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1894年他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个推翻清朝封建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革命，华侨和辛亥革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被迫逃亡国外，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十五、六年间，孙中山都是生活在海外，并以海外华侨地区为基地领导中国革命的。把海外广大华侨和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和祖国的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是第一人。海外华侨一直热爱和怀念孙中山的深厚感情，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

　  孙中山在后来谈到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时，着重表彰他们在经济方面对革命的支持时指出：“慷慨助饷，多为华侨”。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华侨为辛亥革命提供了一批又一批巨额经费，历久不衰，其发展情况，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从孙中山正式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天开始，爰国华侨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给了孙中山以有力的支持。华侨在这一阶段支持孙中山筹备武装起义的经费和革命活动费用。檀香山爱国华侨首先作出了贡献，邓松盛“变卖其商店和农场”所得，全部捐作革命经费，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则“以每头七元之价贱售其牛牲一部，以充义饷”。

　  在革命进程中，孙眉用于支持革命之款“最少有几十万元”华侨捐助款项的方式，以捐献为主，但到这阶段末，1903年到1904年，孙中山以在檀香山发行军需债券、在美国旧金山华侨中发行革命军需债券的方式募款，所得具体不详，在旧金山仅得美金四千余元，绝大多数购债券者都未予保留债券。这—阶段共募得革命经费三万三千多港元，用于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0年发动的惠州起义，尽管募得经费不多，但它是海外华侨在经济上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开端，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第二阶段，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08年河口起义失败。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不期年而加盟者愈万人，同盟会支部和分会先后成立于海内外，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孙中山于1905年10月赴越南，先后在西贡、堤岸、河内、海防建立同盟会分会。1906年4月和5月，孙中山等又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建立分会。到1908年，东南亚各国，凡华侨所到之地，几乎都有同盟会员之足迹。在缅甸同盟会员中有些是全家入会的。

　  1907年至1908年，孙中山亲自领导和发动了粤、桂、滇三省边境六次武装起义，孙中山的战略是欲取中国南部数省为根据地，然后再向北伐。所以把南洋地区作为发动起义的基地，爱国华侨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支持了这些斗争，南洋华侨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其中越南华侨所助款项，更为他处华侨所不及。1907至1908年孙中山发动六次起义期间，华侨所捐助款项，则猛烈增长，两年间总数达数十万港元，比第一阶段十年间增加十倍以上。同盟会成立后，还发行两种债券：第一种是“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每券千元，第二种是英法文“中国革命政府军债券”，面额一百元。第—种债券发行甚少，第二种债券在1907年潮州黄岗之役时，经许雪秋手发出的有二百张，计得二万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发行军需债券得五千七百美元。

　  海外华侨中，占大多数的是华侨工农劳动者、店员、小商贩。其中大多数又是被骗出去的“猪仔”华工，他们在殖民主义者经营的植物园、矿山等处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备受虐待和迫害，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对清政府有刻骨仇恨，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满腔的爱国热情，怀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他们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他们在人力、财力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孙中山在美洲筹款时，捐款尤以工人为多，他们是出资勇而挚者。如西贡堤岸同盟会员黄景南，虽以卖豆芽为生，他念祖国凋残，竭虑以图挽救，即倾其一生之畜积数千元，尽献军用。挑水工关唐，每担水只值一文，但他却将半生之血汗结晶三千元，全部捐出。孙中山在匹芝堡时，有一位洗衣工人到旅舍访他，送给他一麻袋，未留下姓名而辞。麻袋内装的是这位工人的全部积蓄。
　  第三阶段，从1908年河口起义失败至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粤、桂、滇三省边界的六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形势继续高涨。1910年2月，广州新年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马来西亚庇能召集重要会议，决定筹划广州黄花岗起义，黄兴任总指挥，总部设在香港，孙中山远赴美国、加拿大开辟新财源，专事筹款与发动工作。

　  孙中山从创立兴中会开始，就确立以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就把革命经费的筹集寄托在华侨身上。孙中山在后来回忆说，没有钱，我不会有军队和军火，如果“没有这么多钱，就要失败。于是我开始扮演一个角色，即政治基金募集者，为了筹款，我旅行了美国的大上城镇，拜访了欧洲银行界的领袖。我又派遣代表，四出进行。”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大力宣传、组织、发动下，激发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踊跃捐输。

　  这一阶段突出的特点，一是捐款地区从南洋进一步扩展到了美洲；二是捐款集中用于广州黄花岗之役；三是数目之大，此役所得十八万七千余元，为以往任何—次筹募所不及，其中美洲华侨共捐助七万七千余元。在这里应提到，加拿大域多利致公堂变卖其堂产得三万三千元，全部捐作革命经费。温哥华致公堂捐出一万九千元，满得科致公堂捐出—万一千元，旧金山致公堂捐出—万元。印尼泗水华侨捐出二万五千元。南洋芙蓉华侨谭德栋，在广州黄花岗之役捐款中初捐五百，当他得知筹款困难时，增至—千，最后倾其店中五千元之货物，充为军饷。黄花岗一役，海外华侨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作出了重大的牺牲，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是巨大的。

　  第四阶段，从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后至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这个阶段广大华侨以支持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光复，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为主要特征。　 

