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粉碎“四人帮”后，统一战线迎来了春天，民主党派获得了新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民进中央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为周建人、杨东莼、叶圣陶、徐伯昕，翌年七月，又增加赵朴初、葛志成共六人。民进又开始恢复活动。这是百废待兴的年代。当时，党在指导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生产活动都在徘徊、摸索中前进。在这关键时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全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的工作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经过拨乱反正，我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国人民解放了思想，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即将到来。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因病去世。 
 
　　在这新的形势下，如何正确认识民进的历史地位，怎样调动广大会员为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这就成了民进组织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经过充分酝酿、广泛进行调查研究之后，一九七九年十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代大会是在距三代大会二十一年之后召开的。二十一年来，我们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特别是十年动乱，民进组织和广大会员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岗位，为党和人民默默地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广大会员喜迎新生。随着党的政策逐步落实，一大批冤、假、错案相继得到平反改正。他们更是精神振奋，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我会涌现了一大批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显著成绩的模范人物和先进工作者，还有不少同志出席了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参与了国家政治生活。 
 
　　在四代大会上，民进中央代主席周建人致开幕词。徐伯昕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二十一年来，除了因“文化大革命”中断工作十一年外，我会各级组织都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们曾挫伤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在工作中也存在着其他缺点和错误。但从主流看，我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报告阐述了我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各民主党派的性质，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我会的各项工作必须围绕这个中心，我们的方针任务应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充分调动全体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加快实现四个代化，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最大的力量，并在社会实践中，进行思想改造。为了实现上述方针任务，要求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努力做好七项工作：第一，调动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努力为社会主义文教建设服务；第二，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渠道作用；第三，组织和推动会员努力学习，解放思想，继续改造世界观；第四，扩大团结面，密切联系会外知识分子，加强对退休会员的工；第五，广泛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第六，积极参加国际友好活动；第七，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整顿和恢复基层组织，改进工作方法，培养和提高专职干部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 
 
　　大会在听取了雷洁琼关于修改会章的说明后，讨论并通过了新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对我会的性质、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大会还选举产生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周建人当选为民进中央主席，叶圣陶、徐伯昕、赵朴初、吴贻芳、雷洁琼、谢冰心、吴若安当选为副主席，葛志成为秘书长。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会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是在我们国家进入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的大会，是动员广大会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积极作出贡献的誓师大会。大会提出的我会在今后几年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通过的会章和选举产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为我们在新时期的腾飞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责任编辑：张政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