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泗原先生是我父亲信赖的好手之一。他被教育部抢先要了去，让他编写工农中学的语文课本。他每编成一册，总要送到人教社来请我父亲审阅。父亲看他不但敬业，而且有自己的见地，富有旧籍知识，行文却很平易；提什么意见，他都能接上茬，因而深悔当时没有坚持。后来费了不少口舌，才把他调进人教社。蒋仲仁先生前头已提到过，最初起草小学语文科课程标准就是他执的笔。他好像当过许多年中小学教员，因关心语文教学，对我父亲自称为“老调”的那一套比较熟。父亲还发现，他善于团结人。对一位党员来说，这本是必要的条件。父亲说他好像已经成了习惯，不用想就做得十分妥帖，不使人感到压力。社中人事纠纷，他顺带着就解决了。朱文叔先生小我父亲一岁，衰老而多病。他是把编课本看作革命工作做的，自愿编小学语文，求好的心有点儿过了头，因而老觉得别人不理解他。过些日子，他就含着眼泪对我父亲发一通牢骚。发泄完了，父亲问他怎么办。他想了一会儿，嘀咕了一句“有啥办法”，站起身来颤巍巍地走了。他读报特认真，遇到病句就摘下来，分成类，供我父亲写评论做报告时做例子。还有张志公兄，调进了人教社也成为我父亲可以信赖的好手，关于语文方面的一些烦琐的来信，就请他代复了。

　　编写生物学课本的也有一位好手——方宗熙先生。他是福建人，抗战第二年去新加坡教书，跟着愈之先生做华侨的工作，日军占领期间成了患难之交。日本投降后去英国专攻遗传学。新中国成立，他正好结业，赶回北京找愈之先生，说要报效祖国。愈之先生把他介绍给我父亲，父亲让他修订《植物》课本和《动物》课本。没隔多少天父亲对我说，署里来了位留英的编辑，学生物的，知识广博，叫我有事可向他请教，可约他写稿。父亲真个“得好手而信赖之”了。让他接着编《生理》课本和《生物》课本，那时叫《人体解剖生理学》和《达尔文主义基础》。先是他写稿，我父亲审读，有意见写在稿纸上，请他考虑修改；后来索性当面商量，毕其功于一役，变成两人一同编写了。宗熙先生也得其所哉，自夸说，把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写得如此浅显明白，还从未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