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亲的日记中可以查到，开国那年的十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负责人名单在报纸上公布，胡愈之先生出任出版总署署长，副署长是我父亲和周建人先生。名单的草案在四天之前已送我父亲看过。他自言自语说：“余实怕尸其名，就实际而言，余岂能助理出版事业之大计乎。”看到了报纸上的名单，他又自言自语：“负其名固不费事，而尽其责则甚难。将如何尽责，目前尚茫然也。”这两段话，他都记在日记上。亏得愈之先生早胸有成竹，事前做了不少筹备工作，出版总署在十一月一日就开了成立大会。从日记上看，父亲的主要精力仍旧放在教科书的编辑工作上。中小学课本是明春开学必需供应的，急于定稿发排的还有好几种，叫他怎么腾得出工夫来考虑别的。到第二年二月十五，我父亲参加扩大署务会议，讨论了对于本署工作任务的认识，在日记上他才记着：“三月有余之时间，同人对于出版总署一机构尚觉模糊，或以为即一大书店。今日总结，乃确认为对于出版事业之行政机构，旨在推进出版事业……”我想当其时，父亲也是“尚觉模糊”的同人之一。经过讨论他才明白过来，总署不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功能齐全的业务机构，必须在改革全国出版规模的同时，改组总署的自身，使它能担负起管理并推进全国出版工作的责任。

　　改革全国出版工作的规模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使发行和出版分家。头一步把三联、商务、中华、开明等发行部门的人员和资金抽出来，加上小书业组成的联营书店，再由总署派人参与领导并投入部分资金，于一九五一年元旦成立了公私合营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过了两年，让参加中图的各私营出版业抽回资金，和新华书店合并。国营新华书店实力雄厚，分店支店遍布全国，专管发行，不只国营出版业的图书，私营出版业的也同样经销。另一方面花的时间较长，就是把发育成熟的出版社，从总署分出去，使总署成为强有力的管理机构。先分出去的有人民教育、人民、人民美术、人民文学等国营出版社。稍后才有公私合营的，如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由总署牵线，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庆祝合营的酒会上，我父亲以总署和开明旧人的双重身份举杯祝酒，说两家各有长处，如今成了一家人了，定能互相学习，亲密无间，做到真正的化合，而不是徒有其名的混合。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我父亲兼社长和总编辑。我母亲被调去担任校对科科长。办公地点在宣武门石驸马大街，上班下班都得乘三轮，路那么长，寒冬腊月未免受风寒，母亲就自己开个汤头对付。她越老越积极，快六十岁的人了，被推举为工会小组长；在民主党派适当发展那当口，又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晚上要是开会，常寄宿在芷芬和汉华家里。校样催急了，还要带回家来，跟我父亲两个在灯下赶夜工。“三反”运动中，我母亲参加了“打虎队”，为清查账目，索性带了副铺盖，在办公室里前后住了半个来月。终于身子挺不住了，有低烧，喉咙口感到刺痛。先请中医治，说是上火，开了方子，叫她好好休息。请了十来天假，吃了四五服汤药，不见好转，又去北京医院诊治。大夫说是扁桃腺炎，接连给打了好些针盘尼西林，也不见效，到一九五二年年底，说话时舌根感到木强，只得把人教社的工作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