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12亿人口，这个庞大的数字意味着一种社会负担，还是社会力量，取决于国民教育的质量与普及的程度。

    ——雷洁琼

    采访终于约定在5月24日下午2点。在这之前，雷洁琼先生一点时间也没有。从3月初至5，月中旬，她先是出席“两会”，而后随同乔石委员长出访日本和韩国，回国后没有休息又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

    提前了大约一刻钟，我轻轻地走进雷先生的家，发现她并没有午休，国家教委的一位女同志正请雷先生审阅并签署一个文件。秘书悄悄地告诉我，下午3点雷老还有一个活动，明天接见外宾，后天全国科技大会开幕，再往后又是“六一，’了……

    我很吃惊——要知道如此超常忙碌的雷先生是90高龄的老人啊!

    “雷先生，活动这么多，您累么?”

    “不累。”她语声琅琅，精神矍铄，的确没有一丝倦意。

    “听说后天，您要参加……”

    “参加，”她微笑着点点头，“这次科技大会将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你注意了没有，这几天的报纸?”慈祥的目光流露出由衷的喜悦，看得出，没有比这更令她兴奋的话题了。

    是呵，科教兴国，为这神圣的事业，雷先生追求了一生。

    70多年前的一天，广东台山市一位前清举人的家里，女儿正与父亲对话。

    “父亲，您如果资助我到海外留学，我一定刻苦学成一个专业，探索一条救国救民之路……”父亲点点头，尽管他提出的医学、法学、美术三种专业女儿并不感兴趣。

    生于封建社会末世的雷洁琼是幸运的，因为她毕竟拥有一位正直而开明的父亲。广东江门是中国苦力被贩运到海外的港口。那时，父亲常带着年幼的女儿到江门向乡亲们宣讲贩卖劳工者的罪行和劳工在海外的痛苦遭遇。一天，他将一篇宣讲稿递给雷洁琼：“你愿意到船上去给人们读一读吗?”“我愿意去!”女儿高兴极了，她独自跑到海边一条船上，高声背诵道：“叔叔、伯伯们，他们把人当牲畜去卖，你们不要受骗……”一股正义感从幼小的心灵中升起，对社会的认识是从那时开始的，这一年她才8岁。

    雷洁琼很早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当然也由此招来非议，然而父亲是不介意的。他还带女儿到香港维多利亚海湾去度暑假，任儿女在阳光下的沙滩上奔跑，在蓝色的海涛中畅游。大自然的陶冶，宽厚的父爱，使雷洁琼的身心得到自由的发展。

    而终于有一天，面对人生之路，女儿作出了独立的抉择——她踏上了海外留学之路，赴美国加州大学，攻读社会学专业。那是1924年，雷洁琼19岁。

    “我曾天真地认为，中国又贫又弱，社会弊病太多，研究好社会学，一定可以找到医治社会的良方。可是学成回国后，我不禁为疮痍满目的祖国大地感到震惊。我接受了燕京大学的聘请，认为教育可以救国……”

    在美国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的雷洁琼是1931年回到祖国任教的，两周后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华北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雷洁琼参加了，走在示威游行的队伍中。1937年七七事变后，原先只想当学者的大学教授雷洁琼离开燕大，去江西南昌抗日救亡前线从事妇女组训工作。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走出象牙之塔”。

    雷洁琼认为，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条件在于全民动员，占全民半数的妇女是国家的一支雄伟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必须加以训练和组织，才能发生伟大的作用。

    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教育——国难教育，平民教育；课堂从高等学府移到了社会的基层。而这恰恰使社会学教授雷洁琼对社会的认识更清楚更深刻了。

    大学教授培训乡村妇女不像给大学生讲课那么容易。那些被长期封闭在古老而又狭小的乡村天地的女人，“不知有国家也不知有世界”，她们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这位突然走进她们生活中来的陌生女性，不肯去接受培训。当然，阻力还来自她们的家庭——公婆怕儿媳受训后不再听驱遣；丈夫怕妻子被人领跑，因而妇女受训时男人竟跟了来，恳求不要把人带走，有的甚至做了“旁听生”……

    望着衣衫褴褛的女人们，女教授感到心痛。她不知疲倦地往来于方圆百里的穷乡僻壤，教她们识字、唱歌，给她们讲国家、民族、前方的战事……她把讲义上那些复杂的事情、抽象的理论化成浅显的故事、通俗的比喻，还配上图画，用“活的讲话方式”为她们上课。

