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韩衍之名了。但实际上韩衍应该是一个被中国人特别是皖人永远铭记的名字——他在安徽辛亥革命的文化宣传、思想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年被称为“革命奇士”。一个世纪过去了，从今天的目光来看，我以为该人之奇特风骨体现在奇才、奇缘、奇冤之上。

　　韩衍原名重，字蓍伯，别号孤云，原籍江苏丹徒，后却公开声明改籍贯为安徽太和（何以如此，至今为谜）。韩衍的性情激越而柔靡，既是壮士，又是诗人。少年时期，他即才气横溢，志行卓越，为实业家学问家张謇器重，收为弟子，荐于北洋幕府任督练处文案。他晓悉小站练兵内幕，不满袁世凯为人，上书纠弹，知必不见容于袁氏，乃辗转至天津，后于1904年来到安徽当时省会安庆，先亦于督练公所任文案，不久即辞官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参加反清秘密团体“岳王会”，后随集体转入同盟会。

　　1907、08年，徐锡麟、熊成基起义先后失利。清主皖大吏搜迫日紧，党人四散。鉴此，韩衍先在近圣街５号组织“读书会”，后于1908年10月创办《安徽通俗公报》，以集合同志并进行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此举对皖省的起义和光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使韩衍成为“安庆方面的实际领导人”(朱蕴山手稿本：《过去集》)。报馆设在孝肃路萍萃楼客栈。严格意义上说，萍萃楼客栈是安庆辛亥革命重要的发源地，1911年10月7日，武昌起义前三天，安庆起义的方案便在这里制定。

　　《安徽通俗公报》是辛亥革命前真正在安庆编辑出版并有一定影响的报纸（陈独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编辑部先设在安庆，不久迁芜湖，印刷在上海；且于05年秋停刊），由陈白虚、孙养癯、高语罕、朱蕴山等参与编辑发行工作。报纸多发扬民意、揭露官僚贪贿，故为地方恶势力所深惧。1910年，因揭露方玉山对外出卖矿权，声援铜官山民众驱逐英矿师麦奎，报馆几度遭地痞骚扰，韩衍也被歹徒连刺五刀。该报被迫于11月停刊。

　　武昌起义爆发后，韩衍是安徽光复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安庆独立后出现了浔军乱皖、吴旸谷被杀的无政府状态，韩衍联络李德膏、史推恩等组织起“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并任秘书长，商定一切，维系人心，安庆局势，赖以初定。同时他还创办《安徽船》报作为革命喉舌，组建青年军维持地方治安。

　　《安徽船》由韩衍与陈独秀、易白沙在1912年2月创办，是民国成立后的安徽第一份省报，社址设在怀宁驿口。创刊号上，发表了韩衍一首诗：“怀宁驿口浪滔滔，万马声中第一篙；寄语诸君须坐稳，前途月黑正风高” 。在《发刊词》中他写道：“来来，我和你，算过了四千六百零九年的一本帐，还须赶个去路，前程持剑听风，倚天问水”。除《安徽船》外，韩衍还先后创办读者对象为青年军的《青年军报》，宗旨为“以言破坏则血洗乾坤，以言建设则以血造山河，公理所在，以身殉之，则以血饯是非”的《血报》。在这三家报纸上，韩衍以其锋芒毕露的犀利文字，发表了大量评议时政宣传革命思想的言论。可以这么说，在安徽辛亥革命运动中韩衍是功居第一的舆论家。

　　青年军的创立源自韩衍的“弹丸政治”。弹丸二字取炸弹与子弹之意。“须以一粒铁弹丸，使万众不苦饥”，“我一枪一弹以至仁杀至不仁。” ，他还有一句“杀机沸天地，仁爱在其中”，流传极广。当时南北和议正在酝酿之中，韩衍竭力反对和谈，誓师北伐，渴望“与君一扫匈奴窟，为执军前‘人’字旗”（他弃青天白日旗和五色旗而不用，独出心裁为青年军设计了一面“人”字军旗，这旗帜为红底上缀一黄色大“人”字）。南北和议后，袁氏排斥孙中山而独揽国政。韩衍捶胸顿足，对北洋官僚呼名指骂；同时谋扩充青年军以期光复。1912年4月，他路经一道山梁，却突遭歹徒狙击，身中数弹，伤重而死。

