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哲学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找寻失落的家园。对于长期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夜半灯青琢旧词”的郑福田来说，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意义也正在于此。2016年，从衰草返青的暮春到瓜果丰硕的金秋，从西部“塞柳当风拂面勤”的阿拉善到东部“托雪松枝更媚柔”的兴安盟，他一次次来到草原深处，调研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力求真正把问题找准、把原因理清、把建议提实。近日，围绕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话题，他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本刊：近年来您一直致力于推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提出了许多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意见建议。您为什么对这个问题这么执着？

　　郑福田：于公于私，这个问题都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于公，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几千年来，少数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不仅有大量的有形文化遗产，也有斑斓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神话、歌谣、谚语、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皮影、剪纸、绘画、雕刻、刺绣、印染等艺术和技艺以及各种礼仪、风俗、民族体育活动等。这不仅成为各民族赖以绵延发展、增加凝聚力的纽带，也成为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以及联系世界的桥梁。保护少数民族“非遗”，就是延续我们的民族血脉、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我很难想象，如果少数民族“非遗”消亡了，我们的精神家园该是多么的荒芜。

　　于私，我长期在内蒙古工作生活，对于传播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始终十分关注，且愿意为这项伟大的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内蒙古少数民族“非遗”丰富而独特，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口头类“非遗”，如说、唱、吟、诵的内蒙古地区的神话、传说、传统故事、童话、歌谣、谚语等；形体类“非遗”，如内蒙古地区的舞蹈、武术、体育杂技、魔术等；造型技艺类“非遗”，如法器制作和勒勒车制作技艺等。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一直滋润着我的心灵。呼麦那种从嗓音深处发出的声音美轮美奂，简直就是天地之间自然的融合，令我终生难忘。我还曾经写过一首词，描写的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乡村婚礼情形：“乳燕梁间软语开，鸣鸾四马驾车来，乡肴村酒摆盈台。端坐新娘眉目秀，侧观联对琴瑟谐，随人扰攘看交杯。”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少数民族“非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流失，内蒙古地区也不例外。

　　本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多种文化的星球》报告中曾经指出：“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所摧毁，正如一个现存物种的消失一样，是令人不快的。”在您的调研中，当前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方面还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郑福田：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和全球化的日益增强，随着科技手段和文化传媒的日新月异，少数民族“非遗”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一是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与社会整体认同之间，尚存在一定障碍和偏差。在民族内部极为重要极具特色甚至关系到“根”的呵护和民族“基因”延续的项目，由于语言、习俗等差异，在社会上的认可程度与重视程度往往打折扣。“巴尔虎英雄史诗”在巴尔虎蒙古人中地位至为高崇，但由于是蒙古语说唱，未能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神话”在鄂温克族影响深远巨大，可却不能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十分遗憾。

　　二是内蒙古地域广阔，同一风俗在传承中略呈差异。特别是由于清王朝留给蒙古草原的制度遗产——盟旗制造成的有清以降蒙古族各个部落之间的分割和服饰、习俗之别，使今天的项目申报受影响。“祭火”本是蒙古人最古老极神圣的民俗，然因各地均有申报（“察哈尔祭火”“乌珠穆沁祭火”“鄂尔多斯祭火”），只好联合捆绑，终因各地形式内容不能完全齐一，未获国家级批准。于是，有的“祭火”成了自治区级项目，有的获得了盟市级项目，并因同为“祭火”为什么有等级之差引发质疑。可见，一项利于长远的文化政策的实施推广，须多层次、多视角关照，方可达成理想效果。

　　三是“非遗”保护专项人才匮乏，相当一部分“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老龄化严重，甚至出现“曲终人散”的结局。2005年10月，蒙古族长调歌王哈扎布以84岁高龄谢世。他生前能自由演唱的300多首长调名曲，现在百不存一，连一张完整的唱片都没有留下，不禁令人唏嘘。

　　四是相关政策法规（版权、专利权、外观设计权）制定实施严重滞后，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真空地带”，使仅谋求经济利益的开发有机可乘，造成一些项目民族、地域特点淡化，文化、历史价值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