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去不太引入注目的社会群体，成了近几个月街谈巷议的话题，这就是乞丐。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自从国务院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办法》以后，我国对乞丐的做法由收容遣送改为社会救助。这一改，改得好!这一改动进一步体现了我们的“以人为本”。人，不分贵人、贱人都是人，不论穷人、富人都是立国之本。乞丐古已有之，今天在各大洲都有，在纽约的曼哈顿有乞丐，在罗马梵蒂冈教堂旁边有乞丐，在莫斯科的红场上有乞丐。地球上还有一个跑到许多国家行乞的吉普赛人。只要贫富差距大了，就难免出现乞丐。因此，能不能善待行乞者也是一个国家的形象问题。
不过，在中国把乞丐摆上版面、送进话筒，引人说三道四，还因为变收容遣送为社会救助以后，带来了不少新问题。忽然之间，乞丐多了起来；忽然之间，乞丐神气了起来；忽然之间，乞丐出入于繁华的马路，与洋人同行了。还有，在认真对待乞丐以后，发现其中有职业乞丐，有不太贫困的乞丐，有不愿接受救助的乞丐，甚至还有披着乞丐外衣干不正当勾当的乞丐。面对这些问题，对于习惯了收容遣送的人来讲，感到束手、棘手；对于住在豪宅里的人来讲，感到不适、刺眼；当然，也有人从大局考虑觉得有损于国格，于是努力寻求治丐之道。
究竟如何是好?不少地区都作了一些探索和尝试，或者说是作了一些新的补充规定。今天就评论这些规定的优劣也许为时尚早，它们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这里仅就几个原则问题讲几点看法。
第一，要区别对待。同任何社会群体都不是铁板一块一样，乞丐也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中有无家可归的，有有家难归的。国外一律把他们称作“无家可归者”也是以偏概全。至于说为什么“难归”，情况也是五花八门。他们中有真穷的，也有假穷的。在真穷的里面，为什么穷?各有各的原因。在行乞的时间上，有长年的，有短期的。在组织上，有个体的，有团伙的。团伙又有千差万别，有平等相处的团伙，有主仆不平等的团伙。在年龄上有老有少，在生理上有残有健，在智力上也是有弱有强，不一而足。他们中有忠厚老实的，也有作恶多端的，等等。对不同的乞丐，要不同对待。
第二，要从宽掌握。界限不是“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的。事物有非此即彼的一面，也有亦此亦彼的另一面。对乞丐也是这样。比方说，什么叫“妨碍社会治安”，什么叫“没有妨碍社会治安”，哪里是不可以行乞的“繁华地段”，哪里是可以行乞的“不繁华地段”，这都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遇到这种可进可出的情况，处理这种可推可拉的案例时，在觉得分寸很难把握时，一定要坚持“从宽掌握”。禁乞的区域不宜太多。想想看，不困难到一定程度谁去；低三下四地行乞?即使有价值观上的局限，选择了低贱的行乞，也比选择劫富济贫、杀富济贫要好些吧!
第三，制定乞丐的法规，要广泛讨论。法规，包括类似法规的亚法规，无不是协调各方的文件。用来协调乞丐同各方关系的文件，除了要听取施舍者、听取政府有关部门意见外，还要听取乞丐的意见。没有经过乞丐讨论过的文件，不宜于立即实施。如果认为乞丐的意见不合理，可以请专家点评，可以让公民点评，让他们听一听世人的看法，运用集体的智慧呼唤、帮助乞丐转变理念。一时转变不了，不妨等待乞丐的觉悟。不要以为“等待”二字不好听，今天的好多法规都有等待我们觉悟的成分在里面。不等待，当今的法规的水准会更高。对乞丐来不得大批判。立法要立足于保护行乞权。
第四，不能制止乐善好施者。从好几家报纸上看到，有些救助站奉劝人们不要直接施舍。据说出发点是：防止上当!怎么能因为乞丐中有骗子就因噎废食，而不施舍呢?我们买过假货，痛恨假货，不还是照样在购物吗?有人乞讨，有人施舍，这才是社会，这既不是社会的光明面，也不是社会的阴暗面。只有行乞，没有施舍才是社会阴暗面哩!再说，把钱不直接给乞丐，去交给救助站，有多少现实性?妈妈叫孩子随手把几个硬币投进乞丐的讨饭碗中，教育孩子行善。怎么可能随时让孩子去救助站呢?尽管去救助站捐款是大好事。
第五，建议中央民政部张榜公布乞丐来源。现在不是有些县领导说自己领导得如何如何好吗?怎么还有成群结队的乞丐从你那里走出来?建议把治丐的情况列为考核乡级以上领导干部政绩的一个指标。现在不是有些地方领导不认乞丐吗?张榜公布了看他认不认?不用怕乞丐谎报家乡，总能查出来嘛!
中国曾经出过一个靠乞讨办学的武训，也有过电影《武训传》。武训的形象并不高大，可也未必需要批判。过去对老武训批错了，今天对活武训也该手下留情。善待乞丐也是一种文明。社会上有几个乞丐不是坏事，它可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世上还有穷人。说一千，道一万，地区差别过大，城乡差别过大，阶层差别过大，人往高处走的事情必然会出现。热心于减少乞丐吗?首先要热心于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五个统筹”，开足马力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这才是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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