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就当选为政协委员的冯骥才，参加“两会”驻会时间总和已超过365天。十几年来，冯骥才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和画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和民进中央副主席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了做出巨大贡献。2001年，经他倡议，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自此，每年全国“两会”，冯骥才的提案都离不开民间文化的保护和抢救，不间断地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加紧抢救少数民族的濒危文化。

　　2011年3月7日11：45分，在北京国际饭店的大厅里，历经几年的相约，终于等来了冯骥才委员。

　　他高大魁梧的身材（1.93米高），宽宽的额头，浓眉大眼，目光炯炯有神，尽管他握住我的大手十分“给力”，但他那发白的鬓角和略显疲惫的话音，已经使我感到了这位年近七旬的全国政协常委、人称中国民族文化的“保护神”，的确在“百忙之中”。心中一阵阵的有些苦涩。

　　我们相约，要利用午休的时间到北京朝阳区高碑店民俗文化村调研一座“科举匾额博物馆”。而接受我的采访则是安排在我们往返的途中进行，也就是在汽车里进行。

　　此时，我想起了2008年10月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出席大会。

　　在会上，李克强副总理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和抗震救灾模范的决定》：冯骥才等517人被授予“全国抗震救灾模范”荣誉称号。

　　冯骥才当时也是用这种“一箭双雕”的方法约见我，并取走了我写的《政协委员建言选录》一书。“时间紧！”是他的口头禅，所以，我对冯骥才只有理解和热爱，没有报怨。　　

　　民族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已是刻不容缓

　　在我的《政协委员建言选录》一书中，我收集了冯骥才委员在2001年撰写的关于《加紧抢救少数民族濒危文化》的政协提案。
访谈也是从这个提案开始的。

　　“记得2001年，您撰写了关于《加紧抢救少数民族濒危文化》的政协提案，并经您倡议，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以后的每年全国两会，您的提案都离不开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抢救。”

　　“那是一定要提的提案。少数民族文化的个性模糊，甚至在消失，如不加紧抢救、保护，就是对历史的犯罪，对文化遗产的犯罪”！他的语气很坚定。

　　“今天我向大会递交提案，仍然建议加强对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落实对古村落的文化保护，从文化层面进一步提升我国的软实力”。

　　冯骥才表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深刻诠释了文化的本质意义，他学习后认为，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所在。而重点要关注城乡和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呼吁加强对古村落和古村落文化的保护。

　　他认为，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遍布全国，经济多样，生存环境各异，社会历史阶段和经济发展基础不一，其文化底蕴深厚，特征独具，相互迥异，夺目迷人。少数民族为灿烂多姿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也是各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是他们的身份与独自的民族精神之所在。
　 
　　由于历史与地理条件等诸多原因，部分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长期滞后，人民生活相对贫困。随着国家的发展和扶贫力度的加大，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正在发生空前的急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人民企盼的，也是历史发展和进步之必然。但也要看到，在这巨大的变革中，部分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与文化面临着濒危与消亡！

　　当前，如何抢救和保护民族文化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课题，也是全世界都没有找到最佳方案的大挑战。如果不加紧抢救、记录、保护和传承，就是对历史的犯罪，有悖于当今国际对待文化遗产的文明观，有悖于先进文化建设的性质规定，有悖于民族平等的社会理想。

　　一旦我们古村落没有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就没有了

　　“听说您跑遍了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边指导志愿者进行田野普查，边进行民间文化抢救。主要调查古村落。”

　　“对！古村落是中华文化的箱底儿。目前全国有230万个村庄，普查显示，历史记忆比较深厚、民俗和民间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村落，现在还剩2000—3000个，而在2005年时，这个数据还是5000个，这主要是由经济利益驱动与无序开发造成的。受到保护的有100多个，但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完完全全按照文化的角度进行保护，还是跟旅游开发联系在一起的保护。因为旅游开发它不会被拆掉”。

　　冯骥才娓娓道来地接着说：“古村落是最大的文化遗产。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基本上都在村落里面，一旦我们古村落没有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就没有了。失去文化便意味着民族的消失，我认为民族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抢救和保护已是刻不容缓的”。冯骥才语气中带着紧迫感。

　　我此时想起了那些将伟大生命升华的、传递奥运火炬的奥运会火炬手。
　
　　冯骥才作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传递奥运火炬的奥运会火炬手曾说，对待文明和文化，每一代人都有一个神圣的责任，就是把前一代人留下来的遗产保护好，发扬起来，完好地交给下一代。

