫若、许广平、梁漱溟以及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等人，邀请中间人士访问解放区。以文化交流促进联系也是主要方式，夏衍、冯乃超是南京局上海工委委员，曾经都是“左联”的骨干，5月23日，他们以文化人的身份在上海红棉酒家参加平剧改进座谈会，这样的活动无形之中使中共加强了与上海文化界的联系。此外，南京局成员主动参加第三方面的聚会。叙餐会是工商界上层集会的一种形式。上海工委工作人员常通过私人关系，积极参加叙餐会，以增加与上层人士的情感，借以交流情况，交换意见，统一他们的思想认识。
南京局之所以能够和中间人士建立良好的关系，最主要是因为双方都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在参加旧政协、国共谈判过程中，中间人士切实感受到中共是以上政治价值的真正践行者，无形之中增加了统战工作的亲和力，而国民党方面显然是做不到的。
（三）坚持公开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统战原则。这次统战工作中，南京局始终坚持了公开与秘密严格分开的统战原则，但两条线也保持密切配合，刘晓回忆指出：“‘六二三’运动能获得成功……由于上海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地下党共同配合、协作，统一部署。”
一方面，为了隐蔽，上海工委与上海地方党组织的统战工作严格分开。上海工委工作人员有时候能够利用合法身份对各界上层人士开展工作，而上海地方党组织完全以秘密的方式开展工作。这个过程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京局领导人以极其谨慎的态度开展统战工作。例如，在许涤新赴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上海社会各界在获悉“下关惨案”后的反应之后，南京局对上海工委作出指示，要求组织此次统战工作的上海地方党组织注意安全，如已经暴露身份的要及时转移撤离，从而保存统战工作力量。因此，上海工委“同地下党只有工作的配合，不发生组织关系”。另一方面，二者又密切配合。上海工委工作对象主要是社会上层，而上海地方党组织对象主要是基层群众，“根据当时广大群众希望和平、反对内战的思想状况，我们提出地下党的工作要扎扎实实地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两个系统相互配合，有时工作对象也存在交集，比如地方组织刘晓等人也对上层人士蒉延芳、包达三等进行统战，而上海工委的“青委”和“经委”也在一定程度上做群众的统战工作，因此，两个系统开展的统战一直保持了密切的配合。
综上所述，在南京局的领导下，“六二三”运动中形成的呼吁民主与和平的巨大声势，实际上宣告了国统区民心大规模变动的开始。李维汉指出：“这次上海和平请愿运动和‘下关惨案’，是大革命以来上海的乃至全国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影响极大，深刻地教育了广大人民。”周恩来这年9月致电中央的信中指出，在和上海的中间人士接触后，“深感一般政治认识大有进步。在蒋美实际教育下，多能认破蒋政权之无望及美帝国主义之实质”。而且反美情绪也在民众之中激增，“一年来，美军在沪之横行及美货之充斥，不满美之情绪遍于民间……对美斗争虽曲折复杂，但已不如过去想象之难”。之所以在上海社会各界对美蒋认识发生大转变，南京局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六二三”运动作为民心大规模变动的起点，再以1946年冬发生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为承接，至1947年五二〇运动的发生，国统区人心变动已经从上海逐渐席卷至全国，毛泽东所说的“第二条战线”悄然形成，最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在人心向背问题上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根本性逆转，而民心所向则胜之所往。
（本文作者系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共中央南京局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