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生于1904年4月6日，如果按照当下的说法，他是上一个世纪的“零零后”。1923年春天，李霁野离开了流落一年的安庆经南京来到北京，投奔先他一年到达的安徽同乡韦素园。当时只有不到19岁的李霁野哪里知道，他将在北京与鲁迅结下一段足以影响其一生的缘分。

　　李霁野（1904—1997），安徽省霍邱县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鲁迅研究专家和教育家。在他一生从事的文学活动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译作《简·爱》（Jane Eyre）就曾受到胡适和茅盾的称赞。1923年他在鲁迅的资助下考入燕京大学读书，同年参加鲁迅发起的未名社，从事外国进步文学的翻译、传播和其他文学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李霁野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我亲受鲁迅先生的教导是从译书开始的，也是在译书方面经常受到先生的关怀和督促。” 1984年4月6日，天津市文联和作协召开座谈会庆祝李霁野从事文学活动六十周年。当时年届耄耋的李霁野在《答谢词》中回忆道：“在我的青年初期，我有幸亲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的教诲，我的文学活动是在先生的领导下开始的，若是取得些微的成绩，那同先生的教导和鼓励分不开。”

　　笔者相信，这些“关怀”“督促”“教诲”和“鼓励”是由一个个动人的事例凝聚而成的肺腑之言；我们很想知道，那些令李霁野无法忘怀的一个个相遇的“瞬间”是怎样一种情形。

　　瞬间一：初见鲁迅先生

　　时间：1924年初冬的某个下午

　　地点：北京鲁迅家

　　“在门外可以看到高耸的白塔，走不远并可看到古老的城垣，使人觉得这地方特别清幽。……不大的四合院里种着几颗小小的树，一点声音没有，静寂得有如古寺。” 1923年8月，鲁迅与兄弟周作人“失和”后搬出北京西城新街口的八道湾十一号院，移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租住几个月后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一所小院子，俗称“老虎尾巴”。李霁野在他的小学同学张目寒的引荐下第一次来到这里。“……我们走进靠里的一间小屋。一位留着短短的胡须，上身穿着灰色毛线衣，裤脚仿佛还扎着腿带的人从书桌跟前站起来。不用介绍，从额角和那炯炯有光的眼，我便知道这就是我所景仰的鲁迅先生了。”这是鲁迅留给李霁野的第一印象。

　　至于李霁野为什么要见鲁迅，这要从他在安徽叶集老家读小学时说起。1914年，当时读私塾的几个人一同转到受辛亥革命影响在叶集创办的第一所小学——明强小学读书，其中就有韦素园、张目寒和李霁野，以及后来共同加入未名社的台静农和韦丛芜。张目寒后来先到了北京，鲁迅那时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教书，张目寒是他的学生。李霁野到北京后通过写译短文换取稿费维持生活。在阜阳读中学时，他第一次从《新青年》上读到鲁迅的文章，很喜欢鲁迅所译的安特列耶夫的短篇小说。1924年，李霁野利用暑假译完了安特列耶夫的剧本《往星中》，还请韦素园用俄文校对。李霁野听张目寒说，“鲁迅先生常常说到少见青年人写作或译书，颇愿发现新人”。于是，《往星中》译稿就通过张目寒送给鲁迅一阅。《鲁迅日记》1924年9月记载：“二十日 晴。上午张目寒来并持示《往星中》译本全部。”“二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看《往星中》。”要知道，一个从安徽小地方来的中学生，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译作交给当时已经大名鼎鼎的鲁迅，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复杂心情。过了几天，张目寒告诉李霁野，“鲁迅先生对译文还满意，不过有几个地方要改一改，最好同译者当面谈一谈”。这就是李霁野初见鲁迅的缘由。

　　鲁迅见到李霁野和张目寒具体谈了哪些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第一次的访问经过的时间颇长久，送我们走时他还叮嘱常去谈天”。这第一次见面，李霁野并不觉得拘束，有亲切的家常气氛。他们的谈话毫无虚套，鲁迅让人觉得是“直直爽爽、诚诚恳恳的人，绝不是有丝毫架子的作家”。鲁迅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令李霁野记忆深刻。“听到不以为然的事情时，他的眉头一皱，从这你不难看出他能感到怎样的悲愤”。鲁迅素来吸烟，这可能是肺病夺走他生命的主要诱因。这次见面，鲁迅面对两个年轻人仍不断吸烟，小屋里很快就充满了浓馥的烟雾，看到李霁野怕烟，便笑着要去打开窗子。这都是些有趣的插曲了。重要的是，李霁野通过谈话感受到鲁迅一颗赤诚的心，鲁迅所经历的人生经验是丰富深刻的，他的观察是周密和锐敏的，他的笑话总隐藏着严肃和讽刺，他的谈锋和笔锋一样，随时有一针见血的地方，使听者觉得痛快不过。

