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之所以热闹而不繁荣，主要是认识问题
[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教育在大学中占据重要地位。15世纪中叶，出现以人文教育为主的大学。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不断深化，专业教育成为大学教育主流，美国“赠地运动”是明证。1808年，德国洪堡建立的柏林大学开大学从事研究生教育的先河。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科学研究进入大学教育。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开始向服务社会发展，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诞生。]
大学的现实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由“形而上”趋向“形而下”的过程。
我国现代大学基本从西方引进，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复制别人。解放前是学西方，解放后学苏联，基本上是以教学科研为导向。改革开放特别是高等教育进入经济主战场之后，把社会服务职能引了进来，这本是好事，但这在对大学传统定位思想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认识上的一些惶惑。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冷静下来历史地、科学地、全面地认识大学的职能，为现代的中国大学定位，以致出现了认识的误区。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并没有错，但过分强调工具理性就会走向反面。
如果让我来形容当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我宁肯说她“热闹”，而不说她“繁荣”，因为发展确有成绩，但也出现种种乱象，乱象是高等教育缺乏自律造成的，而缺乏自律的根源主要是认识问题。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认识似乎不够清晰。比如说，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作为象牙塔的追求是否矛盾？服务于社会与引领社会是否矛盾？功利性与超越性是否矛盾？
我国高等教育正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于是仿佛从以前一个很高的位置跌落下来，仿佛一下子从象牙塔变成了服务行业。大学于是出现很强的职业训练所倾向，职业技能培养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宽口径也不能掩盖这一取向），就业率似乎成了评价大学的最重要标准。治学理念上也随之越来越强调满足社会、迎合社会，而忽视引领社会。
这一点可能与我们近年来过多学习美国有关。美国的高等教育比较功利（但她依然保留了很多培养大家的水土）。但美国的国情与我国不同。如果我们不能在全面认识美国社会的基础上学习美国高等教育，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
我以为，我们有必要在高等教育理念上再清醒一些。因为我们正处在转型时期，强调就业，学以致用，是自然的、必要的，但不能走极端。
我们今天的教育，在学生培养上，价值方面的教育远远不够，社会责任感教育相当薄弱。这跟我们定位模糊是有关联的。我们的一些学生更多想到的是自己如何发展。根本没有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进大学如同进驾校，只是为了拿证，这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
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升值的是包装而不是玉本身
[美国著名哲学家詹姆斯1903年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说：“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见的哈佛……最值得人们合理仰慕的大学是孤独的思想者最不会感到孤独、最能积极深入和能够产生丰富思想的大学。”她有“对例外和奇特的宽容”；她是“一个催人思想的思想之家”。在今天，高校治学浮躁、学术理想缺失的现实之下，人们不免质疑：是什么割据了我们的精神家园？]
缺乏自律、认识模糊也造成科学研究的浮躁。现在大家都在比博士点、比国家级实验室、比科研基地，比硬指标，比数字，结果是科学研究者也要在一种“竞技”的氛围下做学问，这符合学术发展规律吗？
打个比方，科研仿佛一块玉，这块玉放在桌子上，以前人们没把它当回事，后来我们为了让大家认识到它的价值，就把它包装起来，一经包装，果然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再后来我们就开始在包装上下功夫，结果随着包装的不断改善，玉的售价也越来越高了，可是我们在沾沾自喜的同时是否意识到我们自己把自己也骗了？因为造成升值的是包装而不是玉本身。
目前高校的竞争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化为包装的竞争，从而导致了竞争的无序。在追求既省力又华丽的包装的情况下，人们把学术当作商品来经营，在“学术市场”上，当然应该“平等交易”，这又怎么会不造成千校一面呢？应该追求创新的真知，还是应该追求硬指标？我们似乎应该扪心自问。
“包装”学术和“经营”学术的盛行，直接原因是量化管理。量化管理的弊端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最近不是出现了有关“著名”学者为了追求课题数量用国外科学界已确认的伪命题申报国家级课题并得到批准的报道吗？为什么明知道量化管理有问题，却还是以此为惟一的评价手段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教育行政管理者（领导者）不敢负责任，逃避责任，数字像一个挡箭牌，把人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任何问题都变得与“本人”无关，只与数字有关，数字面前人人平等。第二是数字追求确实刺激了科研成果的产出，作为一种手段确有其效。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上述两种想法都有合理性，而且贯彻起来得心应手。但如果从价值理性的角度评判呢？恐怕结论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工具理性大行其道，而价值理性黯然不彰了呢？还是对大学的认识出了问题。
