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到1997年这2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民进也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拨乱反正、恢复发展，新老合作和交替，积极探索为四化建设服务（1979．10至1987．6）

　　1976年10月，十年“文革”动乱结束。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提出恢复活动的建议。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中国进入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作了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明确了我国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任务，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指明了方向。

　　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下简称“四大”）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大会距民进“三大”已有二十一年。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民进“四大”在北京召开，这是民进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248人，列席32人，来自中央和19个地方组织。大会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确立了民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提出：团结全体会员，协助党和政府落实政策，调动会员积极性，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由99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周建人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圣陶、徐伯昕、赵朴初、吴贻芳、雷洁琼、谢冰心、吴若安为副主席，葛志成为秘书长。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关于会的性质，新会章规定“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是以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为主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关于会的新的历史总任务，新会章表述为“为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四大”之后，民进进入恢复期，首要的任务就是整顿和发展民进组织。当时会员的年龄偏大（“四大”召开时全国会员平均年龄61岁）、基层组织不健全、骨干力量不足的“老、散、弱”现象严重存在。为贯彻落实民进“四大”提出的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的重要工作， 1980年9月，民进中央作出《关于发展组织工作的暂行办法》；1981年11月，民进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基层组织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退休会员工作的意见》。至1983年10月，全国有县市以上地方组织100多个，基层组织1，200多个，会员15，000余人，其中8，000余人是恢复活动以后新发展的，平均年龄为50岁。

　　面对“文革”浩劫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巨大伤害，民进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落实政策，从平反冤假错案到正确安排使用知识分子、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做了大量工作。自1978年至1983年，民进各级组织协助政府有关部门落实政策3，000人余次，包括：平反各种冤假错案1400余人次；工作调动、合理使用方面260多人次，退赔抄家物资、被占房屋等1300余人次。从1979年12月起，民进连续3年深入调研中老年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情况以及文教知识界存在的问题，了解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情况。1982年民进成立了以雷洁琼副主席为组长的知识分子工作小组，广泛调研听取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情况和意见建议。同年9月，民进中央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呈送了《民进中央关于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继续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几点建议》，提出了16条可操作的具体建议。中共中央对《建议》十分重视，中共中央办公厅很快复函民进中央，对民进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所提的意见建议表示感谢。

　　民进协助中共和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得到了广大会员的欢迎和拥护，大家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全会涌现了一大批在四化建设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先进人物。1980年12月，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了首次“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近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有22人在大会上交流了先进经验。会议期间还举办了科研成果和先进事迹图片展览。1981年，经过严格评选，肖健、金建中、申泮文、汪德熙、杨石先、陈荣悌、蔡镏生、王鸿祯、岳希新、吴学蔺、张沛霖等11名会员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至1983年6月，民进会员中获得各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的会员达三千余人次，占会员总数的20％。

　　民进积极发挥优势，参加国家政治生活，提倡尊师重教，维护人民教师合法权益。针对十年动乱给知识分子造成现代知识空缺和业务荒疏，各级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各种以提高会员及所联系知识分子岗位工作业务水平为目的的讲座和专业培训班。至1983年6月，全会共举办有关教育、出版、文史、医卫、科技等方面的讲座和报告会880余次，听众达33万6千余人次。民进中央还定期编印《文教学习资料》送发教师会员学习参考，创办了流动图书馆，为会员个人和组织提供多种服务。

　　教育文化出版事业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因而是民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建言献策的重点内容。1981年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期间，民进组委员向大会提交了《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明确出版工作的性质任务，加强对出版工作的领导》等14件提案，还联合向全国发出了《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呼吁书》，在社会引起积极的反响。1980年至1981年，民进先后在全会开展为制定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献计献策活动（简称“双献”）、为出版工作献计献策活动，形成《对中小学和师范教育的建议》、《关于会员对教育计划、教育体制建议的综合报告》和《对出版工作的建议》，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称赞。

