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爱国学者郑振铎（1898—1958）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编者注：本文刊发于2018年），为纪念这位中国古籍保护事业奠基人，中国国家图书馆已于2017年12月23日举行了郑振铎铜像揭幕仪式，并宣布将此铜像永久安放，以资缅怀。相关学术研讨会及纪念活动，亦在接续开展中。笔者不揣陋简，草撰此文，同缅前贤。

　　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及文学家郑振铎（笔名西谛），曾在抗战期间印制木刻版《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一册，颇为珍贵难得，独具历史与文化价值。

　　时值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居于上海的郑振铎不但在战火中坚守自己的万卷藏书，还在竭尽全力地保存与收购大量珍贵古籍。当然，他也深知时局动荡，他所守护的这些藏书随时会有尽付劫灰的可能，为此，他检点藏书，甄选出其中精华，将其书名、版本、年代等简略信息汇列成编，于1937年秋编撰成一册《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并就以他的手书上板，刻字刷印成书。

　　这本二十二页，即四十四个页面的薄薄小册，承载着郑振铎藏书事业的半世心血，其中不乏善本、珍本、孤本，均是国宝级的珍贵古籍。该书最后两个页面，郑振铎写下了一篇沥胆披肝的跋文，一方面倾吐藏书之爱，另一方面更直抒爱国之切。这篇跋文，堪称一位爱国藏书家的自白书，在藏书界中早已被誉为“书林名跋”。原文如下：

　　余性喜聚书。二十年来，节衣缩食所得尽耗于斯。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间亦得秘册。唯一书之获，往往历尽苦辛。有得而复失，失而复于他时他地得之者；有失而终不可复得者；有始以为终不可得，而忽一旦得之者；有初仅获一二残帙，于数月数年后始得全书者。盖往往有可喜之奇遇焉。人声静寂，一灯荧荧，据案披卷，每书几皆若能倾诉其被收藏之故事。尝读黄荛圃藏书题跋记，于其得书之艰，好书之切，深有同感。二十一年正月，丁上海之役，历年友好贻惠之著述，与清末以来之印本胥尽于一炬，而所藏他书，以别庋北平，获色于难。收书之兴，亦未少衰。五年来所获滋多于前焉。前夏举室南迁，藏书亦捆载而南。以所寓湫狭，将非所日需之图籍万数千册移储东区。

　　不意今乃复丁浩劫，其存其亡，渺不可知。连日烟焰冲天，炮声动地，前方将士正出生入死，为国捐躯，区区万册图籍之存亡，复何足萦念虑，而歌词、戏曲、小说诸书，以藏于蜗居独得幸免。抗战方始，此区区之幸免者，又安能测其前途运命之何若耶。唯中不乏孤本稿本，历劫仅存者。

　　先民精神所寄，必不忍听其泯没无闻。爰竭数日之力，先写定所藏善本曲目如右。通行刊本千余种，均摒去不录。呜呼！书生报国，不徒在抱残守阙。百宋千元之弘业，当待之驱寇功成之后。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郑振铎跋。

　　这篇五百余字的跋文，文情并茂、笔走风雷，藏书家对藏书命运的刻心镂肝之忧，最终又义无反顾要共赴国难的情状都跃然纸上，宛如目前。此情此景，此文此心，后世读者读来无不为之感叹莫名，又无不为之衷心折服。但有一个事实也不容忽略，即普通读者真正接触到这篇“书林名跋”，真正知道这篇跋文的来龙去脉，却大多已在此跋写成四十年后了。事实上，是在同为著名藏书家黄裳的介绍之下，在其1979年写成的《谈“题跋”》一文中，后世读者才知道有《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这本小册子的存在，才知道有这么一篇“书林名跋”的存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简单，《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当年的印量太过稀少，这篇“书林名跋”的存世量更少，一直是以“秘籍”与“秘闻”的形式流传的。原来，此书刻成之后，因时局所限，郑振铎并未能将其公开印行，只印成了红印本与蓝印本各二十册（据其自存本题记所载数据）。即用红色与蓝色油墨各印刷了二十册，大多用于友朋间的赠送，外界少有知者。印书的木板原本寄存在上海的来青阁书店里，但因书店老板见到跋文中有相当激烈的“抗日”内容，深恐惹祸上身，遂将刻有跋文的那块书板毁弃，只保留二十一块书板。抗战胜利后，来青阁又将这剩下的二十一块书板再次付印，印成了少量蓝印本，作为内部交流资料，但原书中的跋文就此消失不见了。也即是说，抗战期间，拥有带原跋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一书者，包括郑振铎本人在内，不会超过四十人；而抗战之后，即或有幸拿到了此书的后印蓝印本，也再无一人能得睹原跋了。

　　作为著名藏书家的黄裳，当然是极为幸运的，他藏有该书初印的有原跋的蓝印本，是这四十人中的一员。但他认为“刻成后只印了少量的蓝印本”，这却只是一种笼统而欠精确的说法。现有存世的、新近发现的该书初印红印本及郑振铎自存本上的题记都清楚地显示，该书初印分为红印本二十册、蓝印本二十册，共计四十册，并非“只印了少量的蓝印本”。当然，无可否认，正是在经黄裳撰文介绍之后，更多的后世读者方才知道此书此跋的存世，笔者亦是从中受益的读者之一。特别幸运的是，笔者近日又得观该书的初印红印本一册，因之近距离一睹原跋原刻之风采；这篇抒写爱国赤诚的跋文，由赤红的朱砂印成，触目之下，更深深为之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