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上稳步增长，但是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特别是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中的最突出问题。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增长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没能通过他们的劳动，公平地分享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据了解，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引起社会非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分配失衡日益凸显，贫富差距依然很大，滋长轻视普通劳动，劳资矛盾日益显现，现行的税收制度仍有很多不健全之处。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关系到社会和谐；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真正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这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劳动所得尽管是民心所向，但真正落实还必须依赖国家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建议：

　　一、提高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低收入人群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工资，要增加他们的收入，除了增加就业，还要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要在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职工工资（包括离退休人员）正常增长机制。只有提高以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广大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才能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进一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二、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税收政策是改变初次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中的重要环节。政府要进一步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加大所得税再分配功能，开征遗产税和奢侈品税，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对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中小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明确给予减免税优惠等等，推行合理调控国民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衡，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三、调整部分垄断企业的收入分配比重。金融、能源、电信、运输、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以其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企业员工也享受着高薪和丰厚的福利，在初次分配上与一般企业形成明显的不平衡。政府应通过强化税收、上缴红利、薪酬政策等调控手段，平衡垄断企业与一般企业的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垄断企业上缴红利比例，立法规范红利征收和监管，细化公开垄断资本预算，将征收红利纳入公共预算和民众分享，通过赋税减免、二次分配等方式提高向低收入人群转移的比重。

　　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建立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遏制和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在初次分配中增加农民收入，就要继续提高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加大农业生产补贴力度；大力促进农民工就业和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政策性倾斜；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五、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对公共服务近年持续加大了投入，但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仍然不足，迫使国民仍需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社保、教育、医疗等支出。二次分配中强调的公平，就是要靠政府进一步加大公共医疗、教育、社保等的财政投入，强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再分配功能。在建立以社会救助、全民医疗保障和全民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体系。国家财政要优先投向民生领域，特别是用于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社会救助等标准，提高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等，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