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促进会诞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60余年来，民进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共同奋斗，一道前进，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进老一辈领导人亲历南京“下关事件”、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参与民主协商建国，这三件大事已经载入统一战线、多党合作的史册。深入了解、深刻认识这段历史，对于民进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领导人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政治信念、优秀品质和高尚风范，增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南京下关事件”
　　中国民主促进会是在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抉择的关键时刻，一批上海文化界和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为了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了国家和民族富强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于1945年12月30日成立的。民进老一辈领导人当时看到国家的贫弱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想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出路”（马叙伦《胜利中国的瞻顾》，《文汇报》1946年1月7日），开始了民主救国的求索。经过风雨和鲜血的洗礼，最终走上了一条跟着共产党走，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并肩战斗的康庄大道。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人民渴望休养生息，进行和平建设，而国民党则积极准备内战。为了制止全面内战的爆发，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乘专机抵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但国民党当局玩起了边谈停战，边宣布继续内战的骗局。为了彻底揭露美蒋反动派的阴谋，教育群众，争取中间力量，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决定发动上海爱国民主力量开展一次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人民运动。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立即会同民盟、民建以及其他党派团体，积极响应中共号召，决定以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的名义，正式推派代表赴南京呼吁和平。经过各方面的广泛协商，推选马叙伦为团长，蒉延芳、盛丕华、雷洁琼、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吴耀宗、胡厥文以及陈震中、陈立复等11位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 (又称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
　　6月23日，上海人民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大会在上海北火车站举行。上海各界包括300多个团体单位、共十万多群众参会。民进许多前辈如许广平、叶圣陶、周建人、王绍鏊、林汉达等到会，纷纷发表演讲，呼吁和平。欢送代表的列车驶出后，广场上的群众立即开始了反内战大游行。这是“大革命以来上海的乃至全国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李维汉：《学习与研究》下，p643），民进参与了这次群众运动的策划和组织工作，为爱国民主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代表登上火车后，就受到携带武器的特务和“路警”的监视和阻挠，经过反复说理斗争，火车延迟了一个多小时才得以出站。车到镇江时，又有一批伪装“苏北难民代表”的特务上车，对代表无理纠缠，使火车耽搁了约两小时。当火车到达南京下关时，又有一批自称“苏北难民代表”的人纠缠代表团成员，对他们大打出手。而警宪人员视而不见，听任“难民”围攻殴打请愿代表。在这次暴行中，民进前辈马叙伦、雷洁琼等十多人身负重伤。
　　受伤代表送到医院不久，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立即赶往探望慰问。周恩来严肃的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中共的慰问使代表们在困难中看到了希望，增添了勇气，坚定了信心。马叙伦在离开南京之前曾感慨万分地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
　  南京“下关事件”的发生，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在国、共、美三方会议上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提出六点要求；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揭露事件真相并谴责国民党政府罪行；上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当局暴行、声援请愿代表的群众运动。民进也为南京“下关事件”发表宣言，向南京军警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致电慰问被殴伤代表。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浪潮。南京“下关事件”撕下了蒋介石的伪装，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从根本上打破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此后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结成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使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南京“下关事件”从此写进中国人民近代争民主、争自由的史册，成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民进老一辈领导人马叙伦、雷洁琼等参与领导并付出了鲜血代价的“六?二三”反内战大会和南京“下关事件”，使他们看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更坚定了自己的抉择。这一信念成为60余年来民进几代人矢志不移的立命之本；民进前辈们舍身报国、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一直是感召、激励后来人的巨大力量，构成了民进优良传统的基础与核心。

　　二、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进入1948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迅猛发展，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人民爱国民主运动也不断高涨，这一切预示着蒋介石政权的全面覆没已经为期不远了。
　　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团结一切人民革命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
　　民进在斗争的实践中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只有紧跟共产党，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人民才能真正自强幸福，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才能真正达到。因此，“五一”口号一发表，民进就立即表示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
　　5月5日，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和民革、民盟、致公、农工、救国会、民促、民联等团体领导人及无党派代表等在香港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称赞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同日他们还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并转全国同胞，指出共产党的“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呼吁全国人民积极响应。
　　同时，民进在香港还单独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指出：“五一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以奠定我们子子孙孙万世太平的始基，要不然，就要自暴自弃，甘为历史的车轮所辗碎。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国没有任何第三种路径可循进的。”
　　《宣言》说：“本会对于中共的五一口号，以十分的兴奋心，同意其号召，并望中国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起而响应，一致奋斗！”《宣言》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
　　这是民进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时刻，作出的唯一正确的历史选择。
　　当时在民主党派内部和知识界中，确有些人主张和谈、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的局面，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1949年1月中旬，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马叙伦的委请，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同时受邀参观访问了华北解放区。在西柏坡，雷洁琼夫妇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的亲切接见。毛泽东主席还与雷洁琼夫妇进行了彻夜长谈。
　　1998年，93岁高龄的雷洁琼重返西柏坡，深情地回忆起与毛泽东谈话的情景，她说，“毛主席非常健谈，谈到了国内形势、对民主党派的希望和全国解放后的美好前景，一直谈到凌晨二时。毛主席透彻地说明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推心置腹地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的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
　　毛主席的这番话，给雷洁琼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坚定了她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从此始终不渝。五十年后，雷洁琼说，“几十年来，各民主党派一贯坚持对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进行自觉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教育，充分认识我国实行的政党体制的优越性，严格划清我国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的界限。我认为，这是一条成功之路，今后应继续坚持这一宝贵经验。”
雷洁琼的心声，也代表了民进全体会员的共同信念，经过民进几代人的新老交替、薪火相传，到今天，成为民进的优良传统和近十一万会员的共同意志。

　　三、参与民主协商建国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表后，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民进老一辈领导人陆续到达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民进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的组成单位之一，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49年7月17日，民进在港理事会召开会议，讨论新政协施政纲要。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暨政治纲领》，纲领分总则、人民权利、政治、军事、财政及经济、外交、教育、交通、社会等九部分，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民进对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政治主张，它是民进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它与后来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经过了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团体的充分协商。民进老一辈领导人参与了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各个环节。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雷洁琼、郑振铎、葛志成等出席了1949年6月15日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马叙伦被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并担任 “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召集人。是他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毛泽东传（1949—1976）》引用当年的会议记录，详细记载了这个史实：1949年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马叙伦说：“我们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是制做不出来的，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中结束了。”
　　两天以后（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在1949年10月9日下午的政协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议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民进委员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委员的一致赞同，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从1950年起，每年的10月1日成为国庆节。
　　民进的这些提议，当然不仅仅是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而是反映了几亿人民的意志，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一段史料，详细记载了民进和人民民主政权、和人民共和国的血肉相联、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民进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合作历程的生动写照。从此，民进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历程。

　　历史是一面镜子，了解过去，是为了指导现在和将来。民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件大事，真实生动地体现了民进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决定了自身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性质、任务和发展方向，逐步形成了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的优良传统。
　　重温这段历史，将进一步引导广大会员把民进老一辈领导人当时的历史选择转化为现代民进人自觉的现实选择，从源头上增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决抵制西方两党制、多党制和议会制的影响。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都要做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不变，与中国共产党患难与共、亲密合作的政治态度不变，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信念不变。
　　铭记这段历史，将进一步激发民进全会团结奋斗的豪迈情怀，在中共十七大精神指引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加强高素质参政党建设，不断深化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实现新老交替基础上的政治交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新世纪新阶段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能，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无愧于历史、前辈和时代的贡献。

（责任编辑：张政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