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把教育放在了优先发展的地位，高等教育取得了快速发展，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支持下，我国一流大学的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科研水平不断提升。与世界一流大学在论文发表数量、科研设施条件上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我国一流大学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原创性科研成果和杰出人才培养上，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很大差距，至今我国本土科学家还没有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钱学森之问”成为中国教育之“痛”。

　  “钱学森之问”的根本原因是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大学缺乏一种真正的“大学精神”，一种求真的的理想主义精神。这与我国教育的市场化有着莫大的关系，核心问题是长期以来国家财政拨付的高等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政府教育事业费投入不足。在高校稳定性财政支持比例过低，学费收费标准过低，社会捐赠尚未形成氛围的情况下，使得大学到处“找米下锅”，疲于奔命，难以集中精力办学，“大学精神”自然缺失。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高校教师工资性收入太低。一个讲师职称的大学青年教师每月工资性收入只有2000-2500元，教授职称的教师每月工资性收入也只有4000-5000元，不仅比大多数企事业单位收入低很多，比2008年全国公务员实行工资改革后的国家公务员及小学教师和初中老师的工资待遇也低不少。

　  尽管目前高校很多教师的实际收入还算体面，却是建立在工资外的“创收”或“科研项目提成”上的。高校增加教师待遇的一种办法是通过科研项目经费提成的办法，增加教师的收入，教师获取竞争性科研项目越多，提成就越多，收入也相应越高，造成从事科研变成了谋生和提高待遇的途径，当学术研究和经济利益挂钩之后，在学术风气上，自然会急功近利，很难潜心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更难出高水平的成果。在这样的薪酬体系下，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自然会受到很大冲击，部分教师忙于争跑项目，心态浮躁，无法潜心从事教学工作。到头来，教学没搞好，科研质量也难以保证。

　  目前这种“工资+自己创收”的大学薪酬制度，带来的严重问题是拜金学术以及对教书育人的淡漠。另外，也造成大学校内严重的贫富不均，不同学院、学科的教授，由于所掌握资源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待遇差别。有的教授每年的收入可高达百万元，而有的教授收入只有不到五、六万元，年轻教师则生活在最底层，这是当前中国高校普遍面临的困境。高校这种薪酬模式不变，“钱学森之问”将永远是中国高等教育之“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只是美好梦想。

　  我国要建高水平的大学，要培养创新人才，首先要淡化功利，让大学回归本义，关键是要改革现行高校薪酬体制。为此建议：

　  (1)国家财政要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提高大学稳定性国拨经费收入的比例，大幅增加学生人均培养经费，增加高校办学收入，让大学不再“找米下锅”。

　  (2)大力推进大学教师薪酬制度改革，建立终身教职制度及与其相配套的年薪制。大幅提高大学教师稳定性收入，做到工资上限封顶、收入透明，教师收入与科研经费脱钩，解决“大学教师自己养活自己”的窘境，使得不同学科教师之间的薪酬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建立一支稳定的高水平的大学终身教职队伍，创造让高校教师潜心教学和研究的环境。

（责任编辑：夏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