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新中国的成立，也开始了民进新的历史征程。

　　当时，正确认识民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地位、任务和作用，是摆在全会同志面前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4月15日民进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下简称“一大”）。

　　民进成立时的会章规定，本会以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1948年秋之后，由于形势变化，民进组织已从上海扩展到香港（广州）、北京等地，会员也大量增加，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已不适时宜。经理事会讨论研究，决定以全国代表大会代替全体会员大会（1950年1月2日民进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

　　“一大”总结了民进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工作和经验，明确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民进的地位、任务和作用，并选举产生新的领导机构——第三届中央理事会（1946年1月2日和1947年2月9日分别由会员大会产生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央理事会）。第三届中央理事会由25名理事、8名候补理事组成，马叙伦为中央理事会主席，王绍鏊为副主席，许广平为中央理事会秘书长。

　　民进的去存问题是当时全会集中关注的焦点。民进成立之初的会章规定：“本会至国民最高权力机构成立后，由大会决议宣告结束。”当时救国会已宣告解散，中共中央知道后，认为民主党派不要解散为好。周恩来总理在民进“一大”预备会议上向代表们作的重要讲话，使全体代表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经过充分讨论，大会一致通过《关于本会应继续存在并加强工作的决议》。这一决议为民进在中国历史新纪元中继续存在并为以后在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贡献，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的一个参政党奠定了基础。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会纲领的决议》、《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学习中共<加强与非党群众及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精神以巩固扩大民主统一战线的决议》和《大会宣言》等在民进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决议。决议提出：“紧密地与共产党亲密合作，接受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领导与思想领导，应该是我们固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方针。”

　　“一大”通过的会章明确规定，民进“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纲领，以团结自由职业者及工商界人士，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贯彻实现共同纲领为宗旨。”
 

　　“一大”之后，为实现《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0年至1952年，民进积极投身国家开展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为推进运动的顺利开展作出了贡献，并在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1950年11月4日，民进与中国共产党和民革、民盟等十个党派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1951年6月，民进总部在北京成立“民进爱国武器捐献委员会”。上海分会专门成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工作委员会，负责会内抗美援朝的各项工作；北京分会发起了“一碗肉劳军运动”；广州分会发起募捐手榴弹代金运动，分会的全体干部还从每月薪金中捐献5％支援抗美援朝。

　　在这一时期，民进除推动会员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外，还积极鼓励会员为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出力。广大会员把本职工作同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为恢复和发展国家文教事业，努力工作，默默奉献。1952年夏开始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任国家高等教育部部长的民进主席马叙伦，为推进和胜利完成这项工作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民进先后有几十位在大学工作的会员克服种种困难，顾全大局，服从分配，离开工作多年的城市或学校，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各分会在推动教师会员为国家文教事业多作贡献中也做了很多工作。上海分会主办“双周座谈”，邀请华东教育部领导、复旦大学教授举办报告会和讲座；北京分会举办大型报告会，邀请出席全国初等及师范教育会议的模范教育工作者介绍经验；广州分会多次召开教育界、科技界、工商界会员座谈会，讨论协助政府争取科技人员参加祖国大建设等问题。

　　195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总路线公布后，民进总部立即向各地发出《关于加强学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通知》。1953年6月15日，民进举行三届四中全会，马叙伦作了《积极参加国家建设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而努力》的报告。报告指出，民进当前最中心的政治任务就是动员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参加国家建设。

　　1954年9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经过全国普选，民进有16人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他们是：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徐伯昕、林汉达、车向忱、杨东莼、吴若安、雷洁琼、赵朴初、严景耀、许崇清、冯宾符、杨石先、陆渊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由《共同纲领》作为根本大法的过渡状态。

　　同年12月，人民政协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之后体现人民政协性质、地位、任务和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马叙伦、王绍鏊、葛志成、柯灵等18人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为帮助会员学习领会并在工作中贯彻执行政协《章程》规定的各项任务，马叙伦在会刊上发表《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的重要文章，称赞政协章程使“今后民主党派的工作更有了明确的依据”，提出把对成员的思想教育作为民主党派的重要任务，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民进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员，继续参加了国家政权的工作。马叙伦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并继任国家高等教育部部长；王绍鏊出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财政部副部长；周建人被任命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还有不少民进同志参加了地方政权和政府的工作。

　　1956年“三大改造”（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一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提出的，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诚恳意愿，使全体民进会员受到极大鼓舞。

　　1950年4月民进“一大”召开时，全会会员总数仅150人左右。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加强自身建设，“一大”后，民进先后作出了《关于发展与巩固组织的决议》、《关于建立基层组织，加强组织教育，进一步发展组织的决议》、《关于发展组织工作的指示》、《关于建立新分会组织的补充指示》和《关于补充<建立基层组织暂行办法>的通知》等，成为后来一个阶段发展组织的重要依据。

　　1956年8月，民进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下简称“二大”）。“二大”召开时，民进全国会员人数为2，816人，全国共有上海、北京、广州、杭州、天津、沈阳6个分会和7个分会筹委会，300多个基层组织。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216人，列席56人。

　　“二大”检查和总结了过去六年的工作，在深刻认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基础上，规定了民进的根本任务是 “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更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由62名中央委员和28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马叙伦当选为民进中央主席，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车向忱、林汉达为副主席。

　　“二大”通过了新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总纲为纲领”；民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民进要“团结教育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分子，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代表他们的正当利益”。会章还增加了必须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本会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以及运用批评自我批评方法加强组织团结，充分发挥组织力量等规定。

　　会后，按照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建立了一些新的地方组织，吸收了一批新会员。但是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民进组织遭受到第一次严重挫折，“二大”提出的任务并没有如期完成。在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受牵连的民进会员有1，100余人，占全会总人数8，389人的13％，其中被错打成右派分子的共933人，占全会总数的11.6%，800余人被开除出会，加上之后停止吸收会员、自然减员，到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会员总数减至7，449人。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悲剧。

