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上午，政协民进组继续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文化部纪检组长李洪峰参加了小组讨论。

　　史贻云：五年来，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可圈可点，从社会对教育的评价来看，满意度是最高的。首先，关于义务教育。国家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阶段的保障机制，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公用经费保障出现了全新的局面，改变了幼教阶段读书难、辍学率高的问题。其次，关于职业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是国家各个地区的努力方向。最后，关于高等教育的质量，近几年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颇有微辞，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急待解决的问题，我认为，从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来看，部属院校和重点院校在学校规模中只占一小部分，高等教育事业主要是靠地方院校来承担，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取决于地方院校教育质量的提高。我们的确需要一流的大学，培养一流的人才，目前，国家对重点院校无论是在经费上还是项目上，都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但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要体现协调发展，建议从国家层面上在高等教育投入保障机制方面进行研究，出台相关的措施，促进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真正把优先发展教育落到实处。

　　罗黎辉：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办好各级各类教育，要抓好三项工作——素质教育、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事业投入。能突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这个问题，我十分赞同。关于教育，我主要谈两个“房”的问题。第一个“房”是农村教师住房问题，目前，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面临多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现有教师队伍素质提高特别是学历达标的问题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含金量较低，教学水平并没有提高到和学历相称的水平，提高农村教师综合素质的任务非常重，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是解决农村教师的待遇问题，现在积累下来的教师资源，主要依靠的是计划体制，但随着改革的推进而大量流失，农村师资状况并非随着发展在改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进一步恶化，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吸引力，对于没有去农村从教的和在农村从教了很多年的都没有吸引力。在这若干的待遇问题中，最突出的是住房问题，过去在强调教育公平上，我们把更多的关注给了学生，但农村教师的住房始终在我们关注视线之外，同在蓝天下，农村教师承担着相同的责任，都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工作环境更坚苦，但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享受到房改的政策阳光。第二个“房”是学生现在的教室，在“普九”当中，国家花了很大的精力、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基本普及了义务教育，但是由于集中“普九”，再加上政绩工程，大量的低水平、低质量的学校校舍成为危房，教育部采取相当的措施，加大了投入，但远远不足，和实际需求量仍有很大差距，希望政府能像关注偿还普九债务一样，关注学生的教室问题。

　　陈凌孚：关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进教育改革创新方面，我深有感触，素质教育提出二十年了，从实践层面看，大家都对教育体制、升学压力等现状不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情况愈演愈烈，导致学校忽视学生人格的养成和全面的发展。国家出台了很多关于素质教育的文件，但这种情况为何依然存在，并且在短期内难以扭转，究其根本，我认为素质教育的突破口有问题，一是德育应不仅局限于课上的教学，更要注重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在一些事关学生身心健康的教育瓶颈问题上制定相对刚性的政策。二是“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体育可以培养学生拼搏的精神，塑造学生顽强的品质，以“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式，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我认为，应适当地考虑由于体育活动出现意外的人身保险问题，才能使学校放下思想上的包袱，同时，抓住奥运年的契机，转变观念，扭转局面，不再为了体育而体育，使中小学生真正在阳光下全面发展。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我们深信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就是教育的出发点。”

　　李前宽：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带给我一种震撼和幸福感，报告中的掌声是人民和人民的代表表示满意的回答，没有什么能比这掌声更具有说服力。可以说，五年来的成绩显而易见，在谈到问题时，总理坦坦荡荡，几个词非常明确，比如，政府工作与形势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差距“不小”，一些部门办事效率“低下”，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总理强调政府要在阳光底下运作，只有如此，才能完成人民赋予的职责，字里行间都体现了一种对人民的深情和厚爱。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我深知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承是悲哀的，这些年来，在传承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与时俱进地进行文化创新上，我们与经济的发展不合拍，并且滞后得很远。从电影角度谈，精诚之作太少了，传承文化理念的精诚之作太少了，在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上，前者是传承文化，后者是与时俱进。我认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是从上到下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杜绝浮燥；二是完善调控机制，目前，发行放映由文化部负责，创作生产由广电总局负责，这不符合电影生产的规律；三是要加大对文化的投入力度，国家要有意识地对涉及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大题材加大投入。虽然前途坎坷，但我们有信心把事情做好，共同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努力。

