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新会，“时年技校”、“ 肇康市场”的名称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然而很少人知道“时年”和“肇康”是同一个人的名字。谭肇康一百年前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参与辛亥革命活动、获颁特级勋章的事迹却 鲜为人知。

　  前不久，笔者几经周折，与身处香港的谭肇康的长孙谭永廉先生取得了联系。谭永廉特意专程返回新会，在会城的住宅接受笔者的访问，还携笔者前往双水镇上凌村瞻仰了谭肇康铜像，参观了谭肇康故居。谭永廉深情地忆述了祖父的革命事迹，忆述了同爷爷在上凌和香港一起生活的片片往事。此外，笔者还择日在新会区政府区志办校验和补充了访问材料。

　  从做童工到蜚声香港建筑业

　  谭肇康（1875-1961年），曾用名时年、永安、永年、广东省新会县双水上凌乡人。幼年丧父，家境日困，15岁赴香港当童工。20岁返回上凌娶同村一女子为妻。婚后不久便和一班乡人远涉重洋赴加拿大当劳工。

　  2年后，谭肇康又回到香港半工半读，学会了一些英语。再过两年，谭肇康和一帮朋友北上大连在一家俄罗斯建筑公司学习建筑设计。

　  辗转多年，四处奔波，谭肇康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挣钱养家。

　  2、3年后，就在他大儿子8、9岁的时候，家乡上凌发生了一场瘟疫，2天之内，谭肇康的妈妈、发妻以及大儿子命丧黄泉。

　  二儿子即谭永廉的父亲当时6个月大，侥幸逃过一劫。家人急急给身处大连的谭肇康去信，收到信后，谭肇康以为全家人都死了，悲痛万分，心想着自己生活不易，心中已是孤独无依，于是想自杀。

　  在同行的朋友极力劝导下，谭肇康回到乡下安葬家人。然而，三位亲人离世，活下来的儿子需要抚养，生活还得继续哟。

　  谭肇康将二儿子托付给其他兄弟照顾后，他回到香港一家建筑公司继续打工，努力赚钱寄回家乡。因为谭肇康学过英语，这在当时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成了工作中最大的优势。他接了很多工程，赚了钱有了积蓄。之后，谭肇康便自立门户，更专心于研究建筑业务，专业水平日益精湛。旗下的永利、裕利建筑公司在香港逐渐打响了名声。

　  多年来，在建筑界，由谭肇康设计、承建的香港公、私工程数不胜数。香港中区船政公署、黄泥涌帮办楼、植物公园地下蓄水池、铜锣湾填海等等，都由谭肇康负责绘图设计，其中多项工程由于管理以及工料俱佳，提早竣工，获得巨额奖金。
　 
　  挺身而出收敛烈士遗体

　  闯荡商界多年，终于在香港立足的谭肇康在性格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特点：讲道义。这让他不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受到了朋友或者业界的赞许，享有一定的江湖声誉。

　  很快，谭肇康在友人胡汉民（孙中山得力助手，广东番禺人）的影响下，加入同盟会。根据学者温华湛一篇文章里提到，1907年1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革命宣传深入人心。看到清政府如此昏庸腐败，谭肇康受身边朋友的影响，加入同盟会。他和杨西岩、林护、余斌臣等人被孙中山委任为香港筹饷局委员。在筹饷局内，谭肇康负责保管、稽核、会计等工作。 

　  谭肇康参与杨西岩等人的筹款活动，得款数百万，因而多次受到孙中山接见和鼓励，被任为广东都督府实业司建筑工程师，并由该司司长介绍加入中华工程师学会。 

　  根据《新会县志》的记载：民国肇造 ，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 ，奉孙中山命任谭肇康为“财政名誉员”，负责在港筹款及制订捐款奖励章程 ，并为参议员。

　  用谭永廉的话说，爷爷主要是做幕后工作，不抓抢。这在相对开放的香港来说，爷爷的革命工作并没有想像中那样危险。

　  然后，正是这一位不张扬的人，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做了有的人不敢做的事情。

　  1911年，“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后，72位壮士被清朝军队杀害，，当时曝尸街头，包括烈士亲友在内，都不敢现身出来收尸。这时，谭肇康冒被清廷杀头诛族之险站出来了，会同林护、潘达薇等人，以香港商人的身份来到广州收尸。在画家潘达薇（广州人）的大力协助下，广筹善款在广州东郊外的黄花岗公园建造七十二烈士坟场，妥善安葬烈士忠魂。辛亥革命胜利后，为表彰谭肇康等人的义举，广州市政府特撰文刻石，在越秀山镇海楼前建立“光复纪念牌坊”，后被日寇侵华炮火炸毁。抗日战争胜利后，谭肇康向广州市政府申请获准改建为“光复纪念亭”。