　　“我们要时时想到我们的民族文化正在消失，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冯骥才再次无限感慨的说。
　
　　近年来，冯骥才出席全国“两会”递交的《紧急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要通过专家审定》等提案均被采纳，并引起领导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问他，您几次通过卖自己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来筹集资金，成立基金会支持云南甲马、贵州民间美术遗产的调查。难道政府没有经费来支持这项工作吗？

　　“经费非常少，普查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非常艰苦，需要很强的奉献精神。许多文化工作者在第一线默默地工作着，一些很有名的老专家住着最普通的旅店，甚至住在老百姓家里，调查、研究、抢救，非常令人感动。”

　　冯骥才感到揪心的是抢救的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民间文化消失的速度，“传承文化是每一个人的事。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关心和爱惜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独特的气质、独特的传统，才能传承下去。我们需要共同努力。”

　　他建议：文化的事要按照文化的规律来办，应尽量降低盲目城市化、无序开发给古村落及古村落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建议通过四种形式加强对我国古村落保护：

　　第一是分区形式，保持原有古村落不变，在旁边建设村民居住生活的新区，保留古村落的原汁原味；

　　第二为景观形式，在保留古村落架构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加固、整修或开发，部分可用作旅游资源；

　　第三是原生态形式，彻底保持当地的原生态生活。

　　第四是民居博物馆形式，把分散的经典建筑和文化要素向一处集中，以集聚效应加强保护……

　　此时，我们的汽车来到了民办的“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和他的同事们热情地迎接了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

　　向大众展示中国千年的科举文化

　　穿过精美的明代文武状元高浮透雕牌楼，迈进博物馆正门，一座雕琢祥云瑞兽的汉白玉石雕牌坊展现在我们眼前。石坊上刻有“科举门”三个大字。

　　姚馆长尊敬的称呼冯骥才为冯主席。

　　“冯主席，您给看看这块牌坊年代吧。”

　　“这块牌坊的顶部为元代汉白玉石刻遗存”冯骥才看了一眼，用那双大手抚摸了一下，接着他笑着对姚馆长说：“该不是‘考试’吧？”

　　“您是大专家、大行家。我们哪里敢考您呐，只是您这么一说我们心里更踏实了。”姚馆长一边赞许冯骥才的眼力和渊博的知识，一边介绍着他的馆藏物件儿。虽说他与冯骥才委员是初次相见但彼此却象重逢的故友。

　　姚馆长向我们继续介绍，占地3000平方米的院落内收藏有500余方明清时期的匾额，仅清代状元题字留下墨宝的有29位，榜眼12位，探花13位，而进士所题写榜书则很多……

　　在“科举门”的东西两厢入口，我们看到左右各悬挂一块清代匾额:左手为“协辅文教”，右手为“代起儒风”。迈过“科举门”，一块气派非凡的明代石匾出现在眼前，此匾正中草书“状元及第”，四周透雕文武状元及耕读的形象。

　　我们看到的这方“状元及第”匾，是状元曾棨为其江西同乡、永乐九年的状元箫时中所题。题刻为永乐16年，即公元1418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而能够题写状元科名匾的人，一般只有皇帝、状元本人或前科状元。当年曾棨32岁中状元，受匾人箫时中26岁中状元。

　　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一方北京大兴人朱珪的匾额“燕翼诒谋”。朱珪，乾隆13年进士，时年仅17岁，是中国科举历史上最年轻的进士之一，也是北京人里少有的进士。朱珪后来官至一品宰相。

　　博物馆中还列举了历代北京人与科举考试的渊源。同时，按照北京贡院1比1的比例，再现了号舍考试和“金榜题名”时的原貌。

　　“匾额见证了中国千百年来科举制度，中国科举，始于隋唐而废于清末，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对现代人很有教育意义”冯骥才肯定了姚馆长的成绩和功劳。

　　姚馆长说他在不断地向这个博物馆“输血”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冯骥才曾经说过的：“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是出于我对它的热爱，就像爱一个人就不在乎为她付出，反而会很幸福。” 说他自己体会到了冯主席所说的这种幸福。

　　冯骥才听姚馆长的这番话很是感动，邀请他们有时间到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博物馆去参观和做客。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好和姚馆长匆匆告别。在回饭店的路上，我和冯骥才又聊起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这个话题。

　　我们保护文化遗产，不是拿它发财，而是要留给后人共享

　　“自2006年起国家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来，全社会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还存在怎样的问题？”