　　尽管民进在整风反右斗争中受到不公正批判和严重的伤害，但是广大成员依然坚决相信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道路，继续以自己出色的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经受住了第一次严峻的考验。

　　1958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定了结束党外整风，调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密切结合、相互促进的统战工作方针。同年8月，民进中央常务委员会根据这次重要会议精神，作出了关于提前召开民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要求各级组织在当地中共党委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结束一般整风。

　　1958年11月，民进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共313人，其中正式代表235名，来自中央和41个地方组织。受到当时形势的影响，大会“总结了反右斗争的收获和经验教训”，确定民进成员“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进“仍然是资产阶级性政党”，“讨论和决定了今后根本改造规划”，提出“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口号。大会选举产生了由76名中央委员、29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在五届一中全会上，马叙伦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车向忱、杨东纯当选为副主席，徐伯昕为秘书长。

　　民进“三大”是在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年代召开的一次会议，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大会对民进会员与民进性质的判断显然是不真实的，是“左”的思想产物。

　　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时说：“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联大有进步”。同年底，民进中央委员一级被错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中，有6人首批宣布摘帽（到1964年底，我会930余名戴帽“右派”分子全部摘除了帽子）。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得到加强，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开始形成。在这样的形势下，1960年7月25日至9月6日，民进在北京召开五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会议主题是进行国内外形势和总路线的自我教育，交流自我改造的经验，明确今后的工作方向和任务。民进中央委员和地方组织负责人共271人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热情关怀。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亲切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周恩来、李富春、李维汉等分别向代表们作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民主党派前途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

　　会议采用了以“三自”、“三不”即由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神仙会”的方式进行，开得生动活泼。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会议通过了《决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全会各级组织的主要任务还是贯彻服务与改造的方针，推动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推动会员积极参加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教学改革运动，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

　　会后，民进各级组织逐级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并纷纷采用“神仙会”的方式，在全会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入的形势教育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高潮。

　　1962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毅然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中共对知识分子阶级状况的基本估计，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同年底，民进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号召各级组织推动会员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三个主义”）的自我教育运动，广大成员从中受到教育和鼓舞。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也出现了“无限上纲”、“过火批判”等不良后果，损害了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优良传统。

　　在这一历史时期，民进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员，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表现了认真负责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民进及主要领导人先后就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古巴、巴拿马、越南，美国操纵十四届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所谓“西藏问题决议”，以及西藏叛乱、中印边境问题等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发表声明、谈话和文章，表明立场。许广平、谢冰心、雷洁琼、赵朴初及冯宾符、方明、古 等同志分别到日本、印度、锡兰、苏联、古巴及东欧国家进行友好访问，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加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民进领导人多次出席国家的最高国务会议，与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大事，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民进会员，除出席每年的例会外，还积极参加各种学习、参观、视察、调研及“双周讲座”等活动，认真提出意见建议，供政府及有关方面参考。

　　广大民进会员在服务与改造相结合方针的鼓舞下，在各自岗位上尽智竭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作贡献。全会涌现出一大批在社会主义文教战线和其他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人物和代表。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民进中央候补委员、太原玻璃厂工程师王幸生，民进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科学技术出版社副总编辑贾祖璋，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1960年6月，车向忱、吴若安、何炳麟、刘震华、杨明书、李楚材、刘佩琪、薛正、林耀华、张弦、张正芳、张淑贞、康德明、汪润泽、郑天挺、陈秀夫、刘公铎、杨一南等18位民进会员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大会。

　　著名化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杨石先带领一班人，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研制出了一批新型农药，填补了国内空白，为农业增产丰收作出了卓越贡献。地矿专家王鸿祯、岳希新，农业专家黄敬芳，物理专家金建中、肖健、汪德熙，化学专家蔡镏生、刘复光，机械专家吴学蔺，医学专家刘震华、左克明、刘天香，经济学家巫宝三等都在各自的本职岗位上做出了显著成绩，为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民进与其他民主党派联合向党的生日献词，王绍鏊发表《永远跟着党走》的文章，表示民进今后“要更下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进行自我改造，逐步改造世界观，同工人农民一道，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出一切知识和力量。”《民进》还登载了马叙伦1958年在病榻前写下“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的条幅，勉励全体民进会员永远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永远跟党走。

　　马叙伦主席自1958年后长期卧病在床，1966年7月31日，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周建人代理民进中央主席职务。

　　正当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努力完成调整经济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时，中国大地发生了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历史悲剧。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疯狂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成员，包括民进很多成员遭到残酷迫害，会中央和地方组织工作中断，不少地方组织被砸，办公地点被占，档案丢失，专职干部离散或被迫到干笑劳动，这是民进组织遭遇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各民主党派在“文革”十年时间里停止了组织发展，加上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到“文革”前的九年，实际上民主党派有十九年没有发展新成员。在十年“文革”中，民进领导人马叙伦（1970年5月4日）、王绍鏊（1970年3月31日）、许广平（1968年3月3日）、林汉达（1972年7月26日）、车向忱（1971年1月8日）等同志，均因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病后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去世。

　　然而广大民进会员在自己的组织被砸烂、人的尊严遭到肆意践踏的恶劣环境中，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人民群众，相信自己的组织，坚守自己的岗位，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充分表现了知识分子对人民事业的赤诚之心。

　　邓小平同志1979年10月19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宴请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招待会上说：“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迫停止了活动，很多成员遭到了残酷迫害，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

　　正确认识和评价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前民进这段曲折前进的历史，对于继承和发扬我会老一辈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确保我会实现政治交接和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张政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