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谈论落水的二哥周作人，更为考验作为三弟的周建人。从小性格敦厚的二哥，与建人年岁接近，不仅童年相伴较多，而且青年时期更在绍兴一起生活七年之久，既是兄弟，又是连襟，走出绍兴后，在二哥助力下，周建人先去北大旁听课程，紧接着靠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家眷一直留在八道湾与二哥一家一起生活，情感自是亲密。三弟到上海后，从现存的兄弟们之间通信看，不时受兄长们委托在沪购买书籍寄回北京，两位兄长失和后，身为三弟的周建人，开始扮演两位兄长之间的信息桥梁，他在写给二哥的家信中屡屡提及大哥的动态，如1927年5月23日写给二哥的信中，解释鲁迅辞职的原因：“鲁迅确因颉刚辞职，与季茀同辞。傅斯年乃信寄颉刚，嘱其暂缓去，颉刚谓必去试试，遂到广州。于是傅以五万元嘱颉刚到上海购古书，今日闻颉刚已到上海。但鲁迅谓广大中有颉刚之名字写着便不教；近当在挽留中，但闻他不肯去。好像近同季茀住在广州北新分局。（以上的话系从各方面零星听来者）前次据他自己来信言在整理《小约翰》稿子，又致春台信中言傅斯年以颉刚谓军师云。”。建人寄书之余，并向二哥传递上海舆论风向，如1933年3月29日，周建人在给二哥信中称：“胡博士事，据言在《字林西报》发表之谈话，有替军阀辩护之嫌，许多人不满，当初蔡公，林语翁等力为辩护，但有些执行委员坚持，终于开除民权会了。盖执行委员中有几位美人比较的略激烈也。现在沪报上攻击博士之文章甚多，自有人说他主张和李顿爵士等意见相似以后，不满者甚多。此间安静，不知北平如何？战事大概已了，近日报上所热闹者改为争论签字于‘卖身契’的问题了。”。鲁迅去世后，他给二哥写了如下信件：

二哥鉴：

　　来信均已收到。大哥丧事系由治丧委员会办理，今已安葬于万国公墓，只是墓碑等尚未做好，待后再说。治丧费听说约三千余元。北平方面用度，目下由北新书局照常支付，以后出版家如有更动等事情的话，办法再讲。大哥去世的夜里，我闻知消息赶去。他大概并不知道。因此亦无遗言。惟他于前数天病中讲到关于你的话，追述于下：有一天说看到一日本记者登一篇他的谈话，内有“我的兄弟是猪”一语，其实并没有说这话，不知记者如何记错的云云。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班人都具名，而找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有一回说及你曾送XXX之子赴日之事，他谓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你却偃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又谓你的意见，比之于俞平伯等甚高明[他好像又引你讲文天祥（？）的一段文章为例]，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云云。但对于你前次趁日时有一次对日本作家关于他的谈话则不以为然。总起来说，他离开北平之后，他对于你并没有什么坏的批评，偶尔想起，便说明几句。匆匆。

　　弟建人启

　　这封信写于1936年10月25日深夜，长夜无眠，孤灯下三弟铺开信笺，向远在北平的二哥讲述大哥身后事的处理，特别是大哥病中对其言说的与二哥相关的三件小事，推心置腹，并告诉二哥：“总起来说，他离开北平之后，他对于你并没有什么坏的批评”，虽大哥离去，但建人仍在极力缓和两位兄长的关系。11月7日，在北平的二哥周作人动笔写下回忆大哥的纪念文章，笔端流淌出来的是“兄弟怡怡”时期的陈年旧事，还专门提及：“豫才早年的事情大约我要算知道得顶多，晚年的是在上海的我的兄弟懂得顶清楚。”二哥三弟相亲的融洽，在次年发生了巨变。1937年元旦，母亲八十大寿，为安慰母亲丧长子之痛，兄弟俩商量决定为母亲大办寿宴，周建人携上海家眷返京探亲，宴席时与丰二起激烈冲突，兄弟之间隔阂日深，1941年3月24日丰三的自杀，成了压倒兄弟俩之间的最后一根稻草，彼此不再来往。1946年4月1日，《前线日报》刊登小文《记周建人》：“吾绍周树人（鲁迅）有二弟，仲者为作人（启明），曾穿游泳衣下水矣。幼为建人（乔峰），即今常在报章写写稿子者也。乔峰早年为会稽县学堂出身，勤于自修，研究动植物学不倦。又从两兄习日文，不久即能译东籍。作人曾娶日妇，妇有妹，即为乔峰作匹，盖昆季而连襟焉。周门三杰，故事甚多，娓娓可道，暇当倾筐以飨读者。”这段署名“绍兴通”撰写的小报八卦文章，尽管其中有不确之词（如周建人自学英文而非日文），但开首便点名鲁迅的两位弟弟的不同政治取向。多年后，周建人对于兄弟绝交原因，沿袭了这种说法：鲁迅去世后，中日关系更为紧张，好心的朋友关心周作人的安危。冯雪峰对我说过，他看过周作人的《谈龙集》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冯雪峰还认为，要让周作人接触进步力量。并隐约表示，他自己颇有意去接近周作人，希望我能作为媒介。有人也对我说，生物学家秉志，由上海一家工厂养着，像周作人这样的文学家，只要肯道上海来，生活完全不成问题，可能商务印书馆或其他书局，都愿意养他的。我想起这与鲁迅生前讲过周作人不如来南方安全的话，正是不谋而合，于是，就写了一封信，恳切地劝他来上海。然而，没有得到他片言只字的回音。于是，我们就断绝了往来。

