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与周建人的亲戚关系渊源于周夫人王蕴如和我母亲王絮才是姑妈与内侄女的关系。1938年至1948年十一个年头，两家同住在上海福煦路（现延安中路）四明邨一套公寓房内。该房共三楼，南面正房，北面亭子间，中间是盘旋式的楼梯。我家住一二楼及二三楼的亭子间，他家住三楼正屋。排辈分，论称呼，我该称周建人为姑丈，夫人应叫姑婆。但不知什么道理，我家老老少少都把周建人叫“外公”，夫人叫小爷爷，有时也称“外婆”（为了叙述方便，文内周建人称“建老”，夫人称“外婆”）。

　　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与建老是叔嫂关系，住霞飞路霞飞坊（现淮海中路），几乎每星期都要来一次。我们（包括金、周两家）称她为“妈妈”，把周海婴称“小爷叔”。这种奇特的称呼一直延续到后来。

　　许广平到来总要带些自制的广式点心，我们几个小孩每次都能分食到足以解馋的广式点心。因此很喜欢她来，有时甚至盼望她来。

　　由于年龄差距，周海婴不会与我们一起玩，我五叔与他同庚，他们俩结伴玩高级的，拿相机拍照，玩航模。航模有简单的手掷式，还有能“飞”的，螺旋桨带着橡皮筋，先绞好产生预应力，手提着向前一掷，橡皮筋带动螺旋桨飞行，掷得近还好，掷远了飞一段路往往“倒栽葱”，飞机模型就解体了。

　　1938至1948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我母亲、外婆和我的二祖母三人经历过“轧户口米”（日伪时期买配给粮），去外滩用金圆券换“银洋钱”，去四川北路地摊上购买日军战败后仓库里的军用生活品和美国军舰带来的剩余物资（军用品），以罐头食品为多，价钱便宜。买回来后，两家老小都可“开洋荤”。

　　建老喜欢在“无线电”里收听滑稽的独角戏，尤其钟爱姚慕双、周柏春演播的。傍晚，一边咪着酒，一边欣赏演播的滑稽独角戏，听到引人入胜时会发出爽朗的哈哈大笑。每到此时，我们在一楼客厅里的人会自动集队上楼共享这欢乐时刻。他操着浓重的绍兴土话，夹杂着北方语言的腔调（被称为“标准”的“绍兴官话”）给我们讲农村里的一些事情，有时还会讲一些“大头天话”，引得哄堂大笑，此时往往被外婆“斥”为“不入调”。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是“外公做寿”。1948年一天傍晚，建老要“做寿”宴请宾客。按上海大户人家的派头，除了在大饭店里摆酒宴外，也会请这些大饭店的厨师外出服务。那天我家后门弄堂里摆开了场面，两只炉子烧的是木炭，不时爆出闪烁的火星，旁边桌上摆着菜肴的半成品，经爆、炒、炸、蒸，一盘盘大菜递进客厅筵席桌上。客厅里摆着两桌酒席，但人却坐得满满的，远不止二十人。宾客中都是些平时从来未见的“朋友”，除了我们几个孩子外，没有亲戚，连许广平都没有到场。宾客的脸上只能用“肃穆”来描述。寿宴的那种热闹场面也不见。寿宴开始时，我们几个孩子向寿星敬酒，总算有了热烈的气氛，过不了几分钟，“酒精”已经把我们送到了房间的床上，进入梦乡。他们开始了“正宴”。这场“寿宴”充满着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会面才解开了谜底。

　　寿宴后，外婆与母亲又在张罗着他们去绍兴旅游的安排。这次旅游与我家有直接的密切的关联，也充满着悬念和谜，还有待于以后解开。

　　许广平有一篇文章《第一次到了鲁迅的故乡——绍兴行》（收录在《许广平文集》第一卷第361页）。文章的第一部分“从上海到绍兴”具体记载了这一段经历，为了说明问题，本文现节选予以转载：

　　一、从上海到绍兴

　　当春的气息沉浸到人间的时候，多年郁积迟滞的心情也想设法洗去，人们因而要找一个可以游散同时也不是太无聊赖的旅行，越是心头沉滞则疏散的心情越迫切，因此我们也动了游兴，选择了到绍兴去。