　　1981年10月，叶圣陶副主席针对当时社会上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发表了《我呼吁》的文章。在当年11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中肯定了叶圣陶的意见。1983年5月，四川长寿县发生女教师被毒打和侮辱的严重事件，周建人主席、叶圣陶副主席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有关方面严肃处理。周建人同时致函光明日报，呼吁全社会尊重教师合法权益，维护宪法尊严。民进领导人的这些举动履行了民主监督的职能，推动了事件严肃公正的查处，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为四化服务是民进“四大”提出的新的历史任务，各级组织积极开展面向社会的服务活动，拓宽了工作领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针对社会上待学青少年较多的情况，民进各级组织积极开办各级各类业余学校和补习班为国家排忧解难。从1981年至1984年底，民进有80多个地方和基层组织共开办了184所学校，在校学员6万2千余人。民进各级组织积极支持帮助老少边地区发展教育事业，组织会内专家学者开课讲学，开展智力支边活动。1981年6月，民进中央首次组织5位优秀教师到陕西、宁夏、甘肃等地讲学，是民主党派开展智力支边、讲学交流的首举。之后民进又组织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特级教师霍懋征等赴内蒙进行经验介绍，受到当地教育界的热烈欢迎。1983年初，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召开民主党派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四化建设服务挂钩会议，民进的智力支边工作得到了充分的肯定。1984年支边工作进一步深入，各地先后派出专家、学者、优秀教师300余人次，深入到全国47个地市县（区），完成讲学、经验交流、培训项目54项，培训师资及各类业务骨干4，400多人，参加听讲的近4万人次。

　　开展咨询服务工作，是民进面向社会服务的又一创举。1982年2月，民进浙江省委会在杭州创办了民进浙江省委会妇幼保健咨询服务站，设置了儿童保健、老年保健和妇女保健三个小组，从计划生育、遗传优生、婴儿营养、老年长寿、肿瘤防治等九个方面为群众开展义务咨询服务。该咨询服务站开创了民主党派开展社会服务咨询服务的先河，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新时期统一战线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也是民进工作的一个新领域。自恢复工作以来，各级组织都建立了相应机构，积极宣传我国政府对台港澳的方针政策，热情接待回大陆探亲观光的“三胞”亲友。1982年民进广州市委会为当地企事业单位和三胞之间牵线搭桥，联系引资合作项目，至1985年洽谈了投资或合作项目共20多个，吸引资金超过一亿元。

　　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号召。在这一新形势下，民进中央常委会依据会章有关条款并在征求了全体中央委员的意见后，决定提前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3年11月9日至21日，民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下简称“五大”）在北京召开。出席“五大”的正式代表370人，列席人员50人。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54人组成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周建人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大会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开幕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宋任穷在大会上宣读中共中央向大会发来的贺词，高度评价民进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所开展的各项工作。

　　大会修改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新会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对民进的性质、任务、作用表述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民主党派，是以从事文教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政党。”

　　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新通过的会章规定，决定成立执行局，负责处理中央日常的重要工作，由陈舜礼担任执行局主任。
大会确定了全面开创民进工作新局面的方针、任务，提出：围绕“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动员全会，结合组织优势和会员专长，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五大”后，民进各级组织根据大会制定的方针，团结和带领全体会员紧密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认真履行政党职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了工作并取得新的进展：

　　一是政党意识逐步增强，参政议政水平有所提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积极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1985年中共中央征求各民主党派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草案）》的意见，民进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党中央十分重视，予以吸收采纳。

