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开全国政协大会时，有记者采访我，问我对“老三届”的看法。我说“老三届”其实现在大多成了社会的困难群体。这一代人，该读书升学时，被“文革”耽误，“文革”结束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奋斗获得成功，但绝大多数仍在社会底层。他们现在年龄五十出头，父母若在都已高龄，需要他们照顾，孩子正在上中学或者大学，需要他们花钱劳神，而这批人偏偏却轮到了“下岗”，他们的窘迫是可以想象的。我的不少同龄人，现在都处于这样的困境，和他们相聚时，我心里常常有一种苦涩感。前几年上海有一家出版社出了一本写“老三届”生活的书，让我们几个“知青”作家为读者签名，凡是“老三届”的读者，可以免费得到赠书。那天出版社门前的街上人山人海，交通为之阻塞。来买书的读者大多是“老三届”，有的还带着儿女。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岁月的风霜，不少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我一边签字，一边和他们交谈。说实话，我当时心情沉重，丝毫没有成功的快乐。如果要以大多数人的失落换取少数人的成功，我宁肯不要这样的成功。这批处在生活底层的中年人，对生活并没有绝望，依然在拼命挣扎，因为他们肩负着无法躲避的责任。他们的周围有可以比照的富裕和进步，这使得他们的心理压力更大。对这一批需要帮助的群体，社会到底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如何使他们摆脱困境？
其实，社会上需要帮助的群体，并不只是“老三届”这一茬人。不同年龄层的人群中，都有困难群体。前些日子在电视里看到令人心酸的一幕：一个离婚的年轻妇女，失业在家，一个人带着一个十岁的孩子。因为穷困，孩子无法上学，她自己在家教育孩子。家里可以支配的一点点可怜的钱，都用来为孩子买书，买食品，她自己吃的是从菜场里捡来的菜叶。电视里播出这则报道后，上海很多单位和个人向这对母子伸出了援助之手。后来孩子进了学校，那位母亲却不愿意随便花社会各界的捐款，她和女儿将好心人寄来的钱一笔一笔记下，然后将这些钱寄往贫困地区的学校。那位母亲在电视里这样说：社会上还有比我更困难的人，我也要帮助他们。
看这样的节目，真可以让人落泪。社会对困难群体的关心和帮助，当然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复苏，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如果没有这样的同情和关爱，社会就会变得冷漠可怕。但是，仅仅依靠社会自发的援助，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困难群体的问题，政府必须制定相应的制度，在政策上对困难群体有保护性的倾斜，建立切实可行的有效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为失业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系列工作做得怎么样，是衡量政府是否真正执政为民的试金石。
社会的发展有不平衡，人群中有富人和穷人，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一个先进合理的社会，应该尽一切可能缩小这两极之间的差距。否则，社会难以平稳，人心难以安定。少一点锦上添花，多一点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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