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按计划，高中教育普及率2020年要达到90%。这一目标能否完成？

　　周洪宇：高中教育的普及率现在是86%以上，到明年要达到90%的目标，目前看是能够实现的。所以高中教育现在叫“全面普及”。义务教育是完全普及，高中教育是全面普及，学前教育是大力发展。

　　南方周末：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接近50%，这意味着什么？

　　周洪宇：2018年，我国高校招生790.99万人，毛入学率已达到48.1%。2019年毛入学率将超过50%，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今年高职扩招100万则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临门一脚”，直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

　　这也意味着高等教育改革进入了突破性发展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速度在全世界是最快的。我们未来的目标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35年达到60%以上。速度虽然惊人，但现阶段高等教育更应该注重内涵式发展。

　　教育改革路径从2010年开始更清晰

　　南方周末：回顾中国70年教育发展历程，有没有哪个时间节点，你认为对中国教育改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周洪宇：有三个时间节点是很重要的。我是1958年出生的，1976年被下放到湖北荆门山区姚河公社的新华大队。记得1977年10月，我听到了广播里播送新华社的“恢复高考制度”的新闻。那时，我开始关注、经历、见证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过程。这是第一件大事情，是改革开放的一次报春花。

　　恢复高考制度还不是改革，而是一个恢复性的行为，让教育走上正常道路。而邓小平在1983“三个面向”的讲话——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明确指明了中国教育未来要走向何处，为后来中国教育的体制机制改革指明方向。这是第二件大事。

　　1985年到1993年期间经过了反复，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又吹响了教育改革的号角。1993年，国家出台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这是第一个以中央的名义发布的教育改革规划，使得教育体制开始打破了过去的国家统包统分的格局，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从此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的道路，这是第三件大事。

　　南方周末：改革应该首先要发现短板，不同时期短板可能有所不同。你研究中国教育史后，慢慢发现中国教育的短板在哪？

　　周洪宇：2000年前后，当时我已经做了多年教育研究，到湖北的咸宁、孝感地区调研农村义务教育。在这个调研基础上，加上过去到郧县、十堰等国家级贫困县调研，我开始形成对于中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认识。这就是找突破点了，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最大的短板还是农村教育，这是中国教育的短板。

　　2003年1月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3月全国两会，我开始呼吁免费教育。首先提出的是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免费。3月6日，我给温家宝总理提建议书。从这入手，呼吁义务教育免费，再呼吁教科书免费，到中职教育免费。到后来的“新三免”（高中教育免费、义务教育阶段的免费营养午餐、学前教育的免费阅读计划），加上今年提的残疾学生十五年免费教育，“新四免”。

　　推行免费教育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在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留不住教师。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不愿意留在农村当老师，主要是因为农村学校往往没编制、收入低、居住条件差。

　　我国现行的是2001年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城市、县镇和农村分别规定小学生师比为19∶1、21∶1和23∶1，初中生师比为13.5∶1、16∶1和18∶1。这一编制标准以压缩编制和效率优先、城市优先为导向。与我国广大农村地广人稀、生源分散、交通不便、学校规模较小、成班率低，存在大量村小的实际情况严重相违。

　　南方周末：你如何梳理中国教育改革的路径？

　　周洪宇：教育改革进程实际上是1980年代启动的。1985年中国教育改革纲要出来，提出打破这样一个包得过多、管得太死的传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纲要文件正式出台，那就不仅有教育的体制机制改革，还有教育的内部改革。

　　2010年，又启动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纲要针对2010年到2020年，用十年的时间，各级各类教育方面达到什么样的水平都作了明确规定。明确了改革的框架，总体目标要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为教育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明年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南方周末：近两年改革路径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变化？

　　周洪宇：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中央成立了中央教育改革领导小组，这是改革领导的最高层面了。这个层面是中央的，过去改革还只是部局之间协调，就是在国务院层面进行跨部局的协调，比如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现在有专门的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领导的层次提高了，协调力度更大了。这就是组织体制的重要改革保障。

　　还有就是对教育经费的投入与保障更坚实了。对教育的持续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并日益成为评价一个国家、地区教育事业是否优先发展的重要指标。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6万亿元，比上年的4.3万亿元增长了8.39%。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699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3%，占GDP比例为4.11%。

　　1993年首次提出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例要达到4%的目标。这一目标已在2012年实现，并已连续7年保持在这之上。

　　有好的师资才有好的教育

　　南方周末：要实现教育现代化，下一个阶段，中国教育进程往前推进，重点会放在哪些方面？

　　周洪宇：从未来来看，教育的改革发展创新的任务更加繁重。换句话说，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要规模庞大，体系完整，结构合理。

　　但在这么大规模的前提下，重点就是要提高质量。2018年3月，我同时以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分别向教育部和全国人大提出一个相同的建议：要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更多是要提升内涵。

　　这种提升不仅是针对高等教育，基础教育里面的学前、义务、高中教育都要注重人才。要做到这一点，要进一步关注和加强教师队伍的培养。就是好的师资才有好的教育。

　　冷静地看，我们还有很多不足，尤其是高等教育。虽然马上就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了，但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真正具备创新能力和精神的人才并不多。高等教育的设备设施、师资水平、国际化程度等方面，还和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我们重点追赶目标美国有很大差距。离教育强国的目标，还是有相当差距。我们的高校能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排名的没有几所，尽管名次在逐年提升，但实际教学水平的差距仍很大。

　　基础教育虽然不错，但发展不平衡，还有不少偏远地区农村教育很滞后，所以基础教育的质量还要提升。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学生减负问题不能反弹，让学生能够身心健康地发展，成绩好但首先还要身体好，这就是下一步还要努力的方向。

　　南方周末：提到师资建设，你最近在关注什么？

　　周洪宇：我正在参与新的教师法修订的调研工作。着重关注的一个点是教师教育惩戒权的赋予与规范。教育部正在商讨把相关内容写进去（新的教师法）。

　　这个问题，今年1月我在湖北省人大会议上就提出了。之后，教育部将华中师范大学列为参与修法调研的单位之一。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和政策法规司与我都有多次沟通，要做好关于教师教育惩戒权的调研工作。

　　到了今年5月，中央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就把“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这一建议写了进去。这进程是非常快的。

　　（本文首发于2019年10月24日《南方周末》国史新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报道之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