　　“诚恳、爽直、严肃而使人不觉疏远、可敬而且相当可亲”是李霁野第一次见到鲁迅后留下的最深印象。1924年，鲁迅时值43岁，比李霁野年长23岁，很自然李霁野就拿鲁迅当“尊敬的师长”看待。这次会面，让李霁野觉得鲁迅在这和蔼可亲的态度之外，似乎还有一点什么，但当时他并不了解。1924年9月24日，鲁迅在致李秉中的信中说：“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

　　至于《往星中》，李霁野当时并没敢想刊印出来，是鲁迅的鼓励才促成作为《未名丛刊》在未名社印行的前两部译作之一出版，另外一部是鲁迅的译作《出了象牙之塔》。后来李霁野偶有写作也寄给鲁迅，因为他知道先生是不会笑青年人幼稚的。

　　瞬间二：推荐韦素园到《民报》

　　时间：1925年7月13日晚

　　地点：北京鲁迅家

　　《鲁迅日记》1925年7月13日记载：“夜霁野、静农来，属作一信致徐旭生，托其介绍韦素园于《民报》。”在当时，鲁迅先生积极争取机会发出自己和青年的声音，或利用现有报纸的版面，或自编刊物，目的就是培养新生的力量。但许多报纸不肯登载无名青年的作品，这引起了鲁迅先生的不满。1925年7月，当时《民报》副刊正在物色一位编辑，李霁野等人想推荐韦素园去做这个工作，但他们并不清楚这份报纸的政治背景，于是到鲁迅家，想问一下先生的意见。鲁迅的答复很简单明确：“报纸没有一家没有背景，我们可以不问，因为我们自己绝办不了报纸，只能利用它的版面，发表我们的意见和思想。不受到限制、干涉，就可以办下去；没有自由，再放弃这块园地。总之，应当利用一切机会，打破包围着我们的黑暗和沉默。”于是，李霁野等人托鲁迅写了一封推荐信，鲁迅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民报》和徐旭生很重视鲁迅的推荐信，同意聘请韦素园担任《民报》副刊编辑。鲁迅对副刊的内容有许多期望，他告诉韦素园说：“必须多注意培养新生力量，不能蹈《京报副刊》的覆辙。”鲁迅建议副刊多登些具有现实意义、富于战斗性的杂文。尽管这样做可能会招致树敌，但鲁迅认为这是无可避免，也不应避免的。韦素园工作认真负责，加上有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等诸多 “中国思想界权威”为副刊撰稿，其影响力立即轰动一时，鲁迅倒是极不乐意报馆如此称他。后来据说是因为刊载了一则“张作霖病故”的不实消息，《民报》被封停刊。鲁迅得知韦素园未被波及，笑了笑说：“军阀们的斗争是花样很多的，说不清他们的内幕，这一次没有殃及池鱼也就算侥幸了。”

　　在李霁野看来，鲁迅先生是很不愿意托人情的，特别对于无深交的人更不愿开口，但对于这次推荐韦素园确是少有的行为。鲁迅曾经评价韦素园“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由此可见，鲁迅对于广大青年都是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爱护培植的。他也对培养过的青年感到多种多样的悲伤和失望。1933年6月18日，鲁迅给曹聚仁的信中提到：“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

　　这最后的几句就仿佛鲁迅在昨天说的一样真切。尽管每个年代的青年各有自己时代的鲜明特征，但若如鲁迅所言“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是一定会深深刺痛鲁迅关护青年的拳拳爱心。

　　瞬间三：组建未名社

　　时间：1925年8月30日晚

　　地点：北京鲁迅家

　　要谈未名社，就要先谈《未名丛刊》。1924年9月末，鲁迅开始翻译《苦闷的象征》，直到1925年3月印行，他还在《京报》副刊刊登了一则自拟的广告介绍此书。在《苦闷的象征》版权页上，鲁迅介绍了“未名”二字的来历：“所谓《未名丛刊》者，并非无名丛书的意思，乃是还未想定名目，然而这就作为名字，不再去苦想他了。”以《未名丛刊》的名义，鲁迅的《苏俄的文艺论战》同为北新书局出版。这篇文章还列出了《未名丛刊》即将陆续印行的几种书，其中就包括李霁野译安特列耶夫四幕戏剧《往星中》。由此可见，发现和培养青年作家并发表他们的作品是鲁迅一贯的想法，《未名丛刊》可作为实现这种想法的园地。但是，与鲁迅合作的北新书局“为图发展，不能不渐渐注意生意经，对于新译作者的作品已经不甚欢迎，诗歌和戏剧更不愿印”。在李霁野看来，“这大概是先生（指鲁迅）想使《未名丛刊》另立门户的主要原因”。恰巧在这时，韦素园也愿意介绍外国文学到中国，这就成为他们和鲁迅商量对策的缘由。