　　1986年1月，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委托，民进中央有关部门连续邀集部分中小学教师会员和教育行政人员座谈，广泛征求对《九年制义务教育法（草案）》的修订意见。《义务教育法》通过后，民进各级组织又对贯彻实施该法进行了有效的督促和检查。民进还为《教师法》的制订献计出力，1986年起草了《教师法（草案）》送交有关部门，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并通过此法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是广泛开展尊师重教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活动。早在1981年3月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期间，叶圣陶、雷洁琼和方明等17位民进组全国政协委员就向大会提交了《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的提案，1983年6月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民进组叶圣陶、雷洁琼、徐伯昕、吴贻芳、张明养、葛志成、方明等19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再次提出《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9月10日为教师节。这一法定节日的诞生，凝聚了民进多年呼吁和争取的辛劳。民进以此为契机，扎扎实实开展了一系列尊师重教的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批准教师节的当天，民进中央立即召开座谈会，表示热烈拥护。叶圣陶、赵朴初、雷洁琼、谢冰心、吴若安、葛志成等相继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拥护国家确定教师节。民进中央宣传部精心组织、策划拍摄了歌颂人民教师的电视剧《托着太阳升起的人》（上下集），在第一个教师节的晚上，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这是民主党派中央组织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也是民进在教师节为全国教育工作者奉献的一份厚礼。民进中央文化出版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在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庆祝教师节书画义捐展”，胡耀邦总书记特地写信表示支持：“你们在教师节举办书画义捐展很好，祝成功。”展览所募集的3万余元全部赠送有关部门用于尊师活动和兴办文教事业。1989年4月，雷洁琼主席提议在全会开展“尊师重教一元钱奉献”、建立“尊师重教基金会”的活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即募集到10万元，作为“尊师重教基金”用于开展尊师重教活动。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民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1987年6月，民进中央邀请部分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就国家教委制订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讨论稿）》座谈讨论，征求意见。1986年至1988年，出版界的民进会员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分别在长沙、长春和哈尔滨召开出版工作座谈会，深入讨论新形势下出版工作如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问题。

　　三是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进一步拓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的路子，扩大了工作领域。各地的办学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多学科、多形式、多层次的格局，办学方向从短期补习培训逐步转向以培训中小学和幼教师资为重点，并朝提高在职员工文化素质的成人教育方向发展。至1987年底，民进各级组织共开办各级各类学校和培训班268个，其中大专院校6所，中专学校8所，在校学员11万人，累计为社会培养人才三十余万人次。民进的智力支边、智力扶贫和咨询服务等工作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从“五大”到“六大”的四年多时间里，民进中央和地方先后组织了包括专家学者和特级教师在内的各级专业技术人员2，500余人赴内地和边疆，共开办培训班400余个，接受培训人员42，000余人次；办讲座2，700余场，听众达25万。

　　咨询服务也有新的发展。1985年6月，民进中央成立了文教信息服务中心，利用先进传播工具，及时向各地成员传递和介绍教育理论、教育教学方法等。1987年7月，文教信息服务中心改建为开明文教音像出版社，进一步发展业务。至1987年10月，民进全会共有30个经常性的咨询服务专业机构。

　　1985年5月，民进在京召开第二次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同年10月，各民族党派、工商联在京联合召开为四化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表彰大会，民进有9个先进集体、36名先进个人出席大会。1988年8月，民进在京召开全国咨询服务工作会议，对“五大”以来在办学、智力支边、咨询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结，并对今后工作提出设想。这次对进一步搞好全会面向社会服务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是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海外联谊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国两制”成为各民主党派开展三胞工作的行动纲领，同时也进一步拓宽了海外统战的新领域。1985年5月，民进在京召开三胞工作座谈会，总结经验，研讨三胞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任务，并对今后工作提出设想。1986年5月，民进在京召开海外统战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民进三胞联谊工作一次重要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海外统战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为开创工作新局面创造了条件。1988年4月，民进组织了以楚庄副主席为团长的民进京沪出版界人士访港团，对香港进行友好访问，并同台湾的出版界同行会见，为沟通海峡两岸的文化学术交流进行了试探。

　　“五大”以后，民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都充分认识到加强自身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性。1984年4月，民进中央在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提出了“背靠马列，面向实际，坚持疏导，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针。1985年5月，民进中央在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提出全会要大力开展形势与改革、理想与纪律方面的教育。1987年1月，在邓小平同志发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谈话后，民进及时召开中常会，明确提出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学习宣传。全会加强了对统战理论的学习和研究。1984年10月，民进中央在京举办专职干部学习班，1988年6月又在京举办全国统战理论研讨会，对民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地位、任务和作用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具体的讨论。1985年12月民进在北京隆重举行会庆四十周年大会，1985年以来，民进先后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的百年诞辰举行纪念大会，在全会普遍开展了一次对会史和优良传统的教育，进一步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

