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平庸庸，无甚伟业。但在年轻时，也曾有过梦：当英雄。50年，党号召抗美援朝、保国卫国，我想这是当英雄的时候了，即使牺牲，也是国际主义烈士。于是报名、入伍。当时部队战士文化低，而我有点文化，又年轻，物以稀为贵吧，组织上就把我送到军干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毕业后，分到某军部电台工作。想当国际烈士的我，当了一名自由兵。
英雄梦未成。57年差一点成了右派。倒不是我自身什么问题，而是因他人而受牵连。大学时。一名姓龙的同班同学，喜欢搞点文艺创作，钻书多了，过问政治少了。反右时，同班的调干学生、年级党支部副书记硬要把姓龙的划为右派。大会小会不断，政治气候咄咄逼人。绝大部分同学都很“听话”，意见一边倒，我却很难“紧张”。这姓龙的贫农出身，家里很穷，学校每次给他钱物补助，他总要在日记中三呼“共产党万岁！”竞有这样的反党分子？我坚持反对把他划为右派，并在大小会上力争。最后双方妥协：未划他右派，而以开除他的团籍告终。在团支部表决的大会上，我处于孤立无援的尴尬地位：举手赞成开除？——我不忍、不愿！公开反对？——不敢！只有沉默——弃权！我当时觉悟不高，不太懂得“阶级斗争”，也不通晓“扩大化”的要求，只是凭直觉，凭感性认识，不愿把一个无辜者推到敌人那一边去。幸好还没有把我当替罪羊去填补那“缺额”，我的毕业分配却无形中受到贬斥。现在回想，还有些后怕。（那姓龙的同学，现在某文学编辑部）
明知这样做对自己不利，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不是共产党员，没有高学悟的党性，我只有普通中国人的良心，决不为个人私利或升迁而讲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虽然，在以后的工作与生活中，还因此还吃过一些苦头，但死不悔改。
93年，我就干过一件胆大妄为的事。一位工人向我反映：他家请电视台安装电视线路，当天发现家里大门钥匙丢失，却没引起他的重视与警惕。三天之后，他家被盗，丢失录放机一台（析价三千元），现金二千元。报案后，公安办案人找电视台装修工询问，对方承认了事实，退还了录放机，但二千元现金，久久不见归还。受害家除了花去200来元请办安案人吃了一餐外，办案人又主动要去500元“办案”，但拖而不结，案件似乎到此不了了之。在此情况下，我陪同受害者到电视台询问情况。原以为好办的事，却大出意外，电视台推卸责任，直接办案的公安一年国人闻讯赶到电视台，还气壮如牛地训斥我们：“谁叫你们来的？来干什么？赶快回去！”这突发事变，如丈二和尚，让人摸不着头脑（或许是怕我们露了他们又吃又拿而不办案的底？）偷盗者逍遥法外，受害者反像犯了罪受训斥。回家后，越想越不是味，天理何存？隔了几天，我带上民进会员证和市政协委员证，第二次到电视台，理直气壮地申述：“案件必须尽快了结！”你们可以像上次那样训人，还可以抓人，我们就在这等着被抓！我的证件也带来了，也可以扣留我的证件。不抓不扣，我总有说话的时候和地方！我发出了最后“通牒令”。人怕拼命，拼起命来鬼也怕，更何况他们的屁股不干净，并且留下了“印迹”！对方当即打电话与公安办案人联系，答复还算干脆：马上退钱。至此，被盗的钱物算是退清，但费时几个月，花了几百元冤枉钱，还受了一肚子冤枉气。那盗贼一直活得很潇洒，未动他一根毫气。个中原因，我已无权过问，谁知他们吃了原告又怎样吃被告的呢？
我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决不同于年轻时的义气用事。我是民进会员，是政协委员，该干的不敢干，岂不是自己把自己当成装饰品？况且党也在反腐廉，希望大家协助。去掉社会痈疽，以恢复党的光辉形象。好坏不分、对谁都含情脉脉的弥勒佛，不配当党的诤友。
党内个别违纪人员不代表党的整体。我热爱党，当年想当英雄，是出自爱党爱国之情；89年那场动乱，我又经受了一场考验。
当时，我任高考补习班班主任。那时，大道、小道消息不断涌进校园，搞得学生坐立不安，沸沸扬扬。我得知有同学要上街，声援北京学生。放他们上街？无异于放虎下山，谁能担保不出什么乱子？直接出面阻挡？又怕被当做“革命的绊脚石”被踏成齑粉。我采取了不是办法的办法，宣布近一星期内各科要进行模拟考试！这个点子，抓住了学生的“活思想”：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更关心自己高考前途，考试的压力，让他们无暇顾及“窗外事”。我还有意将考期一延再延，一直拖到事过境迁、安然度过危险期。“以考试压革命”的“花招”，虽笨拙，却也有效。
当时，我的儿子和女儿正在长沙上大学，处于“火山”地带，我唯恐出事，及时向他们下达指示：1.安心读书，要耐得住寂寞；2.吃饱了，就唱唱歌，跳跳舞，助消化；3.干脆回家，避避风雨。上帝保佑，平安无事。
我们教书匠的工作，一直是繁重的，但只要是民进的工作，我一定努力去完成，试图通过自己的工作，以扩大民进的一点影响。85年暑假，我校组织教职员工分批去上海旅游参观，与我同一批的，共20余人，除少数教学人员外，大部分是搞后勤的婆婆妈妈。我承担了联贯络工作，为大家服务。到上海，取得民进上海市委的帮助，妥善地安排了住宿问题；又是通过民进上海市委，我们到了育才中学访问，接见我们的还是民进中央委员、育才名誉校长、老教育家段力佩老，这是难得机遇。我们打的牌号是“民进”，每到一处，都有当地民进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大家深深感到：民进处处有亲人。去育才访问时，有的教师还并非我们的会员，为了方便，临时假冒了一下。结果弄假成真，返校不久，有的即加入了民进。都说民进值得信任。
现时的中国，有不少文盲、科盲、法盲、流氓，也有不少统战盲。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宣传民主党派，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有次，市政协组织学习《邓选》，我被指定为大会发言人之一，我考虑再三，最后确定了发言题目：《邓小平与民主党派》。借政协合法讲台，宣传了民主党派。发言出我意外，反应很好，但我心中，总不免有点“假公济私”之愧。
在教学中，我要求自己笨鸟先飞。我姓黄，也常以老黄牛自喻，“不待扬鞭自奋蹄”。能力有限，人家用一分力，我用十分力去完成。皇天不负苦心人，我每教一届层毕业生，高考文成绩均超省平若干分，有一届超省平12分，创学校高考成绩历史纪录。所写教学论文，多次在校内外交流，有的还曾被《中国教育报》刊登。
我有点自不量力，喜欢乱涂鸦，业余搞一点习作，寄给《楚帆》等刊物。承蒙编审大员的鼓励，被利用的还较多，曾被评为优秀通讯员。我把这工作，看成是一种锻炼，是参政议政的形开，是会员对会刊的一种支持。
教书匠，碌碌无为，无名利可言，更无名利可争；生就的性格，视名利如浮云。人们说无官一身轻；我则认为，谈泊名与利，一身也自轻。这或许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某领导在谈论人们为名利而争斗得像鸡分打架似的闹剧时，笑对我说；老黄就不会为个人得失而争。我想这既是对我的理解，更是坦露当领导的感受：人们不为名利而争，可以减少领导的很多麻烦。我这个人是容易被领导的，请领导放心！
以上是我——一名普通民进会员的“自我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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