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与其他疾病不同，一旦有人患病，不只家庭不安，因知识缺乏造成的心理恐惧还会让四邻不宁。本质上，艾滋病是关乎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

　　今年人大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佐书领衔提交关于制定艾滋病防治法的议案。当《法制日报》记者问他为何会关注这一问题时，他不假思索地说了上面那段话。

　　脱口而出是因为，这个问题已在他脑中盘桓许久。几组数字的变化，更让他看到问题的严迫:2014年11月17日，广州日报报道“广东艾滋学生7年翻10倍”；从2007年至2013年10月，广东“艾滋学生”每年病例数分别为7例、26例、30例、35例、56例、77例、70例。全国报告超百例学生感染艾滋病的省份，2013年为5个，2014年已达到10个；17岁、15岁、14岁、12岁，全国报告青少年学生感染艾滋病时的最小年龄逐渐降低，有媒体甚至用“没有最小，只有更小”来形容。

　　“艾滋病正在入侵校园，从大学生逐步向高中生、初中生蔓延，感染人群日趋低龄化。”王佐书痛心地说。

　　他介绍，感染艾滋病病毒即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会立即发病，而是慢慢迁延数年至数十年，只要其存活，其体液就是传染源。而目前，尚无特效药治疗艾滋病，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既要治其病，又要防其对社会的传播，这将消耗国家和个人大量的财富和精力。

　　据了解，为改善HIV/AIDS(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人)的生存状况，10年间，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增加3.8倍，通过扩大检测，发现了更多感染者。符合治疗标准的病人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比例从2005年的25%升至2013年的87%，同期病死率从17.9%降至6.6%，下降63%。

　　王佐书向记者展示他查阅资料的结论:国内每天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约200人，照此计算，一年约有73000人感染艾滋病病毒。若其存活10年，国家将承担这73万人的个人治疗和社会防范费用。若存活20年，国家付出的费用加倍，将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繁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

　　“所以我才说，艾滋病问题看似是治病救人的问题，实质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看似经济问题，实质为政治问题，是关乎社会安定、团结的问题。”王佐书说。

　　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传染病被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艾滋病列入乙类传染病。不同等级的传染病有不同的防治办法，因此有不同的防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