　　1983年11月，各民主党派中央主要负责人就各党派组织发展问题在京举行座谈会，达成共识，并以《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形式贯彻实施。1986年10月，民进中央执行局在京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推动全会将组织建设工作转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稳步发展组织、巩固组织的轨道。至1987年6月，全会共有市县以上组织122个，其中67个是1985年以后改建和创建的，有基层支部2，720余个，吸收新会员15，000余名。

　　1984年7月，周建人主席在北京病逝。同年9月，叶圣陶出任民进中央代主席，12月在民进七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民进第三任中央主席。

　　1986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19号文件（即《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民主党派工作方针》），强调各级党委尽力帮助各民主党派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问题。同年10月，民进七届中常委举行第十次（扩大）会议，根据19号文件精神，讨论加强中央和地方组织领导班子建设问题。会议认为，为了加快实现中央和省级领导班子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步伐，有必要在六代大会之前对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作适当的充实和调整。常委会《关于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向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以通信确认的方式，得到了全体中央委员的一致同意。

　　1987年6月5日，民进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363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同意叶圣陶、吴若安等27位老同志主动辞去中央委员职务的请求，接受叶圣陶、吴若安辞去中央主席和副主席职务的请求。会议递补14名候补中央委员为中央委员；增选31人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2人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为了使一批德高望重，为民进组织建设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同志继续在会内发挥积极作用，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名誉主席，并设置顾问机构——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在接着召开的七届五次中全会和中央参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叶圣陶为民进中央名誉主席，选举雷洁琼为民进中央主席；推举赵朴初为中央参议委员会主席。

　　这次会议就各级组织在自身建设中做好巩固和发展，健全基层组织，培训干部，推进机关建设，加强和改进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会的传统和纪律教育，发扬民主、增进团结等各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民进全国代表会议是民进历史上一次特殊的会议，是民进为实现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合作和交替而采取的非常措施。其目的是要在逐步实现领导层年轻化的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这次会议以后，一批年富力强、政治素质好、事业有成的优秀中青年同志进入了中央领导班子，为组织增添了新的活力，并为以后十年逐步实现各级领导班子的新老合作和交替，建立一支跨世纪的领导队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明确参政党的定位，积极探索加强自身建设、全面发挥参政党作用

　　中共中央19号文件（即）下达后，特别是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不断完善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出后，民进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更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加强和维护与共产党的亲密合作，积极履行政党职责，发挥政党职能，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1988年11月，民进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下简称“六大”）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475名、列席人员41名。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委员会由173名中央委员、22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会议选举雷洁琼为民进中央主席。叶圣陶名誉主席于1988年2月16日在京逝世，会议推举谢冰心为民进中央名誉主席。

　　会议总结了“五大”以来的工作成绩和经验，确定了民进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1.坚持生产力标准，服从于并服务于改革和建设的全局，把国家的方针政策同民进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为发展生产力服务；2.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独立自主地开展各项工作；3.正确认识民进的政党职能，处理好参政议政同为社会服务的关系；4.继续保持民主党派具有广泛政治联盟的特点，正确认识民进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的关系；5.把代表和维护会员群众的合法权益，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更好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6.把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民进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大会先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新会章规定“主席、副主席、常委由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选举办法为差额选举；中央领导人实行任期制，不超过两届”等。

　　会议以大会全体代表直接选举方式选举主席、副主席，并将等额选举方式改为差额选举方式。

　　中央参议委员会二届一次全会选举赵朴初副主席继续兼任中央参议委员会主席。

　　会议的主题再次强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大会所确定的民进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民进多年来参政议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实践经验的结晶，它贯穿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的精神，是民进组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履行政党职能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

　　事实证明，“六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指导方针是完全正确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民进各级组织保持了与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光荣传统，许多同志在矛盾复杂、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为稳定局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经受住了考验。1989年底民进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总结了与共产党保持一致、风雨同舟的宝贵经验，并作出决议庄严宣布：“中国民主促进会从来不是，今后也决不做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党，我们将继续发扬我会的光荣传统，永远做党的助手和诤友。”