    乡下女人散漫惯了，迟到早退缺勤不以为然；而且乡土观念重，一保(相邻的几个自然村为一保)的妇女常叙在一起，不与别保的妇女来往交谈。雷洁琼便对她们实行军事训练，建立起活泼的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培养她们的纪律性，并让她们懂得任何事情的成功必须靠集体的力量。

    受训妇女从心眼儿里喜欢上了这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有一点架子的女教师。她们学着老师的样子也把头发剪短，指甲也剪干净了，说话不再低头望地，而是抢着发言，高声唱抗战歌曲，勇敢地对民众演说……“老师也是女人!”她们不再自卑，有了女性的尊严。

    教育的力量是神奇的。一个受益于它的女性借助它改变了一群女性；而这群女性同时也在改变着家庭，改变着社会：她们动员丈夫参军抗日，和婆婆一起为前方将士缝寒衣、送粮食，组织洗衣队、救护队，甚至还有妇女要求当兵上战场和鬼子拼命的。

    这时的雷洁琼深深体会到了妇女解放的意义，而这种解放是同民族的解放分不开的，也是同教育分不开的。从此，她更加关注社会，关注教育，无论是后来任教于上海，还是1946年后又重返北平燕京大学，雷洁琼始终将教育与社会的进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视为己任。

    雷先生认为儿童教育关系社会前途甚大，而家庭是孩子人格、个性的养育所。如果没有家庭或家庭不正常，儿童的身心发展必然受到不良的影响。所以早在30年代，她就提出了要给孩子以家庭权，与之相应的便是成人教育的必要性和社会保障机构的建立，而为了儿童的生存权，她还积极倡导节育运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雷洁琼先生依然惦记着孩子们。针对独生子女的任性、自私、缺乏自立能力，不善与人交往等种种人格、个性的缺陷，她撰文劝导家长：不能过于溺爱孩子，仅仅在物质上给予满足；要培养孩子的好品德，让他们交往，过点集体生活，去托儿所、幼儿园越早越好。

   生活优裕的独生子女使雷先生担忧，贫困地区的失学孩子更让她焦虑：“解决贫困地区青少年失学的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因为贫困地区的发展要靠优秀的人才资源，然而新文盲的产生，会拖住贫困地区甚至全国腾飞的后腿。雷先生将这一局部问题放到国家乃至国际大背景下进行思考。她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正由争夺军事优势逐步转向争夺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和科技力量的优势。这种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素质的竞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谁掌握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这种以“社会学整体观点”考察教育的方法使雷先生视野开阔，思想深邃，具有远见卓识。

    1993年1月11日，雷先生从《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拖欠教师工资的报道，对这样的事她无法等闲视之，立即在当天的民进中央集会上发表讲话，并责成有关部门迅速解决，要求在今后杜绝类似事件。

    雷先生是教师的保护神，教师有了委曲便写信向她倾诉，尽管不曾谋面，但他们相信这位老人会为他们说话。雷先生何止为教师代言，她还要为教师的基本权益争得法律的保障——《教师法》的诞生与实施，凝聚着她的多少汗水!1994年5月18日，她以89岁的高龄率领全国人大常委会《教师法》落实情况检查组，翻山越岭到门头沟区教师家了解情况。作为民进中央主席，她要求民进组织每年必须为教师节办几件实事——而不是走形式。去年，她与河北遵化的教师们度过了第十个教师节……

    “教师是国家的宝贝。什么都可以引进，惟有人的素质引进不了，人的素质靠教师培养，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雷先生的话振聋发聩。

    一切社会问题都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与社会的贴近使雷洁琼先生总是在敏锐地发现并深入思考着社会变革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与问题：

    为什么两次“婚姻法”颁布后，我国离婚率都曾一度上升而后又下降了呢?

    为什么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更愿意与女儿同住，而女婿与岳父母之间会不会产生如过去婆媳之间的那种矛盾呢?

    她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村家庭关系密切了，但计划生育却受到了冲击……

    她认为教师子女“顶替”制度不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于是建议有关部门予以取消；她针对女科技工作者事业上的最大困扰，提出“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主张……

    她从事大量的社会研究，不仅是在尽一名社会学者的职责，同时也是在为我国中断了28年而终于在1979年得以恢复的社会学科积累讲义资料，以尽快培养出国家急需的社会学人才，因为她还是一位社会学教授，而她的著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同时也是方法论。

    她反复强调研究社会，必须从具体问题人手，而且要亲自做，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当然，在深入社会时，首先要解决与调查对象的关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