　  这里历史事件，在《新会县志》以及温华湛《谭肇康传略》中均有详细的记载。这是谭肇康在辛亥革命中除了筹饷之外做得最轰动的事情。

　  谭永廉说，后来潘达薇被捕入狱，在狱中咬破手指，用血绘画了10幅观音像，其中一幅送给了谭肇康作为纪念此事，历经百年的这幅血画如今还挂在香港谭肇康家中。

　  为革命作贡献不求回报

　  和有的人不同，为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的谭肇康并不求任何回报，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在大潮中急流勇退。

　  广州独立后，1912年，胡汉民组建政府，为广东军政府大都督。当时胡汉民推举谭肇康出任新会及江门区域的行政长官。对此，谭肇康婉言谢绝。理由很简单：自己不是做官的料。说到做到，谭肇康继续回到香港经营自己的事业，不再过问政事。

　  对于革命同志的高风亮节，胡汉民作对联一副 “时与高人商出处，不从文士角辞年”赠与谭肇康。如今，这副对联仍挂在谭永廉在会城的住宅中。

　  远离仕途，但谭肇康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他的革命工作。相反，他和其他民族革命者一样，一声不吭地继续着幕后的筹饷工作。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谭肇康和杨西岩等人在两天之内筹款六七十万元，支持广东革命政权。

　  为了表彰谭肇康在辛亥革命中所作出的贡献，军政府颁发给他特级勋章二枚。

　  造福家乡源自爷爷的教诲

　  时年技校、肇康市场、上凌村肇康路、时年小学、光超中学、梁启超纪念馆……在新会，以“肇康”、“时年”命名的建筑屡见不鲜。这些建筑，大多数是谭永廉以爷爷的名义为家乡所做的贡献。

　  在更多乡人的眼里，谭肇康是一位善长仁翁、历史上的民主革命者，而在嫡孙谭永廉眼里，爷爷是一位“厚人薄己”的人，对自己很孤寒，为革命事业捐钱筹饷却大手大脚。

　  在廉叔位于会城的家中，满屋子挂的是谭肇康的油画像。 在双水镇上凌村，一提到“谭肇康”或者“廉叔”，村民无人不知。

　 “谭肇康是大慈善家，阔别家乡多年，却从来没有忘记过家乡，心里装着乡亲。你来我们村走一圈就知道。”上凌村时年小学一位老师告诉笔者。

　  “廉叔在家乡的口碑很好，一提廉叔，大家都竖起大拇指。”一位村民告诉笔者。

　  从村里的水泥路到自来水厂，从小学、中学到村委会，处处都留下“肇康”或者“时年”二字。廉叔说，多年来，谭家给上凌村以及会城地区捐建超过4千多万元。

　  这些建筑，大多数是廉叔以爷爷的名义为家乡所做的贡献，“爷爷一直有为家乡建设出力的这些想法，我是在帮助爷爷完成遗愿。”

　  和爷爷一样，廉叔出生于双水镇上凌村。因此，廉叔和爷爷一样，对家乡心底装着浓浓的深情。谭永廉6岁左右去香港读小学，10多岁时回到新会入读新会一中，后来继续回香港读高中、大学。学有所成后，廉叔去马来西亚谋生。在香港生活多年，廉叔一直和爷爷同住一个屋檐下。

　  廉叔的爸爸是谭肇康的二儿子，因为大儿子去世得早，谭肇康对二儿子尤其宠爱，甚至到了溺爱的程度。

　  “我爸爸一直生活在上凌村，由家里的亲戚带大，爷爷在外面谋生活，一直顾不上照顾爸爸，能做的，就是每个月就寄钱回来给爸爸。因为大伯去世得早，爷爷对爸爸异常宠爱，寄回的钱任爸爸花。无人敢管的爸爸成了一个纨绔子弟，后来，爸爸在40多岁时因病去世。”廉叔说，可能是从爸爸身上看到了宠爱教育的恶果，爷爷对他的管教极其严格，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

　  “我记得三四岁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吃饭，我突然很想吃豆腐捞饭，于是哭闹着非吃不可。爷爷一听，火冒三丈，认为我浪费家里的粮食，揍了我一顿。”廉叔说，和爸爸的境遇不同，“很多人想不到，爷爷几乎不给我零花钱，上了大学，我要去做兼职赚钱花。”

　  虽然谭肇康在香港是建造业商会的会长，并已在香港商界打拼出一定的地位，但在生活上，谭肇康吃穿专挑便宜货，自己从来不乱花钱。

　  也许是爷爷严厉的教育，廉叔读完大学后，独自去马来西亚谋生，最终靠自己的能力闯出了一片天地。

　  “在我们家里人看来，爷爷很节省，他在香港有实业，也有地位，家里还请了工人。可是，爷爷经常自己去市场买菜。”廉叔说，没有人会想到，对自己如此孤寒的人，对辛亥革命事业却不遗余力，捐钱捐物从不手软。

　  “爷爷多次和我说辛亥革命的故事，他说他是为社会的发展工作，为国家出力，问心无愧。爷爷临终时还拉着我的手说有国才有家，要对家乡存感恩之心。”廉叔说。

(责任编辑：夏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