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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惠泉:儿子和我一样勇立潮头

发布时间:2018-08-09  来源:民进杭州市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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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29岁的蔡惠泉大学苦读四年毕业,原本没想过去做“孩子王”,但组织上说教师缺乏,叫他去了母校萧山中学任教。

  他因而与中国民主促进会结缘,并出任民进举办的萧山市树人业余学校校长,从零开始,艰苦办学,为改革开放下的社会力量办学探索出了成功的道路。

  而他的儿子在25年后与他成了浙江大学的校友,与他不同的是,儿子大学期间便被公派去日本交流学习,并有企业家提供的助学金。

  可能是身上都流着“萧山人”的血液,儿子和他一样是个勇立潮头的人,毕业后选择了创业。

  这是都市快报与浙江省社科联联合推出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1978-2018我的编年史”。

  1984年

  回母校任教

  全萧山语文单科最高分出在我班上

  1984年,我毕业于杭大中文系,到县人事局报到,9月初,组织部通知我回机关,人事局长说因教师缺乏,让我先到萧中去教书。

  于是,我回到了离开了12年的母校去站讲台。

  虽然我没读过一天的师范课程,但教学实绩还不错。

  高一第一学期,浙江和天津联合举办中学生科技作文大赛,我任教指导的一篇学生作文获了奖,这是全校惟一的一篇征文得奖。

  学生拿到了奖状和奖品,我这个指导教师也得了一本获奖证书。

  1987年,高考前夕,在新落成的行政大楼四楼阶梯教室,我以初级教师的资格,向应届毕业班学生做写作辅导,讲高考应试材料作文的审题思路及写作方法。

  经过三天的高温高考,成绩揭晓,全萧山语文单科最高分出在了我任教的班上。

  也是这个时期,多名教师被培养进入民进的萧中支部,我也与之结缘。

  1992年

  身为校长拉大板车运课桌

  在全省开创民进组织集体办学的成功先例

  1989年的教师节刚过,我惜别教了十来天的高一新生,来到民进办公室。民进想在社会服务工作方面有所作为,决定重新办学。

  民进的前辈曾于1982年创办萧山县树人业余学校。那是一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学校,当时,已经停办几年,没有校舍,没有资金,没有教师,除了抽屉里有一颗“萧山市树人业余学校”的公章。

  1992年6月,我受命出任校长。

  在没有任何的办学场地、办学资金和办学人员乃至办学计划的境遇中,我 “三顾茅庐”,以赤诚之心打动了教育局成教科的工作人员,获得了办学许可,办起了国家承认学历的“成人职业高中”。

  学校也正式易名为萧山市树人职业高级中学,开设电子计算机、金融财会和文秘等专业,六年中招收各类学生数千。

  办学之初,我身为校长,拉大板车运课桌、床板等教学设备,做清洁工疏通教室、寝室下水道,废旧的信封翻过来使用,创建学校团总支,组织学生旁听法庭对未成年人犯法的非公开审理……

  艰辛的付出终于得到回报,我们在全省范围开创了民进组织集体办学的成功先例。

  1996年,学校荣获“省社会力量办学先进”的称号,省教育厅厅长授予铜牌。

  我们还用积累起来的资金购置了5亩教学用地,1997新学年,萧山市树人职业高级中学在城东行头村的新校址隆重开学,结束了游击办学的历史。

  2005年

  儿子收到浙大录取通知书

  和我成为大学校友

  2005年夏天,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由“EMS 全球邮政特快专递”送达家中,儿子与我成了浙大校友,因为此时浙大、杭大、农大、医大已经实行四校合并。