　　鲁迅在8月30日的日记中记载：“夜李霁野、韦素园、丛芜、台静农、赵赤坪来。”在谈到北新书局时，鲁迅还“很不满，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因此建议试办一个出版社，只印自己的译作。这个建议当然好，但是问题马上摆在几位青年面前，经费从何而来？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鲁迅表示“他可以筹点印费，先印他的译稿，以便能收回钱来印我们（指李霁野等人）的书，稿子他可以审阅编辑”。这样的“慷慨”令李霁野等人欢欣鼓舞，当即表示赞成，并愿意承担出版事务工作。不过他们考虑到，即便自己拿不出印费，也不愿意让鲁迅单独负担，于是李霁野和台静农写信给当时在山西任官职、曾在李霁野家乡叶集做小学校长的台林逸商量，台林逸很快就寄来二百元，作为四位青年的印费，并声明“此款如能收回，就捐给家乡将要办的女学”。据李霁野回忆，鲁迅筹集的印费是四百元。后来韦素园、台静农、曹靖华、韦丛芜、李霁野五人又分别筹付各五十元，这样未名社的启动资金就“可以印一本书和几个月的期刊”了。

　　自那日起，未名社正式成立，成员为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六人，由鲁迅领导，并依照他的建议，以《未名丛刊》名称中的“未名”二字作为社名，社址就设在沙滩新开路五号，位于北京大学第一院对面的一个公寓里，那是韦素园的一间小小的住屋。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8月30日当天见鲁迅商议组建未名社的五位青年中，有四位后来成为未名社成员，只有一位例外，他就是李霁野的同乡、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的赵赤坪。李霁野曾在1957年6月写了一篇文章《赵赤坪同志纪念》，文中提到：“广州一成为革命中心，他就离开北京到那里去了……北伐时他随军北上，曾经在粤汉铁路工会里担任工作。”未名社成立后，赵赤坪曾经多次辗转到北京，就落脚在未名社内。解放战争期间，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赵赤坪在叶集老家打游击战时被当地的武装匪徒抓捕，他顶住了敌人的威逼利诱，不屈不挠，英勇就义。在李霁野心中，赵赤坪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1959年，李霁野以赵赤坪烈士的事迹为蓝本创作了两千行长诗《史湾赵平》，原稿在“文革”中被毁，在1984年重写的“附记”中，李霁野深情地说：“……主要为了一位英勇战士的业迹……现在总算了一宿愿。我自己知道这算不了诗，只是奉献万千先烈的虔诚薄奠罢了。”

　　瞬间四：吃炸酱面

　　时间：1925年鲁迅生日当天

　　地点：北京鲁迅家

　　1912年，31岁的鲁迅受蔡元培之邀，到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工作，袁世凯做大总统后，随政府搬到北京，直到1926年南下，鲁迅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应有10余年。根据李霁野回忆：“第二年即1925年9月25日，我们三人又相偕为鲁迅先生拜寿了。这次是吃炸酱面，先生平日里也喜欢这类饭菜。”当时台静农还带去了两瓶山西杏花村酒店出售的汾酒助兴，因为他们知道鲁迅偶尔也喝一两杯。

　　中国人叙旧拉家常最常见的形式就是一起吃个便饭，或在家，或在饭店。前者一般是针对特别熟悉的亲朋好友，饭菜大多是自己烧的家常菜，虽不比饭店隆重，但确是主人一心一意亲力亲为，口味自然是“回家的感觉”。自从第一次与鲁迅见面后，有一段时间，韦素园、台静农和李霁野就几乎每周去拜访鲁迅一次，希望多得到一些教诲。鲁迅每次见到他们都显得很高兴，且谈兴很浓，往往到深夜还不肯让他们离去。由此可见，鲁迅和这几位“安徽帮”近如亲人。

　　这虽然是一桩小事，但李霁野还是写了一篇短文，在若干年后的1993年9月2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副刊上，短文题目是《在鲁迅家吃炸酱面》，以纪念鲁迅诞辰112周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外文系的李世骥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南开大学文学院（即南大北院）见过李霁野，他从报纸上读了这篇短文，“感到十分亲切”。2004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在李霁野百年诞辰之际，编印了一本《李霁野纪念集》，收录了40余篇回忆和纪念文章，李世骥的《温暖的忆念》就在其中。文中提到了李霁野经历的这桩小事，还回忆自己到天津拜访89岁高龄的李霁野时的场景：“就像捧着一件珍贵的礼物，我把李先生的文集珍重地带回了北京。我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先生从青年到老年写出的一篇篇散文随笔，正如先生在《温暖集》序中所期望的那样，我确实从阅读中得到了一次人生的慰藉和温暖。”

