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和平解放。4月11日，北平市军管会派徐楚波、李世濂（又名李越）、张幼成代表人民政府接管了北平市立第一中学校。学校随后定名为“北京市第一中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始建于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的北平一中。“一中”从此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徐楚波以北平天津两直属市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10月1日，他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11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他作为中小学教育界代表被选入新中国新首都新一届市政府领导班子。对此，《大公报》在报道中说“舆论普遍认为新政府要对教育和建设事业下大力气了”。

　　出任北京一中校长之时，徐楚波已年过半百。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战争时期，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徐楚波积累了极为广泛丰富的学校建设经验，显示了统筹全面、好谋善断的领导才干和领导艺术。他领导的班子大力整顿校务：废止了训育制度及党义、公民、童子军等课程，实行教导合一的制度，学校只设教导和总务两处。国文、历史作必要的修改。删除教材中错误和反动的内容。为了提高学生的文化、思想水平，在教师中厉行专任制。

　　北京的北城根素有“北冰洋”之称，偏僻而交通不便，一中的学生大多数是城根各行各业劳动人民以及近郊农民的子弟，家境都比较清苦。学校为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

　　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有这样一段历史。1924年7月，被任命校长的杨荫庆从英国留学回来不久，9月份就因为有的学生一时交不起学费、杂费而又规定“不得入学”，和学生冲突起来。带头和他评理的学生被他勒令停学一年。事情愈闹愈大，后来发展成为据说有的学生打了校长的事件，警察局逮捕了八名学生，紧接着卫戍司令王怀庆又下令解散一中，勒令学生出校，学校里驻进军队成了兵营了。

　　领取了助学金及免费的学生生活虽很简朴，衣着甚至破旧，与别校比甚至有点寒酸，但是地居僻静宜于读书，一心向学蔚然成风！“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这歌声回荡在一中校园——抒情的旋律，温柔、优美、明朗的音调，抒发着学生对新生活的渴望。

　　学校发展很快，校舍的建筑跟不上。为此，徐楚波得快马再加鞭，不遗余力地为扩展校舍而奔走。他先是经市教育局批准，接收琉璃寺8号为四宿舍，后又不辞劳苦多方交涉，终于由市教育局批准，租用宿舍后面的一块面积达7500平方米的低洼地。1952年不仅在北院盖起了北楼，在南院新建了教室、整建了物理和化学实验室，配齐了供两个班进行物理、化学、生物实验的仪器设备，师生们还凭着革命热情，以一筐筐泥土、一把把汗水将夏季积水成潴行人断绝的洼地，平整成了“不用说在当年就是现在的东城区中学中也难寻觅”的大操场（包括1个足球场、4个篮球场，1个200米的环形跑道，1个田赛活动场地和1个吊环、虎伏、单双杠等器械活动场地和操场四周可供3000师生观看比赛的地方，靠北还修有体育部、浴室和贮藏室等一排平房）。“这一大操场是徐校长和广大师生辛勤经营的成果，它对50年代和60年代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开展各项体育活动，培养足球运动员都起过很好的作用”，北京一中20世纪末回望辉煌的校史时，在总结回顾中如是写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大操场被开发建设为6栋东城区教师宿舍楼，为解决全区教师住房困难做出了牺牲。

　　一中图书馆在全市中学的图书馆中也曾是面积最大、藏书最多的。徐楚波不仅重视《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万有文库》《中国新文学大系》等遗留下来的旧版书，还增加了不少时代特色的新书，提倡学生自修自学充分利用。

　　与此同时，徐楚波非常重视充实师资。1952年到1953年陆续招聘来了许多一流的老师。经过他的努力教师队伍人才济济，他为北京一中这棵梧桐树招来的金凤凰有生物老师范至甫（后北京第二十四中校长）、数学老师王光兆（后北师院数学系主任）等。有经验的中老年教师们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率先试行“计划教学”，把教学目的、教学过程、作业批改、质量检查等列入严格的计划之中，并且举行公开课，对推动教改起了很大的作用。

　　徐楚波非常强调教学风尚。他注重教学的延续性，尊重老教师，认为一代教师要形成一代教学风尚，而老教师的教学风尚必然影响新一代教学风尚的养成。此外，教学风尚的养成又与教学环境有很重要的关系。他总是要求总务人员保持校园整洁，注意美化；要在教师上班前把大预备室打扫干净，水要备好，桌面要整理，给人井然有序的感觉。因此几十年来北京一中的教师队伍“代代出英才”，到了世纪之交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召开学科带头人表彰大会时，会上所有受表彰的学科带头人，历史学科的刘宗华、语文学科的王有声、数学学科的贺信淳、物理学科的张琛等，无一例外都在徐楚波任校长时的北京一中任教过，有的就是北京一中培养出来的教师，北京一中形成的教学风尚在东城普教系统藉以发扬光大。

　　上世纪60年代初，徐楚波在强调尊师爱生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在教学和教育工作中“格与序”的设想，即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的落实所应达到的目标和要求都要有规格、有程序，反对空泛和不切实际的谈论。各科教学、各年级的班级活动都要从实际出发，有格有序。而在具体教学实践中，他认可鼓励学生放手写作的积极做法。一中的语文教师起草高考作文评分标准时提出，要全面考虑思想内容和语言表达能力、应注意总的思想倾向，即“如果通篇思想倾向是积极的，虽有一二句不合适的话，也应看作思想正确”。1961年以后教育部高考语文作文标准的改动与这个意见基本一致，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建议。

　　（作者系民进北京市委出版传媒专委会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