　　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即中共中央14号文件，下简称《意见》）下发实施。《意见》首先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这项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意见》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意见》第一次明确了“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意见》并从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举荐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以及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24条具体要求和措施。

　　《意见》的发布是民主党派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民进各级组织立即进行认真学习并组织贯彻落实。1990年1月，中央主席会议率先带头学习，并作出决定将学习宣传贯彻14号文件作为当年全会工作的首要任务。3月14日，民进中央常委会召开八届五次会议，提出要从参政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高度来加强全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以增强组织的政党机制，提高整体功能。民进中央要求全会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把学习宣传贯彻《意见》作为中心任务，制定有效措施，认真抓好。会议制订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关于当前我会巩固与发展组织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对各级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发展工作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要求。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之后，八届六次中常会在《关于当前我会巩固与发展组织工作的意见》基础上作出了《关于组织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12月5日，民进在京举行八届三中全会，对一年来全会学习贯彻《意见》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并为今后继续贯彻落实《意见》制定了方针。

　　“六大”以来，民进领导人先后对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历次全国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的有关决议，国务院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八五”计划纲要，搞活国营大中企业，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共十四大报告以及重要人事安排等关系国家大局的重大问题和重要方针政策，参与了政治协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1989年3月，民进发动各级组织对当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情况开展调查，汇总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切实贯彻<义务教育法>，加强基础教育的几点建议》。3月29日，中共中央复函民进中央，称赞民进对推进教育工作发展提出了很好的意见。1990年，民进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送交了《民进中央关于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建议》。1992年3月，民进就全面贯彻九年制义务教育、依法执行《义务教育法》问题，向国务院送交了《关于依法治教，大力推进义务教育的几点建议》，国家教委对《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予以吸收采纳。

　　至1994年底，民进有46人担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5人担任全国人大常委，雷洁琼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1，372人担任省以下各级人民代表，其中5人担任省级人大副主任。有206人在各级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其中省部级3人，司（厅局）级51人，处级153人。有74人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其中13人担任全国政协常委，赵朴初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有4，925人担任省以下各级政协委员，其中16人担任省级政协副主席。他们认真履行职责，正确行使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雷洁琼主席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两个重要法案的起草、征求意见、修改、定稿的全过程，对这两个法案的诞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1991年全国政协召开的首次表彰优秀提案和先进承办单位大会上，民进有4项获优秀提案奖，获奖者33人。

　　民进在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认真实行民主监督，较为全面地履行了参政党职责。1987年，民进中央名誉主席谢冰心在了解到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工作不细致，不认真解决教师待遇低、生活有困难的问题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直率的批评。1992年，雷洁琼主席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了对拖欠教师工资现象的关注，《人民日报》登载了雷洁琼的讲话，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自1989年国家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始邀聘民主党派成员担任特约工作以来，至1994年底，民进担任中央和地方各级特约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和教育督导员的共有819人，还有不少同志被各级地方党委、政府聘为特约党风检查员、物价监督员等。

　　民进各级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开展了“我是一个民进会员”、“三爱三为”（即爱党、爱人民、爱民进坚定不移，为党、为人民、为民进多做贡献）的活动；开展评选先进支部、先进会员的活动；举办各种学习班、读书班、培训班，集中学习提高。华东、中南、西南、东北等省市组织都先后召开过地区工作会议或经验交流会，推动了地区间思想政治工作的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东欧和苏联发生剧变后，民进各级组织及时举办各种形势报告会、座谈会，帮助会员认清形势，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六大”之后，各地又涌现出一大批在本职岗位和为社会服务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至1992年底，民进有八千余人获得了各级各类光荣称号，占全会总人数的20％。1991年2月，民进在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先进事迹经验交流会，116名先进会员和11个先进集体的代表出席。