　　李霁野之所以被称为教育家，是与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分不开的，可谓“桃李满天下”。1927年秋，年仅23岁的李霁野在北京谋生，经人介绍到孔德学校教英文，这是他作为教师的第一段经历；1929年秋，他由人介绍到孔德学院教英文；1930年秋，经同乡李何林和另一个朋友朱肇洛介绍，李霁野到天津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任教，同时兼任主任；1937年7月7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殃及天津。1938年秋，李霁野受邀到北平辅仁大学女生部任教；1943年，经曹禺介绍到重庆夏坝复旦大学教课，1944年转到白沙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任教；1949年9月到南开大学外语系任教，1951年起任外语系主任直至1982年，此后任名誉系主任至1995年退职。中国有一句古话“身教重于言教”。李霁野毕生坚持投身教育，与鲁迅这位老师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他在短文末尾说：“鲁迅先生的人格、人品，他对我们的教育将永存于我的心底。”

　　瞬间五：与朝鲜人士叙谈

　　时间：1929年5月25日

　　地点：北京景山东街四十号，未名社

　　鲁迅1926年南下后，曾经在1929年5月回北平省亲。5月25日“往未名社谈至晚”。当时有一个不满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逃到北平的朝鲜人住在未名社，鲁迅极为关心朝鲜的情况，就同他谈了很久。由于这个人早就仰慕鲁迅，很想得到他的笔迹，当场就拿出一把精致的扇面请鲁迅题写。鲁迅起先谦让说“自己的字写得很不好，一向没有下过功夫，怕给扇面糟蹋了”，后来有两个在场的朋友便各自先题写几行，李霁野也题写了易卜生的名句“非完全则宁无”。此时，鲁迅才笑了笑，在扇面上写了一首诗。

　　鲁迅关心朝鲜情况，在李霁野看来，体现了先生对于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同情和期望。早在鲁迅留学日本之时，这种感情就表现得很强烈，而且“开风气之先，把弱小民族的文学介绍到中国”。当时谈话时，鲁迅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对待民族问题，他一方面希望弱小的民族通过斗争得到复兴，另一方面极为憎恶大国沙文主义。在鲁迅的作品《坟》中，有一篇写于1925年6月16日的《杂忆》，文中说：“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ofi Sándor；飞猎滨（即菲律宾）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由此可见，鲁迅的这种感情由来已久。

　　鲁迅鼓励那个朝鲜人说：“一个民族只要努力不懈，一定可以复兴！中国一定也会有大的变革。”鲁迅的这一席话，让李霁野久久不能忘怀。他1976年写文章回忆未名社时就发出感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巍然屹立在人间了。可惜的是，先生未能亲眼看见，与世长辞已经四十年了。”历史总是有许多巧合。1953年，李霁野参加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去慰问志愿军指战员。他目睹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英雄事迹、中朝人民的友谊，写下了许多文章结集成《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随笔》。李霁野的这次经历让他觉得：“中国、朝鲜人民都不愧‘伟大的民族’这个光荣称号！”

　　瞬间六：北大讲演

　　时间：1929年5月29日晚

　　地点：东安市场森隆饭店、北京大学第三院

　　1929年5月29日，北京大学国文学会邀请鲁迅讲演。由于讲演是安排在晚上，鲁迅下午就到未名社叙谈，晚饭则由李霁野等人请他到东安市场森隆饭店，饭店距离讲演的地方很近，过去很方便。

　　在饭桌上，鲁迅谈到在南方各地讲演时由于语言不通，需要通过翻译。尽管很苦，但各处青年对他的热烈欢迎并不削减，这使鲁迅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快慰。说到鲁迅的讲演，傅国涌曾作过研究，他认为：“鲁迅一生的演讲大致上可以分为六类，关于中国文明与改革的艰难与曲折、关于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关于文学与革命与其他的关系、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研究、读书和美术方面的见解、其他的即兴话题。”至于那天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属于何类，由于没有留下讲演稿，我们只从李霁野写给陈漱渝的信中知道“似乎与批判军阀有关”。当时听众很多，还有很多警察到场维持秩序，讲演的地方也从原来的第二院礼堂改到了第三院礼堂。鲁迅因为刚刚在饭店吃饭兴致很高，喝了几杯酒，脸确实很红了，李霁野等人便陪鲁迅去北大。到北京大学第三院的时候，看到很多学生往里面进，挤得水泄不通，鲁迅是绕到后台才走上讲坛。台上也差不多挤满了听众，李霁野和另外一位朋友只得站在幕布后面听。讲演结束出来，听众们还层层围住鲁迅，不肯离开。日本留学生仓石武四郎记录了这次讲演当时的情形：

