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位有成就、有地位的历史学家，他毕生从事古代历史、历史地理和民俗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顾颉刚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爱国志士。一九三六年，顾先生曾赴西安动员张学良将军抗日。我受党组织委派，曾陪同顾先生前往西安。现回忆如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东北大举进攻，蒋介石不抵抗，东三省很快沦丧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一九三五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不到一年的时间，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九三六年夏，日寇加紧对华侵略的步伐，增兵天津，进占北宁铁路沿线，并在天津组成了控制华北和进攻全中国的最高指挥机关“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华北危急，眼看就要沦为“第二个满洲国”了。政局的变化进一步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慨，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新的高潮。

　　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会，原是一个教职员的联欢组织。发起人顾颉刚、容庚、梁士纯、陈其田、田洪都、谢玉铭、谢景升、雷洁琼、夏云诸先生，平素都是从事研究工作、很少过问政治的人，在学生们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的感染下，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他们以极大的爱国义愤参加了抗日救亡的行列。这年十月，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会首倡发宣言、搞签名运动。发起后，在燕大开过三次会，短时间内受到平津文化界的普遍同情。稍后，经过彼此交换意见，公推张荫麟起草了一份《宣言》，并推徐炳昶、顾颉刚、冯友兰、钱穆、崔敬伯等修改宣言，前后修改了三次。据《颉刚日程》所记，十月十二日下午，燕大教职员理事会开会，《宣言》最后修改定稿。六点钟左右，顾先生亲自进城把《宣言》稿送往《大公报》报社办事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权的严令禁止，这份《宣言》在北平始终没有能够刊出。后来上海、南京的报纸上略有披露，立即遭到蒋介石当局的严电责问，声称要追查《宣言》的背景。

　　在《宣言》上签名的发起人计有：燕大顾颉刚、梅贻宝等二十一人；清华冯友兰、张奚若、张子高、朱自清等十四人；北大陶希圣、钱穆、朱光潜等十五人；师大钱玄同等四人；平大女子文理学院严既澄等六人；天津法商学院杨秀峰等三人；北平研究院徐炳昶等四人；回教教育界马寿龄等六人；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等二人；天津女师冯沅君；通俗读物编刊社黎琴南等三人；河北高中焦实斋；文艺界杨振声、林徽音、沈从文以及其他方面共一百零四人。文科占多数，理科也不少，尚有政法、宗教、文教等十二个团体的人，足以代表整个平津文化界。据当时报界评论说：“凡彼等之所表示，实际是全市民所欲表示而未果者”“宣言发表后，此间一般人士，均取热烈之赞助态度，现发起人等正在继续征求签名，参加者颇为踊跃，闻俟签满相当数目时（五千或五万人未定），即用合法手续，递送中央，以表示民众之公意。”

　　对文化界《宣言》中所提的八项要求，平津学联立即积极支持，并设法从各方面扩大影响。《宣言》虽然最终没能刊出，但这次事件“在冀察当局势力之下发生”，日本侵略者“殊堪骇诧”，确实给其造成“精神上的威胁”。

　　九月一日，党中央根据全国局势的变化，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适时地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策略。

　　这时，平津学联从华北各界救国会的孙荪荃、邢西萍（即徐冰同志）、张申府处得到消息，顾颉刚先生将在十二月去西北参加在那里召开的陕西考古会年会。顾先生是文化界宣言的主要发起人和起草人之一，在社会上是一位有名望的爱国教授。学联同时得知，顾先生此行有劝说张学良将军抗日的打算，这对于推动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坚决抗日很有利，也和我党中央当时的政策、策略相符合。因此地下党组织决定帮助这些学者和张、杨挂上钩。十一月初燕京大学同学王汝梅（中共党员，即黄华同志）到东北大学找我。我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东北大学学生抗日救亡工作委员会”里工作。王汝梅同志向我交待任务说，组织上决定派我陪同顾先生等去西安，把他们介绍给张学良将军面谈，并告诉我，到西安后可以和宋黎同志接组织关系。张学良将军是我们东北大学的校长；我的原籍是东北，说起来和张学良将军算是“同乡”；再加上这年二月宋哲元镇压东大学生运动时，我是被张学良将军保释出来的被捕的“要犯”之一，因此我到西安可以比较方便地见到张学良。由于这三层原因，党组织决定派我去西安完成这个任务。学联通过华北救国会的张中府出面和顾颉刚联系我陪同他们去西安的问题。

　　十一月十三日，顾颉刚、徐炳昶、李书华三先生从北平上火车。我和他们乘同一次列车，为了不引人注目，我没有和他们坐在十节车厢里。在车上，我主动去会见了他们，和他们接上头。十四日下午，火车抵郑州，十五日到西安。顾先生他们在考古会下榻。

　　到西安后，我主要是把三位教授介绍给张学良将军。我着重向张介绍了顾先生的。我说：顾先生是燕大教授，燕大师生因感时局危急，组织了抗日会，顾先生在教师抗日会中做宣传工作。为了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顾先生利用通俗文艺的形式，主持出版了《胡阿毛开车入黄浦》《宋哲元大战喜峰口》等一千多种大鼓书词的小册子。我的介绍使张将军加深了对顾先生的了解。

　　因年代久远，这次西安之行的具体日程我已记忆不清。一九七九年冬，我曾为此拜访顾先生，适顾先生因病住院，由他的助手为我查阅了他当年的日记《颉刚日程》。在他保存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十五日，王振乾来。