　　新中国之初，二哥与三弟政治身份云泥之别，但同处北京，或因故交撮合，或因公事交汇，接连有两次短暂碰面。1950年1月23日，在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编审局秘书长金灿然陪同下，周建人以半公半私身份探访过二哥，叶圣陶日记有详细记载：饭后二时，偕乔峰灿然访周启明于八道湾。启明于日本投降后，以汉奸罪拘系于南京，后不知以何缘由由国民党政府释出，居于上海，去年冬初返居北京，闻已得当局谅解。渠与乔峰以家庭事故不睦，来京后乔峰迄未往访，今以灿然之提议，勉一往。晤见时觉其丰采依然，较乔峰为壮健。室中似颇萧条，想见境况非佳。询其有无译书计划，无确定答复，唯言希腊神话希腊悲剧或可从事，但手头参考书不备，亦难遽为。盖藏书于拘系时没收，存于北平图书馆也。谈四十分钟而辞出。在日记中，叶圣陶直言兄弟二人因“家庭事故不睦”，来京后乔峰迄未往访，这次是“勉一往”，并非情愿前去，这四十分钟的会面，日记中没有谈及兄弟俩见面的情形。对于这次造访，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亦有记录：“一九五〇年一月承蒙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君和秘书金灿然君的过访，叶君是本来认识的，他这回是来叫我翻译书，没有说定什么书，就是说译希腊文罢了。”内容与叶圣陶日记记载相差不多，只是来访人员中没了三弟周建人的身影，兄弟之间的芥蒂仍旧。1951年羽太芳子为原告、丰二为原告代理人，将周建人作为被告，上诉至北京市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自此之后，兄弟二人动如参商，再无任何来往。

　　1983年6月，周建人在回忆大哥鲁迅的文章中，主动提及建国初期与二哥周作人的偶尔碰面，兄弟二人一问一答，仅有三句话：全国解放后不久，有一次，我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突然面对面地碰到周作人。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了脚步。他苍老了，当然，我也如此。只见他颇为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我回答。“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我听这话，知道他还不明白，还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实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隶。这一切都太晚了，往事无法追回了。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从八道湾制造的兄弟失和事件中，表演得很充分。这似乎纯系家庭内部问题，却包含着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从这一点上和鲁迅分了手，以后的道路也就越走越远了。我缺乏研究，不知其所以然。只是，我觉得事过境迁，没有什么话要说了。这次意外相遇，也就成了永诀。这次碰面，仅有一个“全国解放后不久”的模糊时间，参照周作人1949年8月15日返京时间推算，应该是在叶圣陶金灿然陪同见面的前后。与叶圣陶对周作人“丰采依然，较乔峰为壮健”描述不同，周建人对多年未见的二哥第一感受是“他苍老了”，语气“凄凉”。此次意外相遇，成了兄弟二人的永诀。兄弟之间没了来往，并不代表没有言说，对于大哥二哥失和原因，坊间虽有各种说法，但因两位当事人都三缄其口，便成为一件悬案。作为当时与两位兄长均保持密切通信的三弟，自然成为大家追问的对象。他数次谈及大哥二哥之间的关系，谈及兄长之间失和时，用语极有分寸：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还是要好的，到北京后同住在八道湾十一号。1921年下半年我就到上海去了。过了一年多，我接到鲁迅一封信，说他搬家了，搬到砖塔胡同住。过了不久他又写信告诉我，他已花了几百元买了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的房子。关于他们为什么决裂，鲁迅没对我说过，周作人写信也没有提起，后来我也没有问过他们，许广平也没有提起过。不揣度不想象，谨守自己的记忆，任凭多少好奇追问，作为三弟的周建人始终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