　　同伴去的一共有七个人，四个男女青年和我对绍兴算是生疏，桢妹是那里读过书的，建先生有三十年的故乡久别了，幸而还有一位金君是当地非常老到的领导者，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旅游很顺当。再值得感谢的就是一位亲戚在那里经商，给我们居住照料的便利，虽然做客，却没有尝到旅舍的叫嚣和许多不方便，简直可以说非常合于理想的旅游，甚至比在家里还快乐呢，从我们虽然白天走许多路，爬山，没有多大休息，但一到夜里获得充分睡眠，第二天又精神百倍地走路，就足以证明了。

　　这里先要把几个人物作一下介绍。

　　“同伴的四个男女青年”是周海婴、建老的三个女儿，周晔、周瑾和周蕖。“桢妹”是周夫人王蕴如。

　　“还有一位金君”是我五叔金曹永，与海婴同庚，玩照相，航模者。现年90，健在。

　　“还有一位经商的亲戚”是我的父亲，金宝泰。1972年在台湾病故。他在上海开“久兴茶叶公司”，绍兴有一个集收购、加工、包装、外销港澳的分公司。在我母亲的安排下，父亲回避到杭州来办事，再腾出几个高级职员的住所让他们住宿，特地请公司里的工友、厨师为他们几人料理一日三餐，烧开水，准备洗澡水等，服侍得妥妥帖帖，这才获得许广平给予的很高评价。

　　母亲这样的安排，目的是尽量避开他们与社会的接触，“安全”有了保障。

　　他们回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准备往北“旅游”。此时，母亲除了送上旅途所需的茶食糕点外，特地送上了六卷“带子”，这是民间用来束裤腰的带子，有兰白花纹相间的，也有棉绸质地皂白色的，全是母亲在家乡时亲手织的，有几卷还是陪嫁物呢！送“带子”又是一个谜。

　　几乎在这年的同时，父亲为母亲和孩子在杭州买了套“小洋房”，上海的房子由叔父和表哥住着，其余的都迁到杭州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会面是1951年4月，也就是建老为了筹建民进杭州市小组而来。他们住在西湖边大华饭店，一见面的亲热劲是难以用文字表达。这次会面解开了上文所提到的许多“谜”。

　　“做寿”实际上是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党中央决定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派代表来动员和部署民主人士怎样去解放区，这位代表就是冯雪峰。“寿宴”的地点是外婆与母亲安排的，对外称是我家办寿宴。一个商人家举行寿宴，不会特别显眼，因此那天没有什么动静。

　　去绍兴旅游，生活上的安排也是外婆和母亲策划和实施的。不在旅社住宿，不去饭店吃饭都是为了“安全”。

　　去绍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探明情况”，一句成语叫“南辕北辙”，他们是“北辕南辙”，整个旅程没有引起麻烦，紧接着就按“寿宴”的安排分批北上解放区。建老与许广平是不同批次，不同线路北上的。

　　往北起初坐火车，过了长江只好换交通工具，走农村大道了。进入山东境内，每天的出发地、目的地都说不上来，只好随车前进，一家人心里总是悬着，因为与他们同去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校级军官，直到河北保定才知道其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还有一个实际困难，交通工具是橡胶轮胎的北方大板车，两旁是矮矮的木头车帮，行李放到车板上，人坐在行李上，路况差，车子颠簸抓不住车帮还会掉下车去。在这样艰难的行进中外婆突然想起我母亲送给她的六卷带子，连忙停车用带子把行李与车身像五花大绑似的捆得严严实实，使每个人在行进过程中有处“抓手”。

　　到此时，外婆反问我母亲，“你怎么会想到送我六卷带子？”

　　我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预见性。她“幼承庭训”，我自己的外公常告诫她：“出门出户，宁可带根绳，不可带个人，多带个人，可能会形成累赘，带根绳，要紧要慢可派上用场。”至于六卷，完全是取意“六六大顺”，是个吉利数字。这六卷不起眼的带子这时却起了意想不到的奇特的作用。

　　民主党派人士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国统区秘密前往解放区参加新的全国政协会议，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好了准备。建老在新成立的政务院中担任了出版总署副署长，后来到杭州任浙江省省长，最后的职务是国家级领导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回忆起历史的往事，“做寿”、“绍兴行”、“送带子”，我母亲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项工作，客观上起了点作用，在此我作一个评价：

　　淮海战役，六十万解放大军参加了战斗，有一百万民工支援，母亲的工作好比百万民工中起“推独轮车”的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64周年的前夕，回忆并记录这段往事，是在对“历史背后的历史”的补充，我感到十分欣慰。

　　（作者于1987年加入民进，系杭州拱墅区教育局教研室退休，小教高级，原杭州民进直属联合支部主任，政协杭州市第五、六届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