　  海外华侨从广州黄花岗起义中，见革命志士舍生取义，英勇绝伦，因而感奋。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又适时地分赴美国南北各埠进行宣传募捐，号召广大华侨“踊跃捐资，以助成革命大业”。美洲广大爱国华侨，人心倾向革命，如水就下。在孙中山的倡议下，成立了美洲洪门筹饷局，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据统计，筹款达二十万元以上，出现了无工栖身而借债者的感人事迹。

　  这阶段侨居世界各地的华侨，普遍动员了起来。华侨捐助款项地区之全面扩展，华侨发动面之广泛热烈，捐款款数之猛烈增长，都是前所未有的，出现了许多前三个阶段所未见的新区，如亚洲的印度、菲律宾，澳洲的悉尼，墨尔本，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拉丁美洲的巴拿马、古巴和秘鲁，智利等。

　  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海外，广大华侨无不欢欣鼓舞，华侨在经济上对辛亥革命的支持迅速发展到高峰，大笔捐款一批又一批地汇回国内，缅甸华侨在得捷佳音以后，短期内捐助款项达二十万，缅甸同盟会继续号召旅缅同胞急解义囊，共勷义举，得到旅缅侨胞的进一步响应，不少爱国捐一项得十万元，国民捐一项又得三十万元。

　  革命经费的筹集，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建立革命政权，经费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没有立即回国，他暂时留在国外，进行外交活动，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为革命政府解决财政困难。正如孙中山所说，他还未抵上海，“中外各报皆多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予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报馆员之所问者亦以此。”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的现实性

　  和迫切性。解决财政困难在事实上日益成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当时，帝国主义对南京临时政府在外交上拒绝承认，在财政上也拒绝借款。

　  南京临时政府财政上陷入极端困难，军队缺乏粮饷，不仅直接影响北伐进军，而且“日有哗嘳之虞。陆军总长黄兴，为此寝食俱废，至于吐血”，孙中山遭此困难，紧急无术。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头一天还身无分文，他对日本友人宫崎滔天说：“如不保证在一周内给我弄到五百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正是在这个时刻，海外华侨，深受武昌起义成功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政府大总统的消息所鼓舞而奔走相告，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炽热感情到了高潮。他们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热烈庆祝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海外华侨希望早日结束清朝专制统治，建立独立、富强的民主共和国，彻底改变华侨海外孤儿境遇。他们以实际行动，从经济上主动支持革命政权的建设。他们最了解孙中山这时面临着“需饷则异常急切”的困难。美洲华侨在贺电中告慰孙中山“闻公被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阖境华侨欢极，庆国得人，齐祝万岁。款继发”；南洋霹雳埠华侨在贺电中特别告之：“款明日电付”：爪哇华侨在给孙中山的贺电中说：“现汇四百镑，前汇港千三百镑，统祈速赐债票”；缅甸华侨则致电孙中山说：“款筹便，要汇何处，请电复。”“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极效，已非一日”的南洋侨领陈嘉庚，以个人名义直接汇给孙中山五万元捐款。

　  这阶段华侨捐款的方式，发展为以团体募捐为主，这些团体有美洲洪门筹饷局，南洋有广东保安会，檀香山华侨成立了广东筹饷局、福建省籍华侨成立了福建保安会，海外华侨还有个共同点，热爱自己的家乡，这是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他们为家乡的光复和巩固革命政权方面，作出巨大贡献。自1911年11月9日至1912年5月31日，华侨为支持广东光复和广东革命政权，捐款、借款共达银一百七十五万八千零九十元五角四分，有人统计福建光复，得华侨捐助之款，不下二百万元。1911年12月8日，广东都督胡汉民电请东南亚华侨资助，侨胞为支持广东政府，从马来亚汇回广州的款项即有二十三万四千元（新加坡市），福建保安会在会长陈嘉庚主持下，筹款十万元，汇交闽督作救济用途，并倡导国民捐二十万元。广东、福建省籍的爱国华侨，既为白己的家乡光复作出了贡献，又促进了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

　  香港是孙中山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的重要基地。港商和革命党人在经济上对维持革命党人在香港设立之机关，对广东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和广东光复，都作出了很大贡献。1895年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在香港策划广州起义。香港革命党人黄詠商变卖其苏杭街大楼一所，得八千元作革命经费。1900年惠州之役的革命经费，主要是港商革命党人李柏（李纪堂）独捐三万元。李柏为捐输革命而家产荡然，他生平所捐革命经费在一百万左右，“清季革命党员捐助历次起义军饷巨者，以李纪堂（李柏）为第一”。孙中山回忆说：“自惠州失败后，得于漫游欧美，无后顾之忧者，纪堂之力为多焉”。广东光复后，港、澳同胞为支持广东政权的建立，更捐助了近二百四十万银元的大笔款项。

　  广大华侨在辛亥革命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孙中山赞誉华侨是革命之母，他还指出：“前时帝制之破坏，华侨实为一最大之力”。这是言之有据的，孙中山在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时，得到海外广大华侨的充满信任和鼎力支持，孙中山非常感慨地指出：海外华侨“捐助军饷者，络绎不绝，共和前途，实嘉赖之。”他们“不图丝票之利，不慕尺寸之位”。“一团热诚，只为救国”。海外华侨，他们有一共同特点，就是热爱祖国。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华侨“挚爱守邦”，他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至今仍光耀夺目。我们向在辛亥革命中作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的华侨先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团结海内外同胞，弘扬爱国主义和愈挫愈奋坚持不懈的革命精神，为民族的复兴作出新的贡献。（作者系为民进中山大学支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夏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