　　我到那里时，这个大讲堂几乎已经满了。不过大家都在长凳上坐着，讲演还没开始。……北京大学竟有那么多学生都被动员起来，还是让我非常吃惊的。……突然几个人簇拥着登上了讲台。其中有一人肯定是鲁迅先生了。他蓄着黑黑的胡须，挺立在讲桌前。同他一起登上讲台的人，在离他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围着他。……虽说是讲演会，却并没有主持人的致词。突然鲁迅先生高举起手一挥，就开始演说了。他的话，自然是浙江方言。……我拼命地竖起耳朵来听，没想到，满场的学生都站了起来，发出“哇、哇”的喊声，有的甚至站在长凳上大声喊叫。即便觉得稍微听明白一点，也一下子被呼喊声——不，被怒号吵得听不见了。我坐在大讲堂里距离讲台最远的地方，毫无办法。虽然可以听到“人道主义”或“胡适的新风”等只言片语，但根本抓不住上下文，甚至连讲演的题目也不清楚……然后听到的只是些单词和学生们的怒号、掌声以及走动声。而且，还不到三十分钟，鲁迅先生和同伴就走下讲台来。不用说，讲堂里依旧是掌声、走动声和怒号声，这就是所谓的“旋涡”吧！

　　后来，鲁迅告诉李霁野他们：“南方的青年比北方的更热情，常常把他抬起来，抛上去，有时使他头昏目眩才罢手。”鲁迅还说：“北方的青年较为沉静，不过现在似乎也更为活泼了。”鲁迅是爱青年的，他乐见青年人对他的热爱，不仅仅使他在斗争中得到鼓舞，更因为青年是“祖国的希望和前途”。

　　瞬间七：探望病中的韦素园

　　时间：1929年5月30日下午

　　地点：北平西山福寿岭疗养院

　　鲁迅在《忆韦素园君》里回忆道：“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为什么是“侥幸”？这个“最”字背后又深藏着鲁迅对韦素园怎样的一种感情呢？

　　韦素园出生于1902年6月18日，是李霁野的同乡，1914年一同进入叶集的明强小学。一年后，韦素园从小学毕业到公费的阜阳第三师范学校。由于受到“投笔从戎”一类的宣传教育，1918年春，韦素园决然离开学校到北京参加段祺瑞办的参战军。不久，他识破了参战军的骗局，毅然离开。五四运动爆发后，韦素园受到感召，思想感情起了质的变化，后来他参加了安徽省学生联合会的工作，由于“沉默寡言，埋头苦干，从不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因此很使人敬重，同时也受人爱戴”。1921年，韦素园被革命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选派作为代表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他节约零用钱购买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俄文学书籍及字典、词典，这些书首先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在《忆韦素园君》中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还是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韦素园已经有了结核病。

　　1922年秋，韦素园进了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这年寒假，他回安庆省亲时劝说刚好也在那里的李霁野到北京读书。于是在第二年春，李霁野便同韦素园同行到了北京，在艰苦的生活中通过写稿换取入学费用，那时的他们“互相关怀，互相帮助，互相鼓励，都愿对这个光明的前途有所贡献”。1924年，李霁野受到韦素园鼓励开始试译《往星中》，韦素园用俄文随时校改。李霁野结识鲁迅以后，便介绍韦素园和鲁迅见面，他们还“偷听”过鲁迅在北京大学讲的中国小说史课。未名社成立初期，韦素园总管未名社事务，自然也掌握着“财政大权”。1925年9月，未名社刚刚成立一个月，鲁迅就将他的《出了象牙之塔》付印了，校稿就是鲁迅交给韦素园的。除了《出了象牙之塔》和《往星中》，韦素园还用俄文帮李霁野校订了《黑假面人》，为韦丛芜校订了《穷人》，夜深抽时间译果戈里的《外套》。繁重的工作和学习，加上生活艰苦，韦素园在1926年12月大量咳血，一病不起。据当时的医生诊断，肺部有巴掌大的洞，痊愈是没有希望的了。李霁野等人先后把他送到法国医院、协和医院治疗，略有起色，便于1927年春季，把他送到西山福寿岭疗养院。

　　鲁迅对韦素园的病十分关切，在5月29日北大讲演后的第二天上午，鲁迅在台静农、李霁野的陪同下到西山福寿岭疗养院看望了病榻中的韦素园。鲁迅的到来让韦素园感到很大的快慰，李霁野回忆了当时的一个细节：在畅谈了几点钟之后，素园才想起来几次让请先生吸烟，鲁迅都摇头说不吸了，是因为避免使病室里面有烟味。当韦素园再三说了对自己无碍时，鲁迅才走出病室，站得远远地急忙吸完了一支纸烟。在那天，他们一定畅谈了许多，以至于30日下午鲁迅就写信给景宋（许广平）详细谈了会晤的情形，信中说：“他很喜欢，谈了许多闲天”，“他也问些关于我们的事，我说了一个大略”，“……感到他将终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当夜一点半，鲁迅又在信中说：“上午之纵谈于西山”，“是近来快事”。这次会晤之后，尽管鲁迅自己已很窘急，但仍然从其北平寓所的用度中挤出百元给李霁野他们为韦素园治病。

