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懋征，新中国首批特级教师之一，也是我国小学教育战线上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1921年9月出生于山东济南市的一个教师之家，194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任教，主动留任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即北京第二实验小学)，60年如一日在小学教育战线上兢兢业业，被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为“国宝”，被薄一波同志誉为“一代师表”。党和国家的三代领导人都对她进行了多次接见和充分肯定。 

    霍懋征老人最近的大事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将霍懋征教育思想的研究纳入了教育科学“十五”规划的国家重点课题。而专门介绍霍懋征教育思想的《真善美的丰碑——霍懋征语文教学思想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霍懋征爱的教育艺术》，也刚刚分别由中华书局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对于一个已经在教育上探索了60年而至今没有“退役”的优秀教师来说，她的教学确实是具有了史的研究意义的。在这个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我国教师由传统的教育思想转变为现代教育思想的缩影，也感觉到了我们的教师在教育探索中的潜在脉络。

    我对这个工作“上瘾” 

    1943年，霍懋征大学毕业。

    “让我去二附小吧，我想当一名小学老师”。得过很多奖学金，身为北师大数理系高材生的霍懋征的请求让人出乎意料。

    “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人们对霍懋征“惊世骇俗”的选择大惑不解。但是，她的想法简单却又坚决：“我喜欢小孩子，更重要的是小学教育是启蒙教育，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基础打好了才能盖起高楼大厦。我愿意做打基础的工作。”

    于是，霍懋征成为了师大第二附属小学(即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一位教师。

    回想起这个放弃大学教职，而选择做小学教师的决定时，霍懋征老人的回答很有意思：“我对这个工作上‘瘾’！” 

    “教师是一种职业，但在我眼里更是一项事业。这种观念在我的脑子里越来越清晰。” 

    霍懋征认为，一个优秀的教师，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爱这个事业”，教育是一个事业，不是一个职业，要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好的教师的标准”，在霍懋征看来，只有深沉的四个字“敬业”、“爱生”。 

    从“职业”到“事业”，这也许是一个优秀的教师的必经之路。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支撑就是思想支撑，也只有这样的思想支撑，一个人才能在自己选择的区域内排除万难取得成就。

    刚迈出校园的霍懋征喜欢孩子，可以和他们一起游戏，一起聊天。但是，站在三尺讲台，这个半大的孩子，掩饰不住自己的窘迫和不知所措。在旧社会，老师之间都互相提防着。向老教师讨教教学经验？简直是异想天开。老教师们冷眼说，你一个大学毕业生连小学老师都当不了吗？ 

    霍懋征于是只好偷着向老教师们学。平时，霍懋征总是细心观察，从老师们的谈话里琢磨体会。而有时候，她则会抱着一大摞作业本，躲在其他班教室外面的台阶上，一边批改作业一边偷偷听课。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我觉得自己从此才真正是如鱼得水。”霍懋征说。正是这时，霍懋征接触了苏联以及国内的诸多专家，她十分珍惜这些难得的机遇，在专家的指导下，她认真地钻研和实践，教学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经过不断地摸索和改革，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以讲为主、以读为辅”的“讲读法”语文教学法。

    1956年，霍懋征被授予全国首批“特级教师”称号。1961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到底要教什么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这一段的经历，改变了霍懋征一生的选择。 

    在运动中，霍懋征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群众专政，没有自由，要参加劳动改造，一年零九个月都不能回家。外校的中学生们到她所在的学校造反，看守这些“牛鬼蛇神”的女孩子们，开口就骂，抬手就打，一个突如其来的惨祸更是让霍懋征五内俱焚：13岁的幼子被人扎死，15岁的女儿被吓傻…… 

    “我们的教育怎么了？这就是我们辛辛苦苦教出来的孩子吗？”霍懋征心如刀绞，但在痛失爱子的悲恸中，她也反思起了教育：“我们到底要教什么？” 

    “最关键的，我们要先教会孩子‘做人’。”这是霍懋征最后思索的结果。

    1978年，霍懋征迎来了事业上新的春天。霍懋征想：“我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梦想了。我要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理想，什么是善良。”

    组织上希望她能出任北京市实验二小的校长，霍懋征的态度无比坚决：“不！我的生命在课堂，我的事业在课堂，我要重新回到课堂中去，而且，我要教语文。” 

