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杨善华在庆祝雷洁琼105华诞座谈会的发言

　　人们的处境不同、境界不同，他们对幸福的看法也不同。那些衣食无忧同时又不妨碍他人利益的人是幸福的；而那些不仅自己和家庭幸福而且又给人类带来幸福的人则是更幸福的。我们来看世纪老人、我们的导师雷先生。

　　关于雷先生为国为民的业绩，大家已经有许多阐述和分析。我们作为她的学生，从学术和接受教导的层面去看她的关怀，看她的人生追求。雷先生出国留学，她的父亲希望她学习自然科学，但是她把救国救民置于重要的地位，最后转学社会学。她的硕士论文研究新一代华人（在美国出生的华人）的社会认同，我们认为这是带着很强的人文关怀来研究这一问题的。这篇论文的理论框架新颖，选择了当时很新而且十分对路的社会调适理论，其调查结论也是很贴近现实和移民生活的。她的研究视角和结论对当时生活于美国的华人有重要意义，对当前我国“第二代农民工”的研究也是很有启发的。

　　雷先生回国后在大学里教的是社会学，她的专攻是家庭和婚姻问题、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她带领燕京大学学生去香山慈幼院实习，带领学生去参观贫民窟，不辞劳苦到定县参加平民教育运动，带领学生参加清河实验。所有这些都反映出雷先生对底层社会的关怀，她真是愿意实实在在地帮助底层社会的平民百姓，为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她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做了几年儿童救济工作。一个大学教授，把解救那些陷入苦难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工作，年复一年坚持不懈，以求帮更多人走出苦难，使他们多一点幸福，舍小己而全大我，这是何等的境界和胸怀！当这样的行动使苦难者得到解救，社会走向民主，人民都有光明的前途时，为此而奋斗的人一定是幸福的。

　　改革开放以来，雷先生一直在政府的高层工作，其为国为民之心和为此所做出的努力，是可以成为楷模的。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她对平民福利和生活的关心。雷先生任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民政事业等领域的工作。她在视察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管理的收容站时，发现是将儿童与成年妇女放在一起的。这在改革之前几乎是习以为常的事却引起了她的关注。雷先生以自己的专业敏感性，指出儿童与成年妇女放在一起之弊病，即儿童可能受到负面的感染，于是建议将儿童与妇女分别开来。对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给予人道的关怀，关注儿童的发展和成长，尽量减少对这些弱势人群的负面影响，她挂牵的不正是这些人和国家的未来吗？

　　在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雷先生善于在不同层面上了解社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我们见面请教雷先生时，除了课程、研究和论文，我们谈得最多、她最感兴趣的是城乡基层的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生活。我们向她汇报我们在农村、城市调查的基本发现和见闻，她听得特别认真。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她高兴，某些地方的落后和无序使她担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她给我们讲全国落实义务教育法的检查情况，既有喜悦也有忧虑。改革以来，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确实在义务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一些落后地区儿童辍学、中西部某些农村的贫困家庭难以支持子女上学读书之事也在相当范围内存在。雷先生从全国检查的角度给我们分析问题，我们则以自己到农村调查的所见所闻与她一起讨论分析。全国孩子的成长和良好的教育，是雷先生一生之所系，可以说她是竭尽全力为之奋斗，来推动儿童福利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这一方面最终所取得的成就也使她感到慰藉。

　　我们与雷先生见面，一般就是谈学术。我们做论文，她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指导有两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学研究的规则。这里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是她倡导的实证方法与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具体结合。在社会学研究方法方面，她强调要区分社会调查方法和社会学调查方法，用以指导实际的调查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受益匪浅，我们在论文中积极地贯彻了她的指导思想，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肯定。治学严谨、面向实际是雷先生的治学风格，受她的教导，我们这些学生以及我们的学生至今仍坚定地走在这条路上。

　　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雷先生担任了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和名誉会长，一直大力支持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她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对社会学学科发展方面的事情，也是有求必应，这在社会学界有着上佳的口碑。

　　虽然政务繁忙，雷先生仍以她所能做到的、尽最大可能主持了一系列国家级科研课题，主要包括城市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研究，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城市社区研究等。在这些研究中，我们进一步体会到雷先生在学术上的严格要求和她主持课题研究的高度。在方法和资料上她要求得十分严格，而在理论分析方面她又有相当的开放精神，鼓励课题组成员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在雷先生的主持下，这些课题都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特别荣誉奖（2008年又获“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获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转型中的城市社区组织》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雷先生作为一位学者做了她应该做的事，并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承认，这应该是学者最大的满足。

　　从学科建设上来说，雷先生是我国社会工作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她是改革开放以后恢复重建社会工作学科的第一人。1931年雷先生来到燕京大学所教的课程主要是现在称为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当时叫“应用社会学”，顾名思义就是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实际。她教授“儿童福利”，“妇女与社会”，“社会服务实习”等课程；抗战胜利之后，她做儿童救助工作。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社会学恢复以后，雷先生在多种场合呼吁恢复社会工作学科。在她的带领下，学术界积极努力争取并得到实际部门的支持，终于使社会工作专业于1988年得以恢复重建，这是一个历史性贡献。从一开始，她就站在历史经验与社会发展现实要求的角度来看待和指导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她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名誉会长，我们一直在她的指导下工作。在多次社会工作国际研讨会上她都亲临指导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全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她一直全力支持，对北京大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也是乐于过问、认真指导。“民政工作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1983年）----一句名言大大促进了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联系到2006年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年4月公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雷先生当时的这一判断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是很值得思索的。近几年来，我国的社会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全国有240家大学培养社会工作本科生，已有33家大学培养社会工作研究生。每当我们向她汇报这些发展成果时，雷先生都十分高兴。抚今思昔，我们看到，雷先生30年前的想法正在变为现实，社会工作在增进人民福利、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意义正日益显现。

　　谁是最幸福的人？那些为国为民努力奋斗，为社会进步做出无私奉献并有成就的人是最幸福的。雷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为国家、为人民努力奋斗的人，让我们把敬仰的目光投向我们尊敬的雷先生吧。

（责任编辑：张政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