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合肥市委副主委   郑小能
 
　　胡锦涛总书记在《推进合作共赢，实现持续发展》中指出“在当今新的时代条件下，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普通高校，在社会转型期内，将应用人才的价值偏重在实践上，有利于社会的谐调、有利于某些地域的发展、有利于高校自身的生存。然而伴随着知识更新的频率加快，国际国内的各种竞争日益加剧，我们对应用型人才就必须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现代的大学理念与传统的大学理念有所不同，大学的功能将由人才培养、科研和服务社会的三大职能向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三大职能转变，即知识的生产、知识的再生产、知识的应用。由此不难看出，现在的高校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接受以及在知识接受基础上的应用，而应该是在生产知识、再生产知识基础上的应用，或者说是一种顺时达变的应用。因此，“应用”的概念应该不是“常数”而是“变数”。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长期持续发展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所以，我们不能把“应用”仅仅放在专业的层面上去认识，也就是说，专业能力要和其他能力综合在一起形成综合能力，才能真正的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比如说创新能力、适应能力、合作能力、自我发展能力、道德修养能力等等，可以说，这种种能力欠缺哪种都会使“应用”产生相应的偏差。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如果辨证的来看，就应该是“外化”与“内化”的谐调。就“外化”来说，自然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就“内化”而言，是使每个人过得更加幸福。如果一个人仅仅只是具有较好的专业技能，而内在的“幸福指数”比较低，或者存在心理上的隐患，其在专业的应用及发展上肯定会遇到种种问题，甚至是难以挽回的损失。所以我们的高校在对“应用”的定位上，应该拔高层次，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谋略。

　　目前普通高校的毕业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各高校应用型人才之间的就业竞争也是如此。我们既不能降低人才的标准，又要使人才尽快的在社会上立有一席之地，为此，各高校的人才发展策略就必须十分慎重。

　　“要适应我国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客观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抓紧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以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维护社会稳定等为着力点，努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摘自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从目前的国情来看，我国不是人才过多，而是人才过于集中，表现为地域集中及专业集中，总体表现为集中在城市及其相关的热门专业上。其实相对于研究型人才来说，应用型人才更不宜过分集中于某一地域及某一专业，特别是新建的本科院校，在人才的培养上需要考虑另辟蹊径，以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因此，我们需要对国家的宏观政策及社会的人才结构认真分析研究，以超前的眼光审视应用型人才的发展和就业前景，而不能等到问题的出现再来进行调整和补救。

　　应用型人才自身定位的关键是要放弃“精英情结”。何况现在中国的大学生数量之庞大、就业之困难也早已使“精英”意识黯然失色。即便是所谓应用型的大学生，其身价不如技工，甚至不如民工也时有耳闻，这当然有其比较复杂的社会原因，但不少企业对大学生的评价不高，认为他们没有工作经验，不能吃苦，缺乏动手能力和团队精神，却是我们需要特别重视的。

　　当然，应用型的大学生与技工相比，可能会“技不如人”；与农民工相比，可能会“不服水土”；但我们之所以被称之为“大学生”，应该高于他们的究竟是什么呢？很显然，这当然是指综合的政治、文化素质。有了这一点，就会掌握住可持续发展的主动权，就会具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就会具有顺应时代的自我发展能力。正如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推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且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搞上去。”如果具体的体现在技能的应用上面，其实就是个“层次”与“创新”的问题；这与我们的人才培养理念有密切关系，与我们的就业理念有密切关系；但我们在这两方面却往往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摘自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所以普通应用型高校的策略应该是深入浅出、走出特色。“深入”就是高起点、高标准的培养应用人才，“浅出”就是降低就业门槛，向“发展中地区”输送应用型人才。走出特色就是各高校应用型人才的定位及培养模式、素质特点等方面应有别于其他学校，应该充分利用及借鉴校内外的教育资源，创出本学校应用型人才的“品牌”，并且使这个“品牌”在某个地域产生影响，并逐渐扩大。