    改行教语文的想法是霍懋征深思熟虑过的。“语文，是育人的，是‘文’、‘道’的统一。”在她看来，语文教学是塑造人类灵魂最有力的工具，来得更直接些。“文革”带给她的心痛，已经让她深深地感到了“塑造灵魂的重要性”。

    而解决“灵魂”问题，霍懋征认为最关键的就是能让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
 
    当时的小学语文教学还是建国初盛行的“讲读法”，这种教学法存在读得少、学得慢、效果差、时间费的弊端。孩子们整天忙得团团转，却读不了多少书。针对这种弊端，霍懋征提出了“速度要快，数量要多，质量要高，负担要轻”的16字改革方针。 

    霍懋征大胆地拿她所教的班做起了语文教学改革试验。当时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反对，他们说：“霍老师，您现在已经小有名气了，您可别胡来啊！”但是，霍懋征坚定而理智地坚持了下去。第一个学期，教材里的文章只有24篇，而霍懋征却教了学生95篇优秀范文。1981年，全北京市最后一次统考，这个实验班的考卷被编为“303”号，面对这样的一沓卷子，阅卷老师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给分。最后，班里46名同学，有44名同学的作文被评为“一类文”，另外两名同学的作文被评为“二类文”。而且这些作文中没有出现一个错别字，总评分为97.46。 

    霍懋征和她的实验班轰动了全国。在1979年吉林长春召开的23省市中学语文教学会议上，有很多老师提出：语文教育不应该夹杂思想政治教育，否则便会导致两败俱伤。霍懋征坚决反对这种“两败俱伤论”，她坚持语文教育就应该是“文”和“道”的统一。霍懋征认为，语言文字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统一应该是内在的，而不是割裂的。

    “既然你这样坚持，那你给我们上一堂公开课，体现一下‘文’、‘道’统一”，专家们将了霍懋征一军。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霍懋征的心里也不由得有些打鼓：“以前从未来过东北，从不知道东北的孩子怎么学习的，我能上好这堂公开课吗？”后来，她索性豁出去了：“上好了，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可以给其他教师一些启发，如果砸了，那我也可以自己改正，不断进步。” 

    霍老讲的课文是《毛岸英在狱中》。课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敌人拷打杨开慧，审问杨开慧，岸英亲眼看到多次妈妈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却宁死不屈。他牢记妈妈的嘱咐，什么也不许对敌人说。”霍懋征认为“多次”一词在这段话里分量很重，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切入点。于是，在课上她引导学生反复读这段话，然后提问：岸英为什么能战胜敌人？学生有的说：“他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有的说：“因为他有远大的理想，要解放全人类。”这些带着成人套话痕迹的回答，显然不符合当时只有8岁的小岸英的思想实际。她又引导学生反复读课文中的那段话，并进一步启发学生深入感悟“多次”这个词的含义。学生想象着杨开慧妈妈一次次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却英勇无畏的表现对岸英的深刻影响，终于明白了是妈妈的言传身教使岸英有了战胜敌人的勇气和智慧。学生在读这几句话时热泪盈眶，怒火满腔。在场听课的人也大为感动。课成功了，与会的老师、专家都心悦诚服地肯定了霍老师的看法。

    20年前的“素质教育” 

    “教育的基本理念是相通的。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国家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现在大谈新课程标准，其实霍老师在自己的教学生涯中早已经贯彻了现在的‘新课标’所提出的许多理念。”霍懋征的女儿、曾是北京一所著名中学校长的赵蠧评价说。 

    “新课标”提倡“培养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霍懋征早在1978年的语文实验班的改革中，就已经成功地实践了这些理念，创造了“读讲法”。 

    而现在大家大谈“减负”，霍懋征却自豪地说：“我的学生根本就没有‘负’”。 

    “在不给学生增加负担的情况下，创出最大的课堂效应。”在“纪念霍懋征从教60周年研讨会”上，霍懋征再次重申了她的这一教育教学思想。“现在学生的负担比较重，体罚学生的现象也不绝于耳。有些老师说，课上时间不够用，就要让孩子多做、多写、多抄，我坚决反对这种看法。”

 
 　　那如何向课堂要质量呢？霍懋征有两个“锦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