　　言恭达：我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与文化安全的高度，宣扬时代主流文化，体现民族精神与国家意识，树立中华文化的国家形象；二是维护全社会文化利益的公平，体现现代人文关怀，一方面要推动文化创作的精品化，另一方面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精品文化的陶冶、教育与传承，提高全民族的审美观念，引领国民的审美自觉；三是提高文化生产力，从中央到地方要统筹规划、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发挥优势、实现公平、打造品牌，以推进文化艺术创作的全球化战略和本土化实践。

　　赵丽宏：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公益性质的博物馆、纪念馆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问题，我深有感触，每个地方都有历史上的名人贤仕，都会有很多博物馆，但收费非常高，因此，这句话落实到地方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改革之初，我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破坏了历史。在此，我想谈一件具体的事情——关于北京的谭嗣同故居保护问题，谭嗣同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故居一直保存着，但其现状令人心痛，如果不加以保护，则前景堪忧。我建议应对谭嗣同故居进行维护，将其中的居民迁出。

　　李洪峰（文化部纪检组组长）：非常高兴参加民进组的讨论，听了各位委员的发言我深受启发，同时也为各位委员高度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所感动。政协委员的建议是政府部门改进工作的重要渠道，对于各位提出的问题，我们回去会认真研究、认真改进；及时反馈、及时报告。中共十七大提出的“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鼓舞人心，但是，文化建设历来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加强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几位委员谈到了文化投入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首先，关于文化投入，“十一五”期间国家对文化建设越来越重视，“十六大”以来的五年，文化投入创造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但横向比较，与教育、卫生等事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其次，关于文化体制，文化体制改革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理顺，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希望我们可以“上下左右”一起努力，加强文化的声音。我相信，大发展大繁荣的光明前景就在眼前，增强国家软实力，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迫切需要的，我们一起向这个方向努力。

　　张群：我是一名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委员，目前，教育面临的问题很多，针对基础教育而言，素质教育提出了这么多年，还是只重视知识学习，减轻学生负担，但实际上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我认为：一是对基础教育的目的和性质要明确认识，教育部在推进课改时提出了“改革旨在推进公民教育”，可以说，这是在共和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础教育一是培养如何为人，二是培养如何为学。二是对于课程的设计，课程难度的设计要有明确的界定。三是面对现在一系列的改革，要静下心来，研究一点最普通的教育规律，对于某些学校违背规律的情况要有硬性的措施。

　　盛昌黎：五年来，政府教育工作成绩显著，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明确的要求、下了很大的功夫，中央的姿态带动了各级政府，但基础教育进一步做到均衡化还是任重道远，其中最大的问题还是农村教师队伍，一些地区的农村教师仅仅能拿到政府规定的教师工资，但实际上津贴在公务员的工资中占了将近50%，而这一部分对教师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差距，无法忽略的差距，希望未来五年里，国家在农村教师待遇问题上能从国家层面上有明确的措施。保证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一是要保证农村教师工资的经常性增长，二是要建设职业教育实习基地，并适当扩大学费减免的范围，三是要充分考虑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

　　王康：我主要谈“关于尽快研制高等教育学生培养投入标准”的问题。中共十七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这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的心声，但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也是需要成本的，无论是条件的改善、课程的改革、还是师资的提高，都离不开相应的投入，没有投入，提高质量就会变成一句空话。现在有这样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地方政府说“已经投入很多了”，另一种声音是高校说“政府投入不足，严重不足！”出现这种分歧的最主要原因是对高校投入的标准设置是否科学，近年，教育部每年都在公布各省的高校投入，但从来没有过合理的标准，也没有明确的要求，如何才算达标，使各地方政府也感到茫然。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应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研究制定培养标准，建议教育部汇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科学的投入标准，让高校明白，让百姓明白，让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也都明白。

　　陈小娅（教育部副部长）：非常荣幸参加民进组的讨论，民进的很多委员来自教育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