　　民进中央主办的会刊《民进》和综合性月刊《民主》，开明文教音像出版社和1988年12月成立的开明出版社，各省级地方组织的会内刊物等，在指导工作、交流经验、沟通信息，对会员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民进中央一级领导班子经过1987年全国代表会议和“六大”的调整和充实，在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两次会上分别有25％的老同志退出了中央领导班子，但由于历史原因，领导班子年龄偏大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各省级组织领导班子也存在类似情况。1991年6月，民进中央常委会举行九次（扩大）会议，集中研讨中央和省级组织领导班子换届的问题。会议决定中央的换届工作通过提前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在此之前，省级组织先期进行换届工作。到1992年12月民进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全国28个省级组织中有25个顺利完成换届工作，28%的老同志退出了领导机构，主副委、秘书长的平均年龄比上届下降了6.8岁，明显改变了领导班子年龄老化的问题，为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换届创造了条件。

　　至1992年底，全会在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机构，有省辖市（区）组织150余个，基层支部（含基层小组）4，700余个，会员总数近5万，其中有中高级职称的占71％。

　　1990年12月民进八届三中全会作出提前在1992年下半年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

　　1992年12月，民进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下简称“七大”）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481名、列席人员47名。“七大”是民进历史上一次有重要影响的大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四大精神，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六大”以来的工作实践进行了总结，提出三条基本经验：1.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工作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健康发展最基本、最可靠的保证；2.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民进工作的行动准则；3.继续加强以领导班子为中心的自身建设，是民进更好地发挥参政党作用的关键。大会确定了今后要更好地发挥参政党作用，积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多做贡献和加强自身建设三项任务。

　　遵照新老合作交替的原则，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为了圆满完成这一任务，大会之前，不少老同志主动提出辞去在中央的领导职务。新一届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比上届降低2.5岁，达到了中央领导班子新老合作交替、逐步实现年轻化的预期目标。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由159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会议选举雷洁琼为民进中央主席。大会一致推举谢冰心、赵朴初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名誉主席。

　　在参议委员会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一致推举赵朴初名誉主席兼任中央参议委员会主席。

　　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新会章对会的性质作了新的概括，表述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增加了阐明参政党地位、特点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文字；对民进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作了调整和补充，强调要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增加了对自身建设的要求，提出 “本会要加强自身建设，坚持自我教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开拓前进，更好地担负起历史赋予本会的光荣使命”；其他章节也有修改。

　　“七大”以后，民进各级组织认真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全国工作大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发挥自身优势，履行参政党职能，努力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1993年以来，民进领导人参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腐败斗争、教育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爱国主义教育、农业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等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在此期间，民进组织力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两部法律的草案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在正式通过的法律中得到体现。1993年民进以组织名义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尽早制定<职业技术教育法>案》，对教育立法是一个促进。1994年2月民进中央文化出版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深化出版改革的几点建议》；同年3月，民进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的建议》。这两份《建议》分别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肯定和重视。针对图书市场中青少年读物存在的严重问题，1994年4月民进中央副主席陈舜礼等七人联名提出《对于引进国外儿童读物要加强管理的几点建议》。该《建议》先后在《中国教师报》、《新闻出版报》和《光明日报》全文刊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少工委分别致函民进中央，感谢民进对出版工作和少年儿童教育的关心和支持。1994年，民进又对当时突出的农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于4月间在京联合召开“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座谈会；5月、10月雷洁琼主席亲赴湖南和江苏苏南农村，对农业生产、农田水利、农村工作、发展农村经济及农村教育等问题进行视察调查；6月，民进举行九届七次中常会，集中对农业问题献计献策，并及时将意见建议反映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为总结参政议政经验，进一步推动工作，1994年5月，民进在长沙召开参政议政工作研讨会。会议认为民进参政议政的主要方面还在教育文化出版，这是民进的优势所在，但也要努力拓宽参政议政的新领域。这次会议对进一步推动民进参政议政工作、提高参政议政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5年以来，民进开始进行地域性发展战略研究的尝试，对“东北地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京九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洞庭湖的综合治理”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拓宽了参政议政领域，职得了一定的成果和经验。

