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简史(194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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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建

第二章 投入爱国民主运动

第三章 “六二三” 反内战大会和南京下关事件

第四章 参加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第五章 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第六章 参加筹建新政协 建立新中国

第七章 为恢复国民经济献计出力

第八章 在过渡时期的稳步发展

第九章 在曲折中经受考验

第十章 恢复活动

第十一章 拓宽工作领域 实现工作重点转移

第十二章 全面开创民进工作新局面

第十三章 为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努力

第十四章 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十五章 实现跨世纪的政治交接

第十六章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

附录

后记

第一节 民进前辈的爱国民主思想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民进是由一批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怀着救国救民的共同目标组建起来的。民进作为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其产生和发展不仅与社会局势的发展变化有关,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思想渊源,这就是爱国民主思想,主要领导者的思想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经有了六十多年的文化启蒙运动。国家的危难激发了民族的觉醒,“救亡”成为一切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口号,爱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求索着救亡图存之道。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前辈马叙伦、王绍鏊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形成了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

  马叙伦(1885—1970)字彝初,后改夷初,浙江余杭(今杭州市)人。早年在杭州的养正书塾读书,著名的历史学者陈介石老师对他有很大的影响。1900年,16岁的马叙伦得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的消息后不禁放声痛哭。马叙伦17岁时来到上海从事办报工作,得以深入接触社会,结识了当时的革命党人和维新派人物蔡元培①、章太炎②等。后来他与邓实、黄节等创办了《国粹学报》。这份期刊通过学术研究鼓吹民族民主革命。他在《石屋余沈》中这样表述他的写作思想:“以民族主义立场,发扬国粹,警觉少年,引入革命道路。”1908年,他参加了由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1911年夏,在日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家乡参与筹备民团响应起义,后任浙江省都督府秘书,不久到上海,与章太炎合办《大共和日报》,为总编辑。③

  王绍鏊(1888—1970)字却尘,江苏吴江县人,出生于同里镇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其先祖是明代辅国大臣王鏊,长辈给他取名绍鏊,是希望他继承先祖王鏊之业。他六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他的母亲经常给他讲述苏武使匈奴、岳飞抗金、文天祥、范仲淹的故事。王绍鏊在《自传》中说,母亲给他的影响最深,他特别仰慕范文正公的为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深深印入他的脑海中,数十年如一日。早年的王绍鏊曾怀抱“科学救国”之志苦学理化知识,读了有关西方国家议会政治的书籍后很受启发,考入江苏省教育总会所办的法政讲习所,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学、经济学、法律、议会政治、内阁制度等新知识,后来克服困难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11年毕业回国后,他立即投身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中。他追随章太炎先生在上海创办中华民国联合会,并陪章太炎到南京晋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他在国会的竞选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全力投入了起草宪法的工作。1913年,利用国会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转而图谋解散国会,王绍鏊议会政治的梦幻破灭了,他愤然南归,参加了讨袁护法斗争。④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

  由于《新青年》的撰稿者大多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学者,所以北京大学⑤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活动基地。

  1913年,马叙伦陪同老师陈介石来到北京,他应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的邀请在该校任教,1915年又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员、教授,讲授文字学和宋学。1915年为抗议袁世凯“称帝”逆行,毅然辞职返回浙江。1917年春节后,马叙伦应蔡元培之电邀重返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他积极支持蔡元培的改革,成为文科教员中革新阵营的骨干,并被推举为校评议会委员。

  1917年7月,张勋复辟,蔡元培离校。沈尹默、马幼渔、钱玄同等人出来维持北大,马叙伦也主动参加,他们组织了教职员会,公推法学教授康宝忠为主席,马叙伦为副主席。

  北京大学是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云集天安门,高呼“废除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北京政府紧急出动军警镇压,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情学生的爱国义举并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使得军阀政府对他极为痛恨,在高压之下蔡元培被迫悄然离京,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马叙伦对军阀政府的恶行极为愤慨,他走出书斋全力投入到斗争之中。蔡元培出走的当晚,他与马寅初、李大钊作为挽蔡代表立即赴教育部请愿,表示如蔡元培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即一致总辞职。5月11日,北京中学以上的学校成立了教职员会联合会,推选康宝忠为主席,马叙伦为书记,后康宝忠病逝,马叙伦遂兼任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和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他出席会议,发表演说,起草宣言、声明、抗议书,还代表教联会参加与政府当局的谈判。5月13日,马叙伦等教职员联合会代表九人再次到总统府请愿,要求挽蔡,各高等学校校长相率辞职以示声援。5月14日,军阀政府被迫下令挽蔡,但一并发表了挽留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的命令。军阀政府的阴险和蛮横更加激起了广大学生的义愤。6月3日,大批学生走上街头演讲示威,被反动当局逮捕了170多人,6月4日学生举行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到总统府请愿,又被捕约80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北大的学生。反动当局把学生拘押在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对学生审问拷打、不给饮食。马叙伦和教联会得知消息后,立即开会推举了八名代表前往看望,马叙伦首当其冲,闯入院内,但军警在旁,不能言所欲言,于是便改用文言演说,学生们顿时沸腾起来,掌声不断。

