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鲁西北的一个贫困县，1992年高考落榜后，恰好县民政局要在乡里成立一所聋哑儿语训学校，但没有人愿意从事这项工作，我却答应了。因为有一次路过学校，我看到本村的聋哑姐妹——陈海霞、陈海彬趴在教室外的窗台上，姐妹俩那种对知识的渴望让我感动了。1992年春节刚过，我背着行李，迎着刺骨的寒风，踏上了去北京聋儿康复中心求学的路。同年10月，学成归来后就在自己家中腾出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草屋子作教室。我跑遍附近村子里所有聋哑儿的家庭，劝说孩子的父母，让这些孩子来读书。从此，我就在自家的小草房里先让本村的两个孩子摸着我的声带学发音，不知试了多少次，我的脖子被两个孩子摸得红肿了一大片，我们坚信孩子们一定会说话的。
搞特教，除了具备耐心细致外，还必须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必须与聋哑孩子一对一地教，每一个音节，每个单词，都倾注了我的汗水和泪水。有的孩子已经过了最佳语训期，有时为了教会一个发音、一个单词，尽管教了几十遍、上百遍，但孩子仍然没有学会，不但孩子学得失去信心，连我自己都想打退堂鼓。多少次，我曾独自偷偷跑到村外的土坡上哭，恨自已没有能力教会他们。
然而，哭过之后，我又来到他们中间，继续反复地教。我知道教会孩子发一个音，就多了一份与社会交流的希望。在失败和挫折面前，我不能灰心气馁。为了聋哑儿教育，我必须鼓足勇气，积极动脑筋想办法，尝试着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来强化孩子的学习。
困难不仅仅来自于教学。起初的经费来源仅有每个学生每年60元的学费和每月20斤粮食。钱不够，我就一边教学，一边养猪，卖掉之后，缓解一下经费压力。
1997年是我最难的一年，当时学生已达到45名。我们家的房子全都用上了，父母的炕上，教室的桌子上，都住上了孩子，房子还是不够，我又搭了一顶帐篷和孩子们睡在帐篷里。在生活上，我们每天两顿咸菜，中午喝面糊汤。夏天睡帐篷还好点，到了冬天，孩子们冻得直哭。
就在我感到失望、无助的时候，党和政府向我伸出了温暖之手。乡里的领导来了，县里的领导来了，市财政局、希望工程、县委、县府及社会各界拨款捐资给我们筹建了一座校园。孩子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教室、宿舍、教具等，学生很快增至近百名，师资队伍也在不断增强，招聘了10名教师，除语训、数学等基本课程外，还开设了舞蹈、书法等课程。
2001年2月我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授予“第五届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一等奖”，当拿到奖金时，我深知是党的关怀、支持才有了我今天的成绩，我要回报社会，回报党恩。我把奖金给老师们买了电脑，让互联网开阔他们的视野，把余下的钱奖励给品学兼优、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我还救助了县一中的10名学生，当把救助金递到每一位学生的手中时，我想到的是责任。其中一位考上大学的学生来信说：“袁老师，我上大学了，替您圆了大学梦，而且选择的是教育专业，我要象您一样，把青春奉献给教育事业。
2002年，在校学生已超过90名，教室、宿舍又变得拥挤起来，一种新的使命感在我心中萌生，为给更多的残疾孩子提供上学机会，我决定到县城开发区建设新学校。我鼓起勇气，向上级领导提出了申请。县委、县政府很快批准，城建、城管等许多部门特事特办，一路绿灯。历经10个月，一所可同时容纳200名残疾孩子全托上学的新学校建成了。
办学十几年来，我已使580多名聋哑孩子张口说话，360人走进了正常孩子的学校读书，120多名孩子现如今都已成家立业自食其力了。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和民进会员，我深知自己身上肩负的重任。在我心里，牢记人大代表、参政党成员使命是我的职责，不仅要积极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更重要的是聋哑儿童，这是我心头放不下的一块大石。为了能提出高质量的建议，真正把广大聋哑儿童及其家长的心声带到人代会上，我意识到，光靠美好的愿望和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还必须不断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为此，我平时特别注意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会前深入群众广泛征询各方面的意见，深入思考，认真整理撰写议案。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自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我共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116件，建议158条，在全国排名第二。其中我提出的关于听证法中所提出的《停止春运火车票涨价的建议》，被国家铁道部采纳后，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好评。我自己也先后被授予“第五届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一等奖”、“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助残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2009年全国人代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山东代表团的讨论。期间，我受到了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得知我的情况后，总书记紧紧握着我的手，并鼓励说：“你从事的工作很光荣、很辛苦……”。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话语是对我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我常想，“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有所追求”，“工作着是美丽的”，正是这种敬业奉献、顽强拼搏、为民建言的精神和打造“一流特教”的梦想，促使我在事业和人生征途中继续扬帆前进，不断谱写新的发展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