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写作和读、写与听、说
“从前语文教学只有两件事，一个叫读，一个叫写。实际上读还不大注重，只注重写”，“读书只是为写文章作准备，能写文章才可以去参加科举考试”。叶圣陶先生认为，现代语文教育必须克服这种片面性。在现代社会，作为每个公民生活和工作必要的本领，阅读和写作同等重要并各有其目的。“阅读自有它的目的，主要在真正地理解所读的东西，从而得到启发，受到教育，获得间接经验”，最根本的是养成阅读能力和习惯，这也是一种获取知识和精神养料的基本能力，终身学习的重要条件。阅读和写作又是密切联系的，从这方面来说，“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老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写得好”。但对此不能作机械理解。阅读文章，“用分析的工夫，辨认作者思想发展的途径，这个工夫同时就训练了咱们的思想习惯。再说……注意他怎样运用语言文字，同时就训练了咱们的语言文字的习惯。写作可以从读物方面得到益处主要在这些地方，并不在摹拟仿作，依样葫芦”。
现代语文教育不仅要重视读、写，还要重视听、说。这也是叶圣陶先生的一个基本观点。“五四”以来，他一贯主张将听说训练列为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1949年，经他提议，语文学科名称由原来的“国文”、“国语”统一而变更为“语文”，“表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要在这门功课里学习”，“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他又强调和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在语文教育中，“听、说、读、写四项缺一不可，学生都得学好。这是生活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也是参加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所以听、说、读、写四项应该同样看重，都要让学生受到最好的训练。”同时，听、说、读、写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协同、相互转化的。“文本于语”，书面语言是由口头语言发展而来的语言的书面形式。“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随着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读和写都已经不是像从前那样，在日益频繁、灵活多变的实际交际过程中越来越与听和说相互依赖，协同活动，不断进行着语言信息的转换加工和交流。“读就是用眼睛来听，写就是用笔来说；反过来，听就是读，用耳朵来读，说就是写，用嘴巴来写。所以现在的语文教学，要把听、说、读、写这四个字连起来。”“在现在的时代，听、说、读、写非连起来不可了！”80年代伊始，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刚在我国发展起来，叶圣陶先生就极其敏锐而富有远见地提出了“语言与信息的处理——语言要跟计算机联系起来”的课题，并且指出汉语文的听、说、读、写训练都要适应未来信息化趋势，提高到新的水平。
知识与能力、习惯
这里还涉及知与行、学与用、教与学等关系。知识与能力、习惯的关系是在各科教育中普遍存在的，而对语言教育来说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叶圣陶先生认为，语文教育的目的和价值是养成善于运用语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现代公民，这就决定了它是一门注重语文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注重养成受教育者运用语文的能力和习惯的学科。“学习语文目的在运用，就要养成运用语文的好习惯。”“教育的本旨原来如此，养成能力，养成习惯，使学生终身以之。”他一向不赞成脱离语文的实际运用来谈语文知识，把受教育者运用语文能力和习惯的养成看做是知识传授。他说：“我不大赞成‘语文知识’这个说法。把语法、逻辑、修辞之类称作‘知识’，好像只要讲得出来就行，容易忽略实际运用。现在大家既然用惯了‘知识’这个词，那么就得把这个词的意义扩大，把能力也包括在内。要让学生把知识化为自己的血肉，在生活中能够随时运用，教学的目的才算达到了。”“写作系技能，不宜视作知识，宜于实践中练习，自悟其理法，不能空讲知识。或以为多讲知识即有裨于写作能力之长进，殊为不切实际之想。”他的看法不但着眼于语文学科的目的、特性，还吸取了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提倡实践练习、自悟自得的符合汉语文能力、习惯养成规律的科学成分。
当然，对于切合实用的有助于养成受教育者运用语文能力和习惯的语文知识，尤其是阅读、写作和听说的方法，叶圣陶先生从不反对让受教育者学习，而且还指出了其必要性：“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必须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培养能力的事必须继续不断地做去，又必须随时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才会成功。”否认理性的作用，不重视方法的指导，“只教学生读，读，读，作，作，作”，“在暗中摸索”，这恰恰是传统语文教育不科学、低效率的一面。但他同时认为，“阅读和写作的知识，必须化为技能，养成习惯。”“不讲究方法固然根本不对，而讲究方法，只到懂得为止，也还是没有用处。必须使一切方法化为自身的习惯，那才算贯彻了学习国文的本旨。”运用语文的好习惯是受教育者将语文知识（方法）内化为自己运用语文的能力并达到纯熟、自然境地而形成的可以终身受用的行为方式。“养成好习惯必须实践”，“必须经过反复的历练”。因此，还是要“多读多写”。通过以教材为“例子”，联系现实生活，课内课外结合，科学有序地“多读多写”，来“练基本功”，来“积累”活的语文材料和运用语文的经验，来培养敏捷的语感，来学会举一而反三，才能真正使知识（方法）化为能力并形成习惯。