　　在皖省辛亥革命中纵横捭阖的韩衍在文坛同样是英姿飒爽。他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笔峰犀利而情感丰沛，其诗赋更是是沉郁深刻。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是他的好朋友，1907年在安庆起事后英勇就义，他作诗云：“碧血藏来土未干，百年城郭有余寒。此身化作干将去，心似洪炉在人间。”碧血取长弘化碧之意，而“城郭有余寒”运用通感的手法生动的描绘了自己得知朋辈成鬼后的浸骨凉意，诗作最后却岩熔暗涌，深刻描摹了徐锡麟起义的意义。他与革命党人宋玉琳亦为挚友。1911年初，宋玉琳奉赵声之命赴粤参加起义，临行前，韩衍和朱蕴山、高语罕煮酒送行。这年4月，宋玉琳在广州起义中被捕，壮烈牺牲，和七十二烈士一道血洒黄花。恶讯传至安庆，韩衍悲愤不已，作《吊宋玉琳烈士》、《吊黄花岗烈士》，寄以哀悼：“袖翻海水入羊城，千里东濠夜有声。所欠故人惟一死，头颅掷地作雷鸣。”“自将血洒尉佗官，慷慨田横有此风。七十二人同日死，夕阳芳草古今红。”“所欠故人惟一死”，那是一种何等的壮怀激烈？你慷慨就义，我暂且偷生，但志向相同，我也终将追随你的脚步。而“慷慨田横有此风。七十二人同日死，夕阳芳草古今红。”用典是多么贴切，意象是多么生动。他的一些景物诗也写得言之有物，意象奇特，感情真挚，充分展示出其捕捉形象的思力和熔铸诗歌语言的才力。如《月夜登宜城野望》（一塔忽骑江水住，城阴凉月白纷纷。菱湖欲啮大龙尾，片片荷花夜入云）就起得新颖，承得深入，转得奇特，结得轻盈。《雨后登安庆城》（雨后蛟龙入水深，碧天尽处海沉沉。城头又与黄昏近，一寸斜阳万里心）同样写得情致清婉，韵调苍凉，把自己的心情揉入地方景色之中，既生动贴切，又意境悠远。而《辛亥九月感赋》（坏云不去压城寒，月冷风长大将坛。为问一江春水里，有谁堪与破楼兰。）则写出了他对一次次起义失败的焦灼与思索。安徽光复后他还以对歌的形式创作了青年军军歌。“灯下磨枪怒气蒸，丝丝短发血如绳。誓当共饮长城下，夜渡黄河百丈冰。” 、“长白山头立马时，雪深如海阵云驰。与君一扫匈奴窟，为执军前“人字旗”。”这两首诗可谓锋芒毕露，有直捣黄龙之概。

　　这一时期，他的诗作积有百篇之余，友人李铎(警众)为之辑录一册，用其居题名为《绿云楼诗》，内收诗歌五十二首。后来高语罕化名“王灵皋”编辑《绿云楼诗存》，辑诗百首之多，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现代散文作家钟敬文曾在旧书店淘到一本《绿云楼诗存》。

　　绿云楼里不仅记录着他的诗情，更见证了他的奇缘。韩衍是个不修边幅的革命家，却有一位青年女子姓林名红叶者敬重他的志向与才华，常向他请教诗词之作，几来几往，终于缔结良缘。韩衍特意在安庆北隅四方城购一小楼用以与红叶双宿，其楼韩衍命名为“绿云楼”，出处是杜牧的《阿房宫赋》：“绿云扰扰，梳晓鬟也”——红叶蓄有一头乌黑秀发，韩衍借此称赞红叶的妩媚秀丽。韩衍生活清贫。绿云楼内，除几件简单家具，几乎四壁如洗。红叶却并不在意，她说：“要做革命党人，就得准备过这样的清贫生活！”，而才子佳人的柔情密意于穷困之中更显清碧葱笼，韩衍在绿云楼里诗情勃发，《赠林红叶》（贫到上书南岳后，一时苦说紫衣新。相从匹马林红叶，犹是神州画里人）描摹出红叶粗服乱发、不掩国色的丽质，而《五月十一日书所感》一诗更可见孤云之含雨，绿云之缱绻：“珠帘放下上高楼，五月江城小雨秋。眼底河山人寂寂，一双清泪为谁流。”韩衍还常在绿云楼中邀宴友人，如陈独秀、朱蕴山、高语罕、易白沙等都是座上常客，他们畅谈国事，诗文唱和。每遇囊中羞涩时，韩衍即典当家物易酒。辛亥年春节时，他手书一副春联，贴在绿云楼大门上，联云：“盘中第二，乞丐无双”。奇人奇事，传为一时佳话。韩衍遇害后遗孀红叶变卖掉绿云楼，携稚子雁门、幼女秀兰离开安庆，从此便踪迹杳然了。

　　韩衍遇难后，《安徽船》报同人痛感悲愤，作《呈报韩君事迹并请旌恤文》(据传为陈独秀执笔)刊出，中云： “韩君以乞丐生涯，尽国民义务……其停辛伫苦，牺牲国事之劳，实不在熊成基、范传甲诸烈士之下。” 但此文刊出后，再无下文，烈士遗体被草草掩埋在北门的大龙山中。陈独秀流亡日本时又写过《孤云传》怀念韩衍，发表在《甲寅》杂志上，这篇文字对他的遇难与身后事却曲笔带过。其原因何在？也许我们能从朱蕴山所写的两首挽诗中看出端倪：“如何箕豆竟相煎？雨泣神州又暮天。敌骑纵横君去早，双眸炯炯国门悬” 、“白刃相仇实可诛，同安岭下血模糊。人亡剩有诗篇在，夜半闻鸡拜董狐”。原来，韩衍树起反袁旗帜让同盟会内部妥协派恨之入骨，而后来韩衍被刺身死，实际上是为军阀张勋、倪嗣冲长驱直下苏皖，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扫清了道路。韩死后，孙毓筠称病辞职，不久赴京充任袁世凯总统府的高等顾问；柏文蔚继任皖督，解散了青年军，并焚毁“人”字旗。所以这位在辛亥革命时为安徽光复“虽黄金在案，白刃当胸，卒不以利害夺其志气”的革命奇士，一直以来却功绩湮没、忠烈不彰、昭名无闻！我想这也可能是历史的常态。在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志士仁人聚集在一起前仆后继，可内中钩沉却远非如此简单，政治的阴暗性和人性的阴暗面，都让世事异常复杂，所以让我们记住韩衍的悲怆之言吧：“铜与铁者皆金类也，刀，何怨而断志士颈，铜，何德而铸志士像？”

（责任编辑：夏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