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拖到年底，开明的经理室才做出逐步迁京的决定。叔湘先生早就该北上的，他已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为了赶完我父亲托给他的两部高中国文课本，他已经向清华请了半年假。清华那边又来催了。而文言读本在挑选课文方面，遇到了一些先前没考虑到的新问题，叔湘先生认为，必须到北京跟我父亲当面商量之后，方可决定是否再往下编。清华和开明，双方如何兼顾，也得他到了北京才能解决。他们家决定二月廿一动身。我托吕师母把三午先带到北京，好不耽误春季入学。其余五人，从八十五岁祖母到两岁半的小沫，都是四月十四到的北京。母亲和至美到车站来接，说父亲昨夜又发低烧。好在他心里一高兴，烧就退了。在日记上他说：“我母尚清健，一别一年余，今始会合，大可安慰。”又记着“如今只至诚一个在南方了”。

　　《北游日记》片断之三的篇幅最长，自开国大典之次日，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始，用摘录的办法，直抄到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六日，主要摘录父亲在出版总署副署长任上的经历。如今翻出来重读，觉得既太繁又太略。例如某一天参加了四五个会，会的名称都罗列出来了，谁在会上讲了些什么，却一句没提；有时留个批语，“甚重要”，“尚可听”，有时连批语也没有。经过了半年多的历练，父亲知道会是非开不可的了，有的会确实很重要，他当时在小本本上，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历次讲话，都做了密密麻麻的记录。可是囿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养成的习惯，他只把伏案的工作算作工作。如果没看书稿，没动笔改些什么写些什么，这一天就算白过。要是动了笔呢，即使给署内的黑板报写了篇三五百字的短稿，在日记上也得挂上一笔。例如从一九五三年年初起，日记上经常出现“看字典‘某’母稿”，所看的就是现在还在印行的《新华字典》最初稿，注音和编排还用老式的注音字母。稿子是仓促上马的，我父亲跟叔湘先生轮换着审读，都摇头叹气，都坚持到底。两位老人家这股韧劲不该泯灭，我不敢略去，只有见一回抄一回。对各种会议也是如此，我想的是把出版总署那五年的史料保留下来，只怕漏掉了一些重要的。如今接下去写父亲的后半生，主要仍然写我的回忆。摘抄父亲日记上的片言只语是免不了的，有些还必不可少。但是我必须时刻记住，写和编毕竟是两回事，我是在写，而不是给我父亲那五年的日记编另一个节本。

　　我才到北京，头一个鲜明印象是两老都老了瘦了，都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父亲身边多了个警卫员鄂凤祥，人很老实，搀搀扶扶，送封信什么的，也有此必要。家里雇了位女佣叫王大娘，也还清爽，只是做的饭菜不合南方人的口味。我们一家住四合院的北屋，带左右两边的耳房。东屋是云彬先生家，西屋是彬然先生家，南屋是晓先先生家，文权先生住在后院，安排得热热闹闹的。可是也有个缺点，假如晚饭过后，有位客人来东屋云彬先生家串门，跟我父亲和彬然先生都相熟，自然得打个招呼。我父亲一定往北屋里让，说，“这里宽舒。”晓先先生闻声也跟过来了。五位朋友如果说得投机，海阔天空，胜似小组讨论，两个小时是打不住的。等到客人起身来告辞走了，我父亲就颓然而卧，跟开了半夜会回家来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