注重知识的运用和内化，注重受教育者本身能力和习惯的养成，注重实践，必然要更强调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引导他们主动学习、运用语文，学会“自能”听说读写。叶圣陶先生指出：“国文课是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工作。可是主体究竟是学生。”教师“务必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在课堂里教语文，最终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使学生“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老师之训练必做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这是我国古代语文教学优秀传统与当代先进教学理论的融合，也是叶圣陶教育思想精髓的体现。
语文教育同与之伴随的其他教育的关系
文与道
文与道的关系因跟我国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联系比较密切，经常是语文教育中最受人们关注的问题，也是讨论得最多而往往容易陷入误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叶圣陶先生一直认为，在语文教育中，“道”与“文”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人们进行思维活动，不能离开语言这个工具。就一篇文章说，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是不可分割的。读一篇文章，理解它的内容和理解它的语言文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写一篇文章，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和准确地运用语言文字也是分不开的。因此，“学习语文，这两方面都要正确对待”。他的科学的语文本质观始终是把这种文道的辩证统一作为题中应有之义的；而他在阐述文道的辩证统一时又总是从他的科学的语文本质观出发的。
叶圣陶先生一贯十分重视语文教育中的“道”，他把“立诚最为贵”作为听说读写的原则，指出：“此语自‘修建立其诚’来，无非‘言之有物’‘言之由衷’之意。而品德修养，实际锻炼，亦复包蕴在内。”“话与文都不是可以‘做作’的，有几分品德知识能力只能说几分的话，写几分的文……所以说或写似技能而非技能，实际是其人的表现。”“文当然要作的，但是要紧的在乎做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所说的“道”，不仅是指政治思想，而且包含了道德修养、学会做人的丰富内容。而这些又自然是同“文”、同人们的听说读写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对我国优秀文化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不但如此，他还将对事物真理的探求和情感个性的陶冶列入“道”的范畴：“作文之形式为文字，其内容实不出思想情感两端。以言思想，则积理必富而为文始佳……宜令学者随时随地探求事物之精蕴，且必经己之思考而得答案。然后陈事说理自能确切而畅达。以言情感，则因人而异，岂能强求其同……而于平日训练能注意学生个性，因势利导而陶冶之，收效自必更巨。”他并指出：“就内容方面说，我们注重心理的建设。”主张从文化心理、情感、人格、精神的潜移默化和建构来理解语文教育中的“道”，反对把“道”简单化表面化、狭窄化、庸俗化。这更是深入拓展了“道”的现代科学与人文涵义。
另一方面，叶圣陶先生又不断地告诫人们不要忘记语文教育的目的任务，不要脱离“文”空讲“道”。我国古代强调“文以载道”，就有偏重思想内容忽视语文工具和运用语文能力，而又把思想内容限于灌输儒家道统的消极一面。“五四”以后一段时期，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仍然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语言文字的训练，使一般学生理解和运用语文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建国后，这种倾向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度曾发展到盛行“从课文中抽出其政治道理而空讲之”的地步。正是针对这种倾向，他指出：“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肩膀上。”而思想道德教育，必须有关各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惟一学科。为了切实让学生一辈子受益，也是为了讲求“育人”的实效，语文教育中的“道”应当掌握适当的“度”，决不能冲击、取代语文学科特有的任务，并且要与“文”有机结合于语文教学之中。叶圣陶先生指出：“我认为对语文教学来说，只要把文章讲透了，也就是‘文’与‘道’兼顾了。那么怎样才算把文章讲透了呢？所谓讲透，就是让学生充分领会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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