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的枪声》（以下简称《枪声》）着力刻画的是广州起义中林觉民。在阅读此文之前我对广州起义和林觉民都有所了解，但《枪声》细腻清丽的文字与深入独特的思考还是让我很认真地阅读完了这篇文章。

　　此前我对广州起义的了解与我所在城市安庆的“二街三路”有关。安庆的锡麟街、吴越街、玉琳路、程良路、德宽路都以辛亥革命烈士命名，其中宋玉琳、程良、石德宽都是在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在广州起义牺牲之前，他们三位还曾经参加过1908年岳王会成员熊成基在安庆发动的“马炮营起义”。对林觉民的了解当然与《与妻书》有关。《与妻书》入选了高中语文教材，二十多年前，我在课堂上学习过。作为人生的断后文字，《与妻书》写得情真意切，字字泣血，到处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真情，缠绵悱恻而又充满激情，充满凛然正气，为国甘洒一腔热血的激情与对爱妻的深情两相交融、相互辉映，叫人断肠落泪，而又撼人魂魄、令人感奋。当年学习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尚是不谙世事风情、懵懂初开的少年，但《与妻书》的至情至性还是深深打动了我，作者对爱妻的那份真情、那种“以天下人为念”、舍生取义的革命者的气度风范，一直让我感动，以至二十多年过去了，这篇文章还深深铭刻在我的心头。

　　《枪声》的切入点正是林觉民的《与妻书》。实际上这篇分为八个小节计有一万四千余字的文字并不是林觉民的传记，这篇文字中只描摹了林觉民在灯下给嗣父和妻子写诀别书之后的一些事情，其着力点在于对林觉民慷慨赴死的一些思考。

　　《秉父书》与《与妻书》是起义前三天的夜晚，林觉民与同盟会的两个会员投宿在香港的滨江楼时写下的。夜阑人静时，想到即将到来的残酷而轰轰烈烈、生死难卜的起义以及自己的龙钟老父、弱妻稚子，林觉民思绪翻涌，不能自已，他彻夜疾书，分别写下了给父亲和妻子的诀别书，天亮后交给一位朋友，说：“我死，幸为转达。”写《与妻书》时，林觉民满怀悲壮，已下定慷慨赴死的决心，义无反顾，在信的第一句，他就毅然决然地告诉妻子“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写信时，他“泪珠与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心中滋味无以言表。为“助天下人爱其所爱”、“为天下人谋永福”，他置生死于度外，抛却与爱妻的儿女情长而“勇于就死”，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积极投身到推翻清政府黑暗腐朽统治的武装起义中。林觉民在广州起义转战途中受伤力尽被俘。清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在提督衙门内对他进行审讯，林觉民毫无惧色，在大堂上侃侃而谈，综论世界大势和各国时事，宣传革命道理。又在堂上发表演说，谈到时局险恶的地方，捶胸顿足，愤激之情，不可扼抑。他奉劝清吏洗心革面、献身为国、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被关押期间，林觉民滴水米粒不进，后泰然自若地迈向刑场，从容就义。《枪声》的开篇即生动还原了林觉民绝笔殉国的情景。

　　在第二小节中作者将林觉民的英雄形象与福州乡亲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作为不是福州人的读者，我却觉得林觉民的形象代表着中国的脊梁。翻开中国近代史这幅长长的画卷，几多屈辱，几多痛苦，比黄河还要曲折，比大海还要苦涩……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也如大部分福州人一样“性情温和，血液的沸点很高，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破门而出。”但从古以来，我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语），他们是破门而出的一批人，他们是中国历史的脊梁。

　　其后作者试图证明广州起义的意义与林觉民在辛亥革命之中的位置。广州起义十周年，孙中山先生用他那如椽大笔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言之中写道：“……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大革命以成。”。但作者却认为从史实中“似乎找不到广州起义与武昌起义之间的历史阶梯，二者之间不存在递进关系。没有证据表明，广州起义曾经重创清廷的统治系统，从而为武昌的革命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作者认为广州起义与武昌起义属于两个不同的段落。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云云，陈述的是舆论、声势或者气氛造成的影响。但林觉民“心存革命一念，他就慷慨无私地将自己的一百多斤豁了出去。做得到这一点的人就是大英雄。”作为读者，我并不认同作者的观念，我曾读到过安徽辛亥革命先驱韩衍所作的《吊宋玉琳烈士》、《吊黄花岗烈士》两首诗，一首云：“袖翻海水入羊城，千里东濠夜有声。所欠故人惟一死，头颅掷地作雷鸣”，一首曰：“自将血洒尉佗官，慷慨田横有此风。七十二人同日死，夕阳芳草古今红”。我以为孙中山先生对广州起义的评价是中肯的，我甚至认为辛亥革命胜利前的每一次失败的起义都是武昌起义取得胜利的不可或缺的前奏，而在历次起义中慷慨赴死的每一位先烈都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一块又一块的基石！