　　冯骥才认为，文化遗产申报与地方官员政绩挂钩的现象非常普遍。很多文化遗产被产业化，其实也是一种“异化”，是新一轮的“破坏”。文化遗产保护不能沦为热衷于“铺张”和“造势”的“面子工程”。政府部门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担起责任。

　　他告诉我，多年来，不少外国人到少数民族聚集区收购传统民族服饰等物品，由于没有海关限制出口的法律条文，这些珍贵遗产大量流失海外。湘西瑶族的著名民族绘画作品——盘王图现在在欧洲能看到，可是在诞生地却已见不到。

　　“2011年2月25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三审表决通过，6月1日起就开始施行，专家学者的任务是不是就此结束？”

　　冯骥才肯定的说，专家学者的任务也并未就此结束。对于首部《非遗法》或许在概念、学理，特别是可操作性方面，应该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比如明确《非遗法》的具体执行和监管部门等，还期待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相关细则。虽然非遗保护体系日益健全，但如何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政绩化”、“被产业化”的问题，更显得任重道远。他表示自己仍要坚持“站在时代的前沿思考，感知文化的痛点”。

　　冯骥才说，专家应该做源头记录。比如民间的“布老虎”，我们曾经沿着黄河流域五个省，在所有有布老虎的村庄里，对70岁以上传承人作源头记录，记录以四种手段，文字的、照片的、录音的、录像的，全入档案。

　　他说，我们保护文化遗产，不是拿它发财，而是要留给后人共享。必须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原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它源头是什么样子。

　　冯骥才说，我们正在研究对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的记录。史诗、叙事诗、神话、歌谣等，现在已搜集到8.5亿字，都是手抄的，现在要把它数字化。我们通过各种办法阻挡非遗产业化和政绩化的潮流。专家必须承担的事情就是，要在产业和市场的前面，做源头记录的工作。

　　“温总理说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那么，什么最能体现中国人的人文形象和国家形象？”

　　“我国文化的发展目前还缺乏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冯骥才认为，国民的文明程度和素质修养还需要提高。中国当代文化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化没有高峰、没有立体结构，文化是扁平状，像张饼摊在那里。而另一个问题是，在各地方，文化被政绩化，人们不是把文化变成产业而是将其简单地推向市场赚钱，如此做法最终会毁掉我们的文化，

　　他很认真地说：“有一个侗族的村落叫澄阳八寨，这里有很多的风雨桥，侗族的寨子特别的漂亮，有侗族自己的鼓楼，有自己的侗族风雨桥，特别美。后来我得知是一个搞民间文化的广西的侗族人，退休以后他回到自己的村子里，保护他自己侗族的传统建筑，一些非常精美的建筑，经过他不懈的努力这些村寨保护的很好，所以这个地方变成了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有风情的村寨。这说明我们的文化人必须要到第一线，必须要跟你做的文化工作对象融为一体，我们才能在目前社会转型的时代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的专家学者必须思考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他非常诚恳地对我说：“士杰老弟，你也是政协委员，我们政协委员不是文化舞台下看热闹的观众，我们要像医生一样，永远盯着文化的病灶，这是我们委员和文人最主要的责任呐。”  　 
　　
　　冯骥才认为：某些低俗的小品表演；甚至被电视主持人都批为“太功利”的一些电视节目；一些地方城市建设中的求大、求洋、贵族化；文化娱乐报道中的随意风气；一些地方名人故居的频遭毁弃等等这些文化中的“病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陷入盲点之后缺乏自觉批评和突破的力量。我们文化人应该以文化的良知、批判的力量，去认识“盲点”、祛除“盲点”，应该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使我们社会文化的发展，更加人性化、人文化，更加充满爱。

　　“向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和建议，是我们政协委员的重要职责。”冯骥才说近年来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参政议政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增强了。委员们更加关注国计民生，提出更多有针对性、前瞻性的意见。

　　他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促使我去做，就像对自己的孩子的责任感一样。

　　即将和冯骥才分手时，他向发誓般的对我说：为了保护祖国的民族文化遗产，我甘愿做一个吐血而死的“精卫”！

　　短暂的采访结束了。至于冯骥才委员的文人魅力，我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他勤奋、儒雅、知识渊博、聪明过人、机敏幽默，他永远是尽心竭力地将自己美好的理想付诸实践。

　　让我们预祝冯骥才委员的理想早日成功！

（责任编辑：张政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