　　十六日开考古会年会。　

　　十七日，游南五台，邵力子晚宴，汉卿（即张学良）、 杨虎城等作陪。

　　十九日至二十日，访咸阳。

　　二十一日，访张汉卿未晤。王振乾来。与之同到东北大学，晤金锡如。张汉卿派车来接，到其家。晚杨虎城设宴。

　　二十二日，到东北大学演讲，与金锡如等谈。回考古会，王振乾偕宋黎来。

　　二十三日，王振乾陪宋黎、卢广绩来，同到东望小学，先向小学生演讲，再与东北民众救亡会讨论。会韩启其（东望小学女校长）、洪钫（“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本会主席）。十一时车开，离西安。

　　从这些日记可以看出，顾颉刚先生到西安后的活动安排是很紧张的。除参加考古会之外，他先后到东北大学、东望小学等处演讲，做抗日救亡的宣传。再就是几次访问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可惜，几次访问的详细情况顾先生没有记载，而我因只是个学生代表，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但在和顾先生的接触中，我听到一些他们的论点。他们听说张学良那时正学宋史，就以讲宋史为名，向张灌输“促蒋抗日”的思想。他们劝说张要学民族英雄岳飞，要吸取岳飞抗金失败的教训，争取全面的团结抗战，不要孤军作战和孤注一掷；力量要集中，不要抵消；准备要充分，不要轻举妄动；争取当成功的民族英雄，不要甘做失败的民族英雄。

　　顾颉刚教授等走后，张学良在金家巷一号C楼找我个别谈。他的言论很进步，满口马列主义。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引用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的那个对付强盗的著名策略。我领会他的用意，是为他自己过去执行的“不抵抗”命令开脱，并为他从主张拥蒋“剿共”或被迫“剿共”，到改变为联共抗日自圆其说。他说给我听，也是要我回去转达给同学们，因为他知道我在进步同学中是个头。他要我们相信他最终是要打日本的。他表示很欢迎三位学者来西安讲学，他决不辜负教授们对他的期望，并说自己要努力学习，有成竹在胸，就可以避免“左派幼稚病”了。我们还就东北大学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澄清了张学良和进步同学之间的一些误会，因与本题无关，就不在这里赘述。

　　我认为平津学联当时对这些文化界名人的统战工作是有成效的，顾先生等所宣传的论点，很符合张学良将军当时所愿意接受的政治主张。后来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正是团结抗战。这次西安之行，顾先生他们起了积极作用。

　　顾颉刚先生为宣传抗日救亡奔走呼号的正义行动，受到蒋介石反动当局和日本人的密切注意。燕大教师抗日会的编辑部后来扩编为“通俗读物编刊社”，进行通俗文艺宣传，对此，北大有人惋惜地说：“顾颉刚是上等人，为什么做这下等事呢？”并当面警告他：“你何必这样刺激日本人呢！”也有人愤然地说：“通俗读物编刊社里的人都是共产党！”国民党CC系嗾使北平市党部向中央党部上告，说顾是共产党，要查办。因为没有证据，后来只好说：“顾颉刚倘使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接近民众？”在顾先生的日记里，还保存着一张颜色已经变黄的旧剪报，是他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为北平《民声报》星期论坛写的一篇文章《我们的本分》。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我们现在，应当以救中国为本分，凡是可以完成这个本分的，个人和家庭无论怎样受牺牲，也是无所用其顾惜。”顾先生并在这张剪报旁批注道：“此系左倾者所办之报，南京方面见此，遂以为予之左倾之证据。言论之不自由如此。”这段话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他对蒋介石反动政权高压政策的愤懑心情。西安事变后的第三天，十二月十四日，顾颉刚先生在燕大召开教职员理事会，发出致傅作义电，支持傅作义的绥远抗战。十八日燕大教职员会联合北平教授致电国民政府，亦致电张学良，顾先生个人也写信给张学良，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于是北平城里就有谣言说：“这次事变是顾颉刚替张学良策划的！”这年除夕，刚从外地来的傅斯年告诉顾先生说，他到北平一周，听讲顾的坏话的至少三十人，北大与清华各占其半。大家除谈西安事变外，第二就讲到顾，说他“思想左倾”、“被共产党包围”等等。不久，王伯祥先生又告诉他说：上海有谣言说，国民政府致电宋哲元，要扣留顾。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人开出黑名单交给宋哲元，第一名缉拿的是支持平津学联的张申府，第二名便是顾颉刚。这个消息从冀察政务委员会传出，顾就于七月二十一日动身离开北平到绥远去了。后来甘肃教育厅长葛武棨以通俗读物编刊社编的小册子《八路军大战平型关》作为罪证，上告顾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及军事委员会。顾抗辩说：“这是国共合作的时代，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的胜利，也即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为什么不能编成鼓词？既处国共合作的时代，我就是共产党也不犯罪，告我什么？如要杀我，何不说我是汉奸！”可见顾颉刚先生宣传抗日救国是冒了风险的！

　　顾颉刚先生生前曾经说过：“为政济世是学者的唯一责任。”我想，这句话不仅是顾先生生活的信条，也是对他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好说明。我把这句话引在这里，就算是本文的一个结束语吧。

　　（作者系原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少将；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滨海支队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