　　1994年，因北京王府井大街改扩建工程，使全国最大的书店王府井新华书店发生“存留未决”问题，一时成为社会热点。雷洁琼主席和陈舜礼等九位副主席在11月2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呼吁》的联名文章，表示了对王府井新华书店和首都文化市场以及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关注。文章刊出后，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也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在书店原址附近建造新的书店，且面积大幅度扩大。11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负责同志致函雷洁琼主席，对她和民进各位副主席给予王府井新华书店以及整个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持和热忱关心，表示衷心感谢。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也高度评价了民进的这一做法，认为是民进参政议政的一件大事，是对政府工作成功地进行了民主监督。

　　“七大”以来，民进有195位会员在各级政府任职，还有一大批会员在各级人大机关和司法机关任职。他们珍惜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和责任，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努力当好人民公仆。1995年民进参与主办了在浙江萧山举行的首次“民主党派从政人士座谈会”（四个民主党派同志和特邀代表），交流和总结了从政经验。

　　 “七大”之后，民进的智力支边扶贫工作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各级组织都有自己支边扶贫的联系点和重点挂钩单位，实现了相对稳定的定点扶贫。二是扶贫内容更加广泛，从单一项目的扶持扩展到协助制定地区性的经济发展规划。至1994年底，民进各级组织共有扶贫联系点和重点挂钩单位210余个，民进中央承担了重点帮助贵州毕节地区、黔西南自治州及河北滦平县脱贫的任务。民进四川省委会多年来一直把本省甘孜、阿坝、凉山三个少数民族地区作为自己的扶贫重点，坚持为当地少数民族聚居县举办师资和教育行政管理干部的培训，1990年四川民进被国家和省民委授予“民主团结先进集体”称号。1993年12月，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召开的“全国智力支边扶贫经验交流暨先进表彰会”上，民进9个先进集体、10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1994年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民进云南省委会评为先进集体，广西杨永兴同志评为先进个人。山西马恩正同志是先进个人的代表，自1980年以来，他全身心投入科技扶贫事业，走遍山西和内蒙、河北、山东等7省区200多个县的贫困山村，为当地果农服务。在有关单位的支持下，他主办各种短期培训班，现场教学、现场咨询56次（期），受训农民1万人（次）以上，免费分发科技资料6万份，创办植物医院8所，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咨询服务工作方面，民进中央先后召开为经济建设服务工作研讨会、民进经济和科技交流恳谈会和咨询服务协作交流会等会议，推动全会为社会咨询服务工作的全面开展。1994年民进全会建立了经济咨询网络，为该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尊师重教方面，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继续为尊师重教多办实事。民进中央尊师重教基金会举办的优秀教师暑期来京参观学习活动到1994年已经连续举办五届，深受会内教师会员的欢迎。每年教师节，民进都要举办各种庆祝和慰问教师的活动。

　　海外联谊工作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和香港、澳门回顾祖国日子的临近，民进抓住有利时机，更加广泛地开展海外联谊工作，积极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民进领导人多次发表讲话，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政策。民进中央副主席冯骥才多年来一直为促进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多次应邀到港澳作文学讲座，举办美术展览，进行学术交流，为大陆与台港澳地区文化思想的沟通，增进相互了解作出了有益的贡献。1991年12月，民进中央在广东江门市新会县召开“内地和港澳地区职业技术教育研讨会”；1994年11月，民进中央和和海南民进在海口市又举办了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中学校长座谈会，双方交流经验，沟通情况，取得很多共识。1997年初，民进以叶圣陶研究会的名义组织了赴台教育交流活动，宣传了内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

　　为探索新形势下思想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民进中央先后在四川、辽宁、河北、湖北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在全会范围内进行问卷调查，1994年9月，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后各级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会员的精神面貌有了新的起色。1995年，民进下发了《关于加强我会宣传思想教育工作的意见》，对推动民进宣传系统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组织建设方面，1993年6月，民进在江苏无锡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就新形势下组织建设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并形成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纪要》，指明了今后一段时间组织工作的方向和任务。1995年，民进中央召开了基层组织建设座谈会，并下发了《关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至1997年6月，民进会员总数已达65，000余人，省级组织29个，市县级组织247个，基层组织（含基层小组）5，298个，民进正处在一个全面发展、事业繁荣的时期。

（责任编辑：张政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