  浙大的录取通知书,信封设计高雅,浙江大学校门气度轩昂,被安排在信封的左侧,收件人也就是新生的姓名在信封右侧,看上去就像是高等学府正期待着新一届的莘莘学子。

  这和我当年收到的用牛皮纸糊成的挂号信,信封上是钢笔书写且涂涂改改,完全不能相比。

  值得回味的是,这两件对人生赋予里程碑性质的信函送达时,当事人均不在家。

  1980年的夏天,寒舍——只比防震棚略好的过渡性简易住房“鲍家池临时公房”,收到了一封让左邻右舍议论纷纷的挂号信,哥哥急着要拆看录取通知书,被老父亲制止了,说是要让我自己来启封,还认真地把它锁进了抽屉。

  25年后,妻子捧着用儿子的准考证、身份证核对、签名后领取的邮件,摩挲了好一会儿,低声说道:让儿子自己来拆封。

  2008年

  儿子去日本学习

  和民营企业家签约拿到助学资金

  儿子作为交流生,由学校公派赴日本留学,学习通讯科学技术。

  出国并不新鲜,但作为求学路上历经磨难的“老”父亲,我心里实在是久久不能平静。

  儿子当时刚过21周岁,在父子俩同一个母校已读了三年,还担任过校学生对外联络协会的主席。2007年的元旦,他把来自香港几所大学在杭州交流学习的7位同学请到了家里,让我忙乎了一整天。回想我21岁时的人生境遇,和儿子的相比,有天壤之别。

  36年前,在萧山中学高中毕业,“待业”整整三年半,其间的人生青春岁月煎熬,我曾以一言以蔽之:除了没要过饭,没做过贼,其他什么苦活脏活都干过。

  在持有一张因眼睛高度近视而被“萧山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颁发的《病残青年留城证明》一二年后,才被县计划委员会的一纸招工令收进了一家还没有一寸厂房的“微型工厂”, 第一年的月工资是14元生活费加上2元的“米贴”。

  伙食费到父母那里揩油的情况下,一年积攒下来,差不多能买一只上海牌手表,手表票也是好不易才搞到的。

  直到今天,看到路上的任何商店、工厂门口贴着“招工”的广告,我心里就会酸酸的。

  如今,儿子要出国,都不需要我送行,从玉泉校区出发赴申城的专车,是一位我未曾谋面的企业家特意安排的,飞抵日本后,又有对方学校在途中派员迎候。

  那位未曾谋面的民营企业家,要比我小十来岁,是改革开放中的弄潮儿,很有做生意的头脑且不乏积极创新的勇气,这似乎和儿子想自己创业的理念不谋而合。

  后来,儿子和这家投资创业、投资高科技、投资未来的公司签了约,拿了一笔在工薪阶层看来也是数目不小的助学资金。相应的回报条件是,在若干年后,待儿子创业成功,企业股票上市,他就合法拥有其一定比例的股权。

  事后得知此事,我责怪儿子竟敢擅自和人签约。儿子平静地解释道: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儿子不愿意再增加我们的负担。再说,以当前的月收入而论,我们夫妻俩的工资加起来还不足以提供给他在日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开支,尽管他无须向所在校方缴纳任何的学杂费。

  我曾经要求正在学习微积分的儿子比较精确地算一算他父亲前半辈子的工资总收入:从每月16元到如今的每月6000多元,儿子打趣地说,把两个数加起来除一下再乘一下,数字就出来了。

  儿子是改革开放的儿子,改革开放为21岁的儿子和他的同龄人提供了一片放飞鸿鹄之志的蓝天,儿子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创业,如今也算是小有成绩。

  2017年

  搭上“无忧无虑”号

  日常在家敲击键盘,笔耕人生

  生命的年轮已转过了60多个春秋,我搭上了“无忧无虑”号的退休生活的列车——日常在家敲击键盘,笔耕人生,这一年先后有30篇(次)文章登载在各类网站、报刊和微信号上。

  2017年,我被省民进表彰为2013-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全省共18人,鄙人有幸入榜。

  而最近这两个月,我又投身于组织初中、高中的同学会,7月18日,我刚刚参加了萧中80周年校庆启动仪式。

作者:蔡惠泉     责任编辑:邵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