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解放，至诚果然就来信了，说是紧跟着先头部队过的江。蒋匪军逃得真快，连夜不停地追也没追上，绕到了松江才把他们截在上海了。现在驻在松江城东的一个军营里，单位叫松江文工团，进不进上海得听候上级的命令。我想他不能来，我去看他总是可以的。开明的几位年轻旧同事本来跟他要好，同我乘火车一起去了松江。文工团原来是部队编制，生活穿着都跟士兵一个样。战士家里来了人，团长、指导员都热情招待。这样的场面，如今在电视屏幕上看得有点儿熟汤气了，可是在那时，我握着的真个是火热的手，接过的茶缸里真个是新泡的茶。听他们笑着说着：过了江一直走了两天两夜，一边走一边打瞌睡，耳朵里只听得：“跟上，跟上。”说完了夜行军，又兴冲冲地说，他们正赶排自己编的大型舞剧《江南农民大翻身》，配合土改。要我们多住几天，帮他们提提意见。我们婉谢了。

　　我去至诚的宿舍看了看，问他的被子怎么会变得如此之薄。他说背着太沉，过江前披成了两半。我说那一半送给同志了吧。他笑了笑算是回答，叫我回家别跟满姐姐说。我说：“满子早以为你把铺盖全扔了呢。”过些天，他请假回了一天家，满子赶着给他做喜欢吃的，哪有工夫问这些。我带着他在北四川路上逛了逛。我说：“你路边上站一站，等我去买根棒冰你吃。”他说：“不行，我们不准边走路边吃东西。”我说：“那么去咖啡馆里吃冰激凌。”他又说：“不行，哪有穿了军装进咖啡馆的！”没想到散漫惯了的好兄弟，居然也有被治住的这一天。他告诉我那个大型舞剧彻底失败了，贫下中农不赏识，说“你们又不是哑巴，为啥光比画不开口！”他根据土改宣传提纲，用江南方言写的歌辞《啥人养活啥人》却大出风头，唱遍了半个苏松常、杭嘉湖地区，给土改的动员阶段造了声势，后来获得文化部和文联颁发的群众歌曲二等奖。这倒是应该记一笔的。我们叶家得奖的，他是头一个。远在北平的两老知道了当然高兴，尤其是母亲。我还把这支歌编进了《开明少年》。

　　才解放的那一阵，不少热血青年离开了上海：有的参加了南下工作队，跟着先头部队去接收新解放的城市；有的去了北平，新建的许多行政机构都缺少人手。开明的各个部门都有走的，编辑部走了两位，校对科走空了。挽留是不作兴的，哪能拖后腿呢？握别的时候还得脸上堆笑。六月底边，母亲来信说，王先生回上海处理先前的住所，叫我去上海大厦找她。母亲说的是周建老的夫人王蕴如，我从小唤她“王先生”。她和杨之华阿姨同住一个房间，二位见了我都说：“你怎么还不去北平呀？”语气那个亲切，好像怪我老不去她们家串门似的；又好像说，我只要到了北平，什么都好办。我说现在还去不成。开明已经派人去北平商量了，到时候再说吧。至美在中学里教英文，还没有接到下学期的聘书。既然已经失业，她想带女儿北上去父母身边，向王先生说明了情况。王先生说，“那就跟我一同走吧。”七月六日，至美带着宁宁就跟王先生动身了。同行的还有一位朱文叔先生。他是中华的老编辑，把老伴、女儿都撂在上海，孤身一人投奔革命，去华北教科书编审会工作，住东四八条那座四合院的后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