　　第四小节作者着意刻画了林觉民的侠骨。他“将林觉民归入游侠式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他认为“如今，许多历史著作提到陈独秀、胡适或者鲁迅、周作人的启蒙思想，另一些风格迥异的知识分子群落往往被忽略了。”我很赞同作者的这个观点，试想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者前赴后继的慷慨赴死，仅有思想者的坐而论道，能够切实唤醒民众吗？中国革命的历程能够得到切实的推动吗？

　　随后作者再次细致渲染了林觉民的柔肠。“意映卿卿如晤”，林觉民的《与妻书》写在一方手帕上，一千三百来字，一气呵成。《与妻书》是给他的妻子陈意映做政治思想工作。他要离开自己至爱的女人赴死，他希望陈意映明白他的心意，不要怨他心狠，不要悲伤过度；即使成为一个鬼魂，他也会依依相伴，阴阳相通。天下为公，坦坦荡荡；两情相悦，寸心自知。一篇《与妻书》既深情款款，又凛然大义，既刚烈昂扬，又曲径通幽。“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没有一个至爱的女人，林觉民的内心一定轻松许多；可是，没有一个至爱的女人，生活还值得喷出一腔的鲜血吗？

　　但现在，至少在网络上，革命家林觉民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温度的称号，情种林觉民仍然炙手可热。历史真的能公正地铭记住一切吗？黄花岗烈士之中，林文为自己镌刻的印章是“进为诸葛退渊明”，林觉民对他也深为敬重。林尹民擅长少林武术，素有“猛张飞”之称；陈更新能诗词，工草书，好击剑，精马术；刘元栋体格魁梧，善拳术；刘六符目光如电，曾经拜名震八闽的拳侠为师；方声洞有志于陆军，冯超骧成长于军人世家……可是，除了些许零散的文字，他们都不再为历史留下什么，他们的故居都不曾留存，他们的亲戚后人杳无音讯。林觉民追随孙中山先生，秘密奔走于日本、福建、香港、广州之间，最终手执步枪、腰别炸弹地杀入总督衙门，然而，现在许多人记住他的原因是《与妻书》。在第六小节中作者对历史是否公正以及先烈们烙印在历史上的形象是否与原形一致作了思考。文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人生一世，有幸来到天地之间走一遭，能够认定什么是真理，甚至可以将自己的头颅潇洒一掷，长笑而去，这就是幸运的一生，壮烈的一生。那些蝇营狗苟的凡夫俗子并不是天生猥琐——因为他们找不到值得豁出命的事业。一辈子能够有一回惊天地，泣鬼神，如此快意，夫复何求！做了就做了，至于红尘滚滚之中的后人如何指指点点，褒贬引申，那只能随他去了。的确，在革命历程中为信念牺牲的人似恒河沙数，其中智勇并擅、文武双全的能人志士也不计其数，而能让后人与历史铭记的名字却寥若晨星。实际上真正的革命者可能并不计较生前身后名。

　　可是，林觉民身后的陈意映呢？林觉民慷慨就义，功德圆满，他是不是将无尽的痛苦抛给了陈意映？一个夜晚，陈意映门缝里塞入一包东西，次日早晨发现是林觉民的两封遗书。天旋地转，泪眼婆娑。最后的一丝侥幸终于崩断。更深夜静，独立寒窗，一个女人的低泣能不能传得到黄花岗？一个月之后，陈意映早产；五个多月之后，武昌起义；又过了一个月，福州起义，闽浙总督吞金自杀，福建革命政府宣告成立。福州的第一面十八星旗由陈意映与刘元栋夫人、冯超骧夫人起义前夕赶制出来。当然，革命的成功将归于众人共享，丧夫之痛却是由陈意映独吞。两年之后，这个女人还是被绵长不尽的思念噬穿、蛀空，抑郁而亡。在《枪声》的第七小节中作者介绍了陈意映在林觉民去世后的生活。是的，革命者的慷慨赴死，奉献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奉献的还有所爱者的幸福。

　　文章的最后，作者介绍在林觉民就义后，其故居被谢家买下了。民国建立前后，著名作家冰心（谢婉莹）曾居住于此。近代才女林徽因（建筑师、教授、诗人、作家）作为林觉民的侄女也曾回到过过福州。但两位才女的文字中都没有提及林觉民。《枪声》发表在2005年第6期《人民文学》上，2006年初林觉民、冰心故居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枪声》还原了林觉民作为一个具有侠骨柔肠的革命者的个体形象，作者细腻生动的文字与细致丰沛的情感让笔下的林觉民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也将陈意映丧夫的痛苦渲染得淋漓尽致。壮士志、烽火泪、方寸心、相思意让这篇文字酣畅淋漓而又缠绵悱恻。而作者在地域、历史、现实层面所作的一些思考让我们更深切地了解了人性与社会的复杂与无奈，更深切地体会到世事与历史的无情与可笑。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曾经的风起云涌作一些或深或浅的思考吧。

（责任编辑：夏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