正确的教育评价观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教育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个反映。教育评价其实是涉及到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如果评价有误导，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
说到底还是认识问题。
高校领导者很难挣脱这个网，需要“旗帜性人物”来突破和引领
[在首都师范大学多媒体研究所有一个因科研成果不够及至退休也没有评上教授的人，他把《三国演义》电子化了，将小说中的所有地名都进行了信息化处理。因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最大难题是没有直观画面，所以他的工作得到了历史地理研究专家的重视。刘新成说，这样一个人，在今天的校园里，很少得到理解与关注，但他却做了一件比堆砌学术垃圾更有意义的事。而正是这种具有学术自觉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科研的栋梁。因为，只有在这种宁心寡欲的状态之下创新，才可能做出真正的东西。]
真正的知识创新起源于好奇心。
好奇心使学术研究成为自觉的行为，而只有在自觉的状态下，科研成果才可能是货真价实的。而我们对“自觉学人”的支持、鼓励程度远远不如对学术经营者。我们对潜心治学、认真教书的人支持不够，而将更多的支持和鼓励给了善于学术作秀的人。
高校的领导者知道问题所在，但都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看到一些潜心做学问或专心教学的人，因为不会自我打造包装，所以被忽视了。但却没有勇气、没有胆量、甚至没有能力去保护他们。 为什么高校教学质量滑坡？也与评价体系有关。科研是与功利目标挂钩的，但教学与功利目标不挂钩，所以教学自然要受到忽视。国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们把教书和饭碗挂钩，把科研同个人名利挂钩。国外，想成名成家，可以，搞科研去，但这是自己的事。但要保饭碗，就要好好教书，督促教师教好书是学校的事。我认为，这基本符合教育管理的规律。
但我国目前的人事管理制度不允许我们把教学质量和饭碗挂起钩来，而科研管理体制又使学校背起了“保护科研”工作的包袱。高校管理者的天职是支持潜心治学和精心教书的人，但“潜心治学和精心教书”是无法量化的，所以在当前的评价体系内无法测量。高校的管理者仿佛生活在一张网里，很难挣脱这个网。
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应该从价值层面上重新给大学定位，要从价值层面去思考大学评价问题。要首先从价值理性的高度对大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行体制上、机制上的改革。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每个学生和教师都能够作为思想者、思考者、自然和社会的探索者生活在大学里，而不是作为学术“成果”的生产者生活在大学里。
刘新成："三条战线"现在时
初见刘新成，是在北京市"两会"期间民进北京市委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民进的专家、学者们为首都高教建言直至夜深。刘新成的声音，激情、饱满。
再见时，刘新成激情、饱满依旧。辗转在三条战线上，他笑言，"哪个都没有做好。"
自恢复高考第一年进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以来，刘新成与历史潜心对话，二十八年，无畏寂寞。现阶段，作为成立于2004年10月的国内首家"全球史研究中心"的领军，刘新成正在积极推进国内的全球史研究。"全球史研究与教学在世界各国"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将于今年10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而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的"全球史译丛"也正在实现当中。
作为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从主抓教学转而主抓科研和外事，刘新成说，在科研上要尽最大努力为教师营造一个潜心治学的氛围，而在外事方面要大力推动国际化，着力推进本科生的中外合作培养。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说目前最关注两个问题：一是高等院校发展定位的法制化问题。他认为，公立大学如何发展，应该有一个标准和一个裁判，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裁判官应该是大学投资方，公立大学就是纳税人的代表，即人大。所以大学的定位应该法律化。教育部门依法管理，学校依法办学，双方遵循同一个标准，都向人大述职。二是"公民意识教育"问题。他解释说，在个人、社会、政府三级系统中，我们习惯于把个人作为一方，把社会和政府作为另一方。这样，个人发现了社会问题，不是直觉地去纠正，而是满足于发牢骚、骂政府，坐等政府来管。正确的认识应该是，把个人与社会看作一方，把政府看作另一方，社会公正要靠每一个人去维护，维护不了再去找政府。只有人人对社会负责，每个人都从点滴小事上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才可能呈现。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急需对大学生进行公民意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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