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决策必须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尊重民众的教育需求和意愿，吸收全社会的教育智慧，建立科学的教育决策程序，避免决策的盲目性、随意性和片面性。
教育政策，尤其是国家层面的重大教育决策，对于推动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民进中央的一份呼唤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大会发言，广受关注。为此，记者采访了民进中央副秘书长、参政议政部部长虞音，详细了解了这份大会发言的出台背景以及民进中央对于我国目前教育决策的建议。
“为什么如今的教育决策比以前更容易出问题”
民进关注教育，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因为在其近10万名的会员中，有超过2/3来自我国教育领域。每年民进教育委员会和民进省级组织在下去调研、座谈时，总会了解到一些教育决策在基层碰壁或者执行走样的情况，一方面，他们把了解到的社情民意向全国政协以及教育部门反映，一方面他们也在思考，为什么如今的教育决策比以前更容易出现问题？
虞音认为，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有几方面的现实原因：一是我国目前的教育规模空前扩大，教育机构和受教育者的人数急剧增加，但教育部门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却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不能有效服务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二是教育主体多样化带来复杂的利益关系，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一些教育机构陆续对外资开放，办学主体将会进一步多样化。三是民众的教育需求空前高涨，对于具体的受教育者和家庭来说，需求之间又存在很大差别。四是各级各类教育发展不平衡，部分发达地区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而广大的农村贫困地区仍然在为“普九”或者“普六”而努力。五是教育管理面临着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教育的公益性与产业性、精英教育与普及教育、教育的效率与公平、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与质量、学校管理的集权与分权等多重矛盾和对立，教育管理难度极大。
由此可见，我国教育发展目前正处在重大的转型上升期，这对决策者来说无疑需要一个观念上的转变。此外，教育要适度超前发展的主张，使教育决策必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教育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要让决策成为博弈
采访中，虞音对我国近几年来出台的一些教育政策提出了一些想法。
面向农村地区，这两年出台的主要政策是“一费制”和“两免一补”。去年，民进中央去农村贫困地区调研，发现“一费制”和“两免一补”政策在执行时存在很大问题，主要表现为“一费制”、“两免一补”政策执行后，一些农村学校的运转出现困难。在深入了解情况后，民进中央认为，这是由于在农村很多地方，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很多农村学生公用经费都是“零预算”，学校运转一直靠收取学生杂费来维持。“一费制”在制订标准时，没有考虑进这个因素，执行中带来了资金的缺口。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两免一补”政策中，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免除学生的杂费，但地方政府却没有足够的资金填补此项减免。这两项政策出台时的论证，民进中央无从了解，但现实的结果让他们感到，或者是决策出台前，决策者的调研不够深入；或者是决策本身已成为了教育、财政、计划、农业等部门间的一场博弈，博弈的结果是农民的负担减了下去，但学校的运转出了问题。如果从维护农民的长远利益来说，这样决策难以称为一项好的决策。
流动子女入学问题这几年广受社会关注，温家宝总理以“同在蓝天下”来表明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应该说教育部门为此做了很大努力，制定了“以流入地政府为主”的政策。对此，一些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至今仍各执一词。民进也曾提出过‘教育券’的解决方案，“但这个问题的解决远不是教育一个部门的事情，涉及到我国的财税体制、户籍制度等多方面因素。”虞音说。
“尊重民众的需求和意愿，吸收全社会的教育智慧”
提出问题的同时，民进中央也在思考改进问题的途径。虞音认为，一项教育决策的出台，一定会涉及到某些群体的利益，各种矛盾盘根错节，互相博弈，单靠一个或几个部门的调查研究能力和协调能力显然不够。“只有群众的利益，才是最大的利益。”这就要求决策者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尊重民众的教育需求和意愿，吸收全社会的教育智慧，建立科学的教育决策程序，避免决策的盲目性、随意性和片面性。
民进中央提出，要建立重大教育问题的预警机制，及时、准确地预测与把握可能出现的重大教育问题，以常规立项的方式，组织多领域、多学科的专家持续地开展教育预警研究。其中重点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开展前瞻性研究。对教育自身发展变化中的新问题，尤其是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出现的重大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对重大教育政策实施中可能遇到和引发的各种问题进行预测，并向政府相关部门及时通报；二是建立反馈调节机制。要研究、制定应对措施，一旦出现重大问题或负面影响，能够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要建立重大教育决策的实证调研制度，帮助决策者全面、准确地把握实情，制定科学、有效的政策方案。要考虑我国各地教育发展水平及其所处经济社会条件的巨大差异，深入弄清各区域教育发展的真实状况、存在的困难及其主要矛盾，及时发现和纠正政策制定过程中出现的误差、偏向。为此，应注意吸收不同学科、不同背景、不同意见的各类专家参与调研工作。在时间、经费许可的条件下，应组织多个独立的调研队伍并形成多种备选方案。
要建立重大教育决策的咨询制度和论证制度，充分发挥智囊机构和专家学者的作用。教育行政部门应该与大学、研究机构建立定期的交流、咨询、协商讨论制度，通过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听取、吸收专家、学者们的意见，重点要集中在发现政策方案以及决策过程中的问题与缺陷，从而促使政策更加完善。
要建立重大教育决策的公众听证制度，保证教育政策相关利益群体了解和参与决策进程，并表达政策诉求。重大教育政策的出台必须听取广大民众的声音，听取他们的利益诉求，特别是政策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意愿与需求，并做出适时、适宜的调整。政策付诸实施以后，还要做必要的宣传推广工作，以赢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要建立重大政策执行过程和执行效果的评估与改进制度，不断提高政策设计的科学性、有效性。建立和完善带有中介组织性质的评估监控机构，对推动政府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现阶段，教育行政部门可委托大学或研究机构，对政策的实施过程和政策效果进行监控与评估，并及时提出充分的反馈信息和改进建议。在教育行政部门出台重大教育政策的同时，应聘请有关专家制定相应的政策监控目标、内容和方法，制定出评估政策效果的指标体系。
“教育工作涉及到千家万户，因此教育决策的社会化程度越高，政策的宣传就越有力度；越多人参与进来，大家对政策的理解就越到位。”虞音总结说。最后，她还特别强调，民进中央这个建议，绝不仅仅针对教育一个部门，因为教育决策的出台和落实，往往需要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的一致参与，从这个角度说，这个建议是提给与教育决策相关的各个部门和各级政府的，希望能够对今后教育政策的形成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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