　　韦素园在1932年8月1日晨病逝于北平同仁医院，时年仅30岁。如此说来，鲁迅这次在西山福寿岭疗养院的探望应该是同韦素园永别了。前文提到的“侥幸”应是包含此意的。鲁迅是深知韦素园的人，他们的师友情是真切的。在鲁迅逝世后，李霁野等人在整理鲁迅遗物时，发现了一本蓝色布面装订的书，书名《外套》。在封面上，鲁迅题写了几句话：“此素园病重时特装相赠者，岂自以为将去此世耶，悲夫！越二年发箧见此，追记之。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迅”。原来，这本《外套》是韦素园译的果戈里作品，1929年7月，他将这本自己的译作分送给几个师友，由于当时身体虚弱，便请李霁野代笔几字题赠给鲁迅，落款时间是“二九年七月十二日”。鲁迅收到此书时是8月3日。两年多后，他还记得当时收到此书的心情，便在《外套》内页题写了上面的几句话。韦素园去世后被安葬在北平西山碧云寺下的万安公墓，墓碑上是鲁迅亲笔题写的墓记：“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

　　瞬间八：送别鲁迅先生南返

　　时间：1929年6月3日

　　地点：北平火车站

　　1929年6月3日，鲁迅结束了在北平的活动准备乘火车南返，李霁野等人到车站送别。据李霁野记忆，“替他（指鲁迅）定卧铺的朋友为了安全，给他用了一个化名。他说，好意可感，不过要认识他的人依然会认出他”。鲁迅最终没有拒绝朋友的好意，他说这点小事也会被人拾取来对他大加奚落，但是他不想从这些人“博得勇士的荣衔”。

　　要知道，鲁迅正是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怀着极大的悲痛和愤恨决然离开北京的。这次事件带给鲁迅的震动是极巨大，极深刻的，他曾再三提到刘和珍死难时的惨状，看到了中国女子的勇毅，更切近地看到了要冲破黑暗的光明。同时，青年的鲜血仿佛给鲁迅施行了革命的洗礼，他要以别种方法的战斗，为中华民族打出一条生路。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执政府传出了要逮捕五十多人的“黑名单”，上面自然有鲁迅的名字，于是在朋友们的敦劝之下，鲁迅开始过逃亡的生活，“而陈源之流的论客却借此大说风凉话”。可见在这种环境下，鲁迅在这次南下时说出的这一席话，是有所指向的。1932年11月，鲁迅再次回到北平，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两次秘密座谈会和五次公开讲演，但李霁野因为工作关系，身在异地，未能参加。鲁迅这次离开北平时，出现了“传闻”，说鲁迅“在山东境内在火车上被捕”，北平各界还成立了“营救鲁迅先生委员会”，后来鲁迅安全抵达上海。可以确信，鲁迅的个人安全的确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而他秉持的“没有拒绝”的态度也是符合实际的。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当时，鲁迅的话有更重要的意义，他曾说：“有些人拿愚蠢的冒险当勇敢，总怂恿人赤膊上阵，我总疑心他们属于敌人的那一面；自然，其中也有老实人，但总是轻者遭殃，重者送命。”他还说：“生物界有保护色，在残酷的斗争中怎么就不可以学习呢？”

　　瞬间九：畅谈未名社

　　时间：1932年11月17、18日

　　地点：北平鲁迅家、同和居饭店

　　据1932年《鲁迅日记》记载：“十一月九日 夜三弟来，交北平来电，云母病速归。”10日“往中国旅行社买车票”，13日“午后两点半钟抵前门站，三时至家，见母亲已稍愈”，28日“下午……至东车站”。

　　1932年4月23日，鲁迅给台静农信中说：“久未问候，因先前之未名社中人，我已无一个知道住址了……今日始在无意中得知兄之住址，甚喜。有致霁野兄一笺，乞转寄为感。”未名社在1930年前后遇到了经济困难，一方面寄出的书刊或在京津书铺的代销能收回的书款越来越少，印书也就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李霁野承认自己很不善经营管理出版事务，王青士和李何林先后离开未名社后，又未能找到合适的替手，未名社的业务就渐渐走了下坡路。其实，在李霁野看来，导致未名社解体的真正原因是“韦丛芜和我们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严重分歧。他的生活方式为我们所不满，他的经济上的需要，未名社无力充分满足，因此常常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鲁迅在1931年5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得韦丛芜信即复，并声明退出未名社。”此后，鲁迅和未名社成员之间的联系日渐稀少，因此当鲁迅再次与李霁野等人在北平见面时，自然有许多话要说。