　　“我们不仅要从科学理论上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而且要从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各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方面来确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要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周密的科学解释，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的这段讲话，给了我们很好的启迪。从现在应用型高校的专业结构上看，走优势互补、综合探索之路未尝不可。这就是说，应该打破专业的“块状化”，形成专业的“网络化”。我们不妨可从三个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

　　一、优势学科向非优势学科渗入：

　　就是将能够体现学校特色、就业率高、发展势头好、能够突显学生应用能力的学科的“积极因素”渗入到其他学科。比如以工科为优势的高校，可以将理工学科的“科学思维”渗入到具有感性特色的学科（如文学、艺术学科之类），从而避免文科学生尤其是艺术类学生的思维偏激等缺陷。

　　仅从现在许多高校大量扩招的艺术类（确切说是带有“应用”性质的艺术设计类）学生的现状来看，就普遍存在科学文化素质不高，比较任性，难以管理等问题。这当然可以归咎于“艺术应试”，但高校的“纠偏”责任是不容忽视的。再从艺术设计类的“应用性”来说，其本身就包含着诸多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的要素，也需要具有相当的“理性”要素，但这些要素在我们的教育教学中却并没有得到重视，所以直接导致了现实生活中的诸多“艺术设计”或规划设计整体层次偏低。既如此，我们的所谓的艺术设计的应用型人才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大打折扣也就在所难免。

　　但高校解决这一问题也绝非易事，因为我们的教师本身也过于“专业化”。这就是说，没有艺术素质的“理性”教师，无论如何也教不会学艺术的学生如何“理性”；同样，没有科学素质的“感性”教师，也无论如何教不会学生如何“理性”。还有就是，我们高校的行政领导往往也过于“专业化”。当然这在制定自己熟悉专业的规划上会有水准，但用在其他专业上就可能不太适合；可实际的情况却是，比较专业的“规则”常常是由外行的领导来制定的。

　　问题的根源并非高校本身造成，义务教育阶段的素质教育缺失，以及高中阶段的文、理、艺术的分科是重要原因；但更深入的探究是高考制度应当改革。所以，在高考制度逐渐倾向素质教育的改革之际，高校做出积极的反应和应对政策是比较明智的。我们“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摘自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二、潜优势学科向优势学科的渗入：

　　上面所说的“优势学科”和“非优势学科”，只是就各个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定位与发展重点相对而言。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人的发展与生命的本源上，所谓的“非优势学科”就会显现出巨大的潜在优势。如思品、心理、美育等学科，在我们的“应用型”的定位中，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在更深的“核心部位”左右着我们“应用型”的品味。因为“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不搞好，物质文明建设最终也很难搞好。”（摘自胡锦涛《做好当前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

　　在有些“应用型”特点明显的工科大学内，我们不难发现校园思想政治、文化活动普及的尴尬：各式海报招贴毫无艺术品位，不少学生语言表达方式生硬刻板，外语的水平远远超过了汉语的水平，不懂学习与娱乐的辨证统一，对政治漠不关心等等。事实上，任何一所高校都会开设相应的思想政治及艺术文化类的课程，也会经常的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但这似乎总是停留在表面的阶段。我们其实并没有认识到“渗入”的涵义是潜移默化，而不是宣传鼓动；也没有意识到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具有同一性，而不是“1+1”式的那般简单。

　　所以出现了不少计算机高手不会“设计”，不少“应用领域”缺乏想象与创新的局面。总之，我们讲究“应用”但并没有深究“目的”；我们借鉴“模式”但并没有改善环境。我们的“应用型”其实仅仅只是针对狭义的“工作”而言，但真正意义上的“工作”，既是工作，也是生活。

　　从“应用型”的功能性上看，应该是强调一技之长，但所有的一技之长都不是孤立无援的。提倡应用型人才的全面发展并非是使之什么都会一点，而是要在博学中体会事物间的内在联系，找出规律，发“合力”而集于一点。这样的“一技”必然强盛不衰。

　　三、探求各学科之间的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