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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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建

第二章 投入爱国民主运动

第三章 “六二三” 反内战大会和南京下关事件

第四章 参加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第五章 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第六章 参加筹建新政协 建立新中国

第七章 为恢复国民经济献计出力

第八章 在过渡时期的稳步发展

第九章 在曲折中经受考验

第十章 恢复活动

第十一章 拓宽工作领域 实现工作重点转移

第十二章 全面开创民进工作新局面

第十三章 为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努力

第十四章 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十五章 实现跨世纪的政治交接

第十六章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

附录

后记

第四节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的产物。它的诞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深远的思想渊源,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并且被现实斗争所催生。

  民进成立前的酝酿和筹备

  蒋介石由重庆回到南京后,上海就成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前沿阵地。这时,党的地下组织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多次遭到破坏,不便于公开出面活动,因此,德高望重、富于社团经验和斗争精神、具有凝聚力的马叙伦就自然地成为联络上海民主人士和各爱国民主团体的核心人物。马叙伦不负众望,担当起了历史赋予他的责任。

  当初,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由两部分民主力量组成。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从事文化、出版、教育等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早在抗战爆发前,他们就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呼吁团结御敌,一致抗日;抗战期间,他们留居上海,在敌伪统治的恶劣环境里,坚持不屈地斗争;抗战胜利后,他们目睹国民党当局违背人民意愿、倒行逆施的种种罪行,怀着满腔愤慨,积极投身到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出卖国家主权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来。

  以《周报》和《民主》两个刊物为阵地,马叙伦周围汇聚了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周报》和《民主》两个刊物以其创刊早、发行量大、内容丰富、观点鲜明而受到市民群众的欢迎。由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创刊于1945年9月8日,是抗战胜利后上海众多进步杂志中创办最早的刊物。《周报》在发刊词里提出的宗旨是“加强团结,实行民主”。马叙伦是《周报》的主要撰稿人,至《周报》停刊的一年间共写了30多篇文章。同年10月13日,郑振铎、徐伯昕、蒋天佐、罗稷南等创办了《民主》杂志,郑振铎任主编。马叙伦在《民主》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思想解放》和《肃清贪冒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奏》等文章,几乎每一期《民主》杂志上都有他的战斗檄文。《民主》到1946年10月30日被迫停刊,共出版54期。该刊物实际由生活书店主办,书店经理徐伯昕给了该刊巨大的支持。在这两个刊物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如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傅雷、严景耀、董秋斯、罗稷南及郭沫若、柳亚子、宦乡、夏衍等。他们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行,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大声疾呼并鼓动群众起来争取和平民主。其中马叙伦尤为激奋,几乎每期都发表署名文章。这样,马叙伦就成了这些主要撰稿者的领头人。为了互通消息,及时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周报》《民主》以及其他一些杂志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就经常相约聚会座谈。后来他们定期每两周在原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现西藏南路26号)的会议室碰头聚会,分析时事,商讨出版事宜和斗争策略。这些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关系也相对固定,于是成为一支有一定影响力的爱国民主力量。

  与此同时,在王绍鏊周围,也集结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抗战胜利后,王绍鏊全力投入反对蒋介石的爱国民主运动。王绍鏊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以工商界人士的身份开展工作,与上海各界爱国民主人士都有联系,在工商界、文化界和一些社会团体中有一定影响。王绍鏊以及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人,早在抗战期间就经常在谢仁冰家秘密聚会,讨论抗日救国之计。抗战胜利后,王绍鏊又扩大联系了赵朴初、林汉达、梅达君、曹鸿翥、朱绍文等一大批民主人士。他们每星期一在上海的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座谈。于是,这也形成了一股有一定影响和规模的爱国民主力量。

  共同的奋斗目标,现实斗争的需要,使这两支队伍走到了一起。蒋介石继重庆谈判提出“统一军令”“统一政令”后,又散布“先统一后民主”的口号迷惑群众。对此,王绍鏊作了一篇文章尖锐揭露说:所谓先统一后民主,其实质就是要先消灭共产党,让一切权力都集中到蒋介石手中,让蒋介石一人一统天下。他指出,现时的中国,只能先民主,使国共两党平等,容纳各种意见,实行民主政治,这样自然水到渠成,统一也就是必然的事。文章在朋友中引起很大反响,大家建议将此文以意见书的形式去征求签名发表。文章传到马叙伦处,他当即为其精辟的见解所吸引,于是通过谢仁冰邀约王绍鏊见面。两人会面一见如故,相谈甚洽。王绍鏊历数蒋介石论调的虚伪与欺骗,马叙伦心悦诚服,欣然在意见书上签字并提议请双方朋友一起座谈开会。双方首次在北京西路的广和居楼上聚会。马叙伦方面有郑振铎、傅雷、唐弢等,王绍鏊方面有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以后范围逐渐扩大,许广平、周建人、赵朴初、徐伯昕、柯灵、梅达君、李平心、曹鸿翥、刘哲民、冯少山等先后加入,地点也从广和居移到八仙桥青年会礼堂。他们不仅一起座谈时局,而且开始携手联合战斗。他们利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阵地,联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在以《民主》编者名义发表的《我们的主张和态度》一文中,他们大声疾呼“和平奋斗救中国”,并提出实现民主政治、制止内战、压抑物价、惩处汉奸等政治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针对美国政府怂恿蒋介石内战的对华政策,1945年12月中旬,马叙伦、王绍鏊利用马歇尔来沪之机,联络郑振铎、林汉达、徐伯昕、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唐弢、柯灵、傅雷、周煦良、李平心、郑效洵、谢仁冰、罗稷南、董秋斯、冯宾符、张纪元以及文化界其他爱国知名人士共61人联名发表了《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呼吁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希望他们“给我们以高尚的同情和援助,让我们制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克服目前的危急的难关。”这封信公开表明了这两部分民主力量的合作。

  联合作战显示了集体的力量,对当时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因此,一些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分别提议或写信给马叙伦和王绍鏊,希望成立比较永久性的组织,以便长期共同战斗。王绍鏊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在青年会开会时……就有人提议组织比较永久性的团体。”后来,经过协商研究,双方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在当时谈及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因时说:

  自胜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不期而然的常常凑在一起,言谈中不免涉及当前的政治问题,想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过这只是书生本色而已,谈过就算。……但是一天又一天的,空气愈来愈沉闷,心灵的压力愈来愈重。单是空谈仍决不能有补于实际,于是刚在几天前,我们谈起了组织一个“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①

  经过充分的酝酿和筹备,中国民主促进会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