　　另据《鲁迅日记》记载，1932年11月15日“访静农，不得其居，因至北京大学留笺于建功，托其转达”。17日“静农及季野（即李霁野）来”。18日“霁野、静农来，晚维钧来，即同往同和居夜饭”。可见，在鲁迅繁忙的活动之中，他和未名社成员的往来在17、18日间达到高潮。虽然他们谈到了韦素园的死和未名社的解体都很有沧桑之感，但会晤却使李霁野等人感到极大的愉快，觉得又经历了一次“烟消云散”和“云破月来”。鲁迅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在11月20日夜给景宋（许广平）的信中说：“我到此后，紫佩，静农，寄野（即李霁野），建功，兼士、幼渔，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

　　台静农和李霁野在17日访问鲁迅一次，谈到未名社现况。鲁迅对韦丛芜的生活和思想情况是略有所闻的，但“大大超支版税的事，则是这次才较多知道”。 李霁野他们向鲁迅抱歉地提到鲁迅的版税不得不由开明书店分期支付。关于未名社解体以及之后有关拖欠的版税问题，李霁野在其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为鲁迅先生佚简答客问》中援引了1935年11月14日鲁迅写给时任上海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字雪村）的信，信中提到：“韦丛芜君版税，因还未名社旧款，由我收取已久，现因此项欠款，大致已清，所以拟不续收，此后务乞寄与韦君直接收下为祷。”落款是“鲁迅上（印）十一月十四日”。由此可见鲁迅的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也说明李霁野在对鲁迅及未名社版税的善后事宜是认真对待且无历史遗留问题的。

　　有一件事李霁野在此次与鲁迅的会晤中并未谈起，但却一直萦绕在李霁野心中，这便是他已经开始准备翻译使其后来成名的代表译作《简·爱》。李霁野回忆说：“第二天我满怀着‘云破月来’的轻松愉快心情，回到天津的工作岗位。以更充沛的力量，在课余翻译长篇小说《简·爱》，到1935年才完毕。”李霁野选择离开北平到天津任教是受生计所迫。未名社经济上有困难是事实，而李霁野家庭负担大也是现实，脱离未名社到天津就业成为无奈的选择。在这次会晤很久以前，台静农曾写信给鲁迅谈及李霁野“负担着大家庭的生活费用”。鲁迅对此感同身受，他在1932年6月5日夜给台静农信中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这次会晤时，当台静农再次说到李霁野家有二十多口人，谋生困难，只有一二人有工作机会时，李霁野回忆道：“先生深情地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那情景我是永世难忘的！”

　　鲁迅老来得子。1929年9月27日，也就是鲁迅南下后第一次回北平省亲后三个月，鲁迅的独子周海婴出生。到鲁迅第二次回北平探望生病的母亲，周海婴已满三岁了。这次，鲁迅曾经在自家向李霁野等人展示襁褓中儿子的照片。李霁野回忆道：“说着鲁迅先生走进内间，取出海婴的照片来给我们看。我们不禁叫了一声：‘像极了！’先生笑出声音来说了一句笑话。我们说从侧面最能看出相像的地方，先生把照片拿远些又看了一番。我们说海婴看起来很健康，先生笑着说：‘那他们一时咒不死他了！’”那时的鲁迅完全“化为青年”，“忘掉彼我”了。他在当时的音容笑貌时过多年仍留在李霁野的记忆中。鲁迅曾作一首诗《答客诮》表达自己的“侠骨柔情”：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

　　回眸时看小於菟。

　　鲁迅在融洽的气氛中还谈到了上海的家庭生活。鲁迅突然对李霁野等人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看，我来编一本《情书一捆》，可会有读者？”李霁野他们猜想大概鲁迅是指他和景宋（许广平）之间的通信，认为若能出版可对了解鲁迅的生活和思想很有好处，就表示希望印行出版，读者会比《呐喊》的还要多。其实在当时，鲁迅的《两地书》已经编好，他向李霁野等人抛出这个问题是在委婉地向他们征求意见。回想起这次简短的问答，李霁野还是倍觉亲切。

　　瞬间十：与鲁迅先生最后一次见面

　　时间：1936年4月22日

　　地点：大陆新村9号，上海鲁迅家

　　李霁野与鲁迅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36年4月。四十年后，李霁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和鲁迅先生的最后一次会晤》，记录了当时的情况。1935年8月底，正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的李霁野开始休假一年，他原计划利用这个机会去英国看一看，了解一点当地的社会情况，浏览在国内见不到的绝版书和旧杂志。关于这次旅行，李霁野另外写了一篇长文《浮光掠影记欧游》，从中可知，他的旅行费用是自筹的，这笔数额不小的川资就来自他的译作《简·爱》，李霁野得稿酬八百元。