  在爱国学生运动的感召下,工人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五四运动已经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北京政府慑于人民群众的压力,罢免了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中国代表也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马叙伦与当时思想激进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一直保持友善的关系。1920年一天傍晚,马叙伦得知军阀政府当夜要逮捕陈独秀的消息,非常着急。当时陈独秀住在东城福建司胡同刘叔雅家,约有十五六里路程,面告已来不及,便打电话请住在刘家附近的沈士远教授转告,因不便说出陈的名字,便说“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陈独秀得以及时躲避,翌日晨,在李大钊伴同下化装乘骡车离京。

  五四运动时期,王绍鏊在江苏第一甲种商业学校任教,他热情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并奔走呼号,发起组织“外交大会”,揭露和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


  在救国救民的洪流中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站在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开展工农运动,实行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掀起了国民革命的高潮。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首先举起团结抗日的旗帜,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前辈们始终投身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大潮中,努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马叙伦在五四运动后领导了索薪运动。1921年6月3日,北京八校教职员和学生冒雨赴总统府请愿,当近万人的队伍走近东华门时,预伏的卫队突然向手无寸铁的师生袭来,走在队伍前面的马叙伦、李大钊被殴,马叙伦头部受重伤。北京政府改组后,他由杭州重返北京,两次担任教育部次长职务并一度代理部务,期间他曾机智地掩护过李大钊同志。1928年冬,他重返北京出任教育部次长,后又回北大任教。1935年华北事变后,他拥护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倡议发起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被推为主席。1936年秋,受王昆仑⑥托请,赴四川劝说刘湘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再次入川面劝刘湘避免内战。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马叙伦回到上海。为避敌伪迫害,他更名邹华孙(邹为其母家姓,“华孙”意为中华民族之子孙),闭门谢客,专事著述。其时,他贫病交加,处境十分困窘。汉奸陈公博以学生名义派人送来钱粮,并希望他出山“帮忙”,马叙伦断然拒绝,将钱粮如数退回,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马叙伦困居上海期间,曾在康脑脱路60号开办明德书店,掩护上海地下党工作人员的电台,也曾在家中掩护过来沪做地下工作的抗日人员。⑦

  王绍鏊在1926年广东革命军北伐前夕,受共产党人侯绍裘的影响,在家乡秘密组织“新苏公会”策应北伐军,旋又联络浙江、安徽两省成立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结果遭军阀孙传芳通缉。在严重困难面前,王绍鏊积极探索革命真理,潜心研读马列著作和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积极投身反蒋斗争,参加了1930年4月冯玉祥、阎锡山发动的联合倒蒋运动,并成为核心一员。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邀集各方人士发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旋又到北京和蓝公武等人发起救国协会,并参加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的抗日同盟军,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到处奔波,募集经费支援东北抗日联军。1933年秋王绍鏊完成了从旧民主斗士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折,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他先后去香港、广州策动陈济棠倒蒋抗日。1936年6月,又受命赴山西策动阎锡山,在浦口过江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期间,他不为威胁利诱所动,坚贞不屈。七七事变后被营救出狱,之后他全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苏南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小组并参与太湖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1940年后,分别在香港、上海两地从事秘密工作,为抗日救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⑧

  马叙伦、王绍鏊是民进前辈们的代表,共同的爱国民主思想使前辈们走到一起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正因如此,民进由爱国主义走到新民主主义进而走到社会主义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①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②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后易名为炳麟。因仰慕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国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

  ③参看江渤《马叙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10月;卢礼阳《马叙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

  ④参看《王绍鏊》,民进中央会史工作委员会编印,2002年10月。

  ⑤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同时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京师大学堂成为仅存的变法成果得以保留。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5月改名为北京大学。

  ⑥王昆仑(1902—1985),笔名太愚,祖籍江苏无锡,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卓越领导人,著名的红学家。1922年,王昆仑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南下上海寻求各界的支持,其间拜见了革命先驱孙中山。他在孙中山的启发和鼓励下,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回京后即开展革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为了寻觅拯救中华的正确道路,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联络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活动。1933年他与孙晓村等组织了革命团体南京读书会,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利用国民党老党员的合法身份,积极参加抗日反蒋活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北京市、民革中央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担任过重要职务。1985年8月23日在北京病逝。

  ⑦参看江渤《马叙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10月;卢礼阳《马叙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

  ⑧参看《王绍鏊》,民进中央会史工作委员会编印,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