　　李霁野是经满铁穿越苏联抵达欧洲的，途经满洲里、贝加尔湖、莫斯科、波兰、柏林，渡过英法海峡，最终到达伦敦。他在伦敦大学选读了英国散文和小说两种课，参观了剑桥大学、大不列颠博物馆、海德公园、植物园、石南草原、西敏寺、莎士比亚故居、圣保罗大教堂等地，光住处就因租金和服务更换了好几次。离开伦敦，李霁野决定经过法国、意大利乘船回国。他在法国巴黎参观了卢浮宫、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在法兰西歌剧院观看了希腊悲剧《伊狄巴斯王》，在意大利罗马参观了圣彼得大教堂和教皇宫，在罗马新教墓地凭吊了济慈，参观了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和总督宫。1936年4月21日，李霁野乘船途径香港后回到上海。第二天，他即到鲁迅的上海家中拜望。

　　这次见面，鲁迅和李霁野畅谈许久，从上午谈到中午，午饭在鲁迅家中吃的，饭后也没有休息继续谈到晚上。鲁迅当时已经病过几回，但精神却显得很饱满并健谈，他虽然对社会、人生、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广博的经验和知识，而仍然怀着广泛的兴趣与他的学生李霁野竟日快谈。李霁野上一次见到鲁迅还是他四年前第二次北返省亲时。这期间，李霁野在天津教书，利用课余时间翻译长篇小说《简·爱》，虽然两人通过几次书信，但哪里比得上和老师见面更加温暖和宽慰，依依不愿离去。李霁野没有料到，这次谈话竟成他和鲁迅的诀别。半年后的10月19日，鲁迅就与世长辞了。

　　鲁迅在那时已经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共产主义战士了。李霁野告诉鲁迅他在西伯利亚沿途和莫斯科所见到的高楼大厦，一派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场面。鲁迅回忆自己未能应邀到苏联实地看一看仍觉得是“一大遗憾”。他在谈话中说：“只有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国民党反动派媚日反苏，是自取灭亡。”鲁迅对民族问题十分关心，李霁野当时讲了自己遇到的一件小事就觉得很有意义。他说：“我在莫斯科电车上遇到一个老妇人，抱着一个约有两三岁，非常活泼健康的小孩。我看这个孩子极可爱，不禁伸出手指，想摸摸他的面颊，逗他笑。老妇人举起孩子，不仅让我吻他的面颊，还让我抱他。”李霁野十分感动和高兴，他认为这件事虽小，但似乎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那就是“没有种族歧视”。苏联的情况在鲁迅去世后发生了变化，这些都是他们完全没有料到的，但李霁野认为鲁迅即使亲眼目睹这些变化，“即不会吃惊，也不会有悲观失望的情绪”。他引用了鲁迅在《华盖集续编·记谈话》中的一段话：“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李霁野还谈到英国出版界和作家的一些情况。在英国出版商每年举办的展览会上，李霁野曾遇到罗素和萧伯纳，他们二人都曾经访问过中国。李霁野提到，罗素讲演并为购书人签名，而萧伯纳却对要求签名的人毫不理睬。这引发鲁迅谈到上海作家和出版界被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和文坛斗争的情况，叹息两线作战特别吃力。尽管如此，李霁野还是感到鲁迅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李霁野知道鲁迅关心木刻，特意送给鲁迅三套英国古代木刻的复制画片，是关于农业耕作的，英国博物馆作为古董保存了不少这类作品。

　　这对师生自然还谈到已经解体的未名社。鲁迅说：“未名社虽然早已解体，还颇有人怀念它的存在。”此言不假。1927年9月25日，当时还在广州的鲁迅曾写信给台静农，信中说：“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1929年3月22日夜，鲁迅写给李霁野的信中也说：“听说未名社的信用，在上海并不坏。”6月24日信中说：“未名社书，在南方信用颇好。”7月8日夜信中说：“未名社书早到了。听说买者很多”，并说，“未名社本可以好好地干一下——信用也好，但连印书的款也缺，却令人束手。”据李霁野在文章《从未名社谈到〈未名小集〉》中回忆：“未名社出版了两种丛书：《未名丛刊》专收翻译，其中有鲁迅先生译的《出了象牙之塔》《小约翰》；素园译的《外套》《黄花集》；靖华译的《蠢货》《白茶》《烟袋》《第四十一》；丛芜译的《穷人》《罪与罚》《格里佛游记》（一、二卷）；我译的《文学与革命》《不幸的一群》等。《未名新集》专收创作，其中有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静农的《地之子》《建塔者》；丛芜的《君山》《冰块》；我的《影》。鲁迅先生的《坟》，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都是单独印行的。出的期刊有《莽原》半月刊和《未名》半月刊。”由此可见，未名社在生存的六七年中，出版做得有声有色，现在看来，有些作品的分量和成色是很足的。难能可贵的是，在未名社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如刘和珍这样的热心支持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