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是我国的国庆日。每当我们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金光灿烂的国徽和听到雄壮国歌的时候，就想起为建立新中国作贡献的人们、为制定新中国建国大纲和新中国象征的国号、国歌、国旗、国徽和国庆日的人们，心中就产生对他们无比感激和由衷敬仰之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革命战争节节胜利，展现了新中国黎明的曙光，毛泽东主席在1947年底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及时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的主张，并重申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不久以后中共中央在发布纪念1948年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主席并邀请李济深、冯玉祥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共商政治协商会议事宜。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立即响应中共的“五一”号召，并于1948年底，先后进入解放区。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宣布在1949年将要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成立新中国，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1月22日各民主党派人士五十五人，在解放区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中共的革命立场，接受中共的领导。这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在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上，与中共取得共识，纷纷投身于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中去。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34人，济济一堂，共商建立新中国大计。筹备会主任由毛泽东担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担任副主任，李维汉任秘书长。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组织条例草案的说明：明确指出筹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商确立参加正式会议的单位和代表人数，决定召开正式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起草成立政府方案与协商政府领导的人选。与会代表共同讨论了新中国建国大纲（后称《共同纲领》）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以及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各项政策，并提出制定新中国的象征有关的国号、国旗、国歌、国徽等。由于筹备工作任务艰巨，时间紧促，为了深入讨论、协商，顺利开展工作，筹委会分设：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团体与代表、起草新政协会议的组织条例、起草建国大纲、拟定新中国的中央政府方案、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定国旗国歌和国徽的方案等六个筹备小组。与会代表分别参与这几个小组的筹备工作。负责起草建国大纲的小组，由周恩来担任负责人，许德珩为副组长，成员有陈劭先、章伯钧、章乃器、李达、许广平、黄鼎臣、廖承志、邓颖超、周建人等；马叙伦被推为制定新中国象征的国旗、国歌、国徽小组负责人。马叙伦生于1884年，是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的同盟会会员，曾任上海《商粹月报》编辑，上海劳动大学校长，清华、北大等校教授，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抗战期间，从事抗日民主运动，抗日胜利后，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6年6月23日参加上海各界人民反内战大游行，被推举为上海各界人民和平请愿团团长赴南京请愿，在南京下关遭国民党特务毒打，不久，在香港响应党的“五一”号召，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建国大纲是具有国家宪法地位和作用的文件，是筹备建立新中国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都提到建立联合政府和新中国的主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响应党的“五一”号召后，也在考虑建国大纲的问题，不久，由统战部长李维汉主持负责起草建国大纲，1948年7月拿出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经过几次讨论修改，改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到1949年9月初，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筹备会开幕后，代表对中共提出的《共同纲领草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这是新生共和国的神圣而光荣的立法工作，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对纲领草案进行了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特别对共同纲领的性质，是社会主义还是新民主主义，进行了认真的论证，有的代表认为我们将来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就应该把这一目标写在纲领上，使全国人民了解我们的远景；也有的人认为在纲领中提出社会主义为时尚早，它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以不写社会主义为好，双方论点各有道理。最后经党中央研究，认为还是不写社会主义为好。因为纲领是属于全国政协在现阶段的施政纲领，从客观的现实出发，为现阶段的需要，不必要去描绘现阶段尚不能实现的理想，同时，这个纲领，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新民主主义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制定的。1949年9月17日全国政协筹委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共同纲领》草案，9月22日，周恩来作了关于《共同纲领》草案的说明报告，突出说明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制度，阐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等各项政策，并回顾了统一战线的历史。他说：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共的努力，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同意，改组了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胜利完成了北伐，后来被蒋介石破坏，但中共仍努力组织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这次根据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共建议召开新政协会议，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在筹备期间，大家认为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继续下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统一战线的最好组织形式。今天，大家聚会在一起，就是把党的号召变成为现实。周恩来的讲话，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共同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的心血凝结而成的，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建国大纲。

    筹备会议开幕后，大家对新中国的国号，特别重视，因为国号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身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亲自主持“国号”问题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热烈发言，有的提“中华人民民主国”、有的提“民主主义人民国”、有的提出学习苏联，应该叫“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的提“中华联邦民主国”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建议和意见，认为各个说的都有道理，但也认为没有反映出新中国的含义，希望把国家的称号，定得响亮、简明又有新意，希望大家充分反复讨论。过了两天即6月21日再一次讨论“国号”时，张奚若代表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建议，他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号，并解释说：“‘中华’代表中华民族，‘人民’代表现在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我们的国体。”他简明又深刻的解释，得到了在座的代表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连连点头称好，认为他的解释：简明扼要，既响亮又有新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号”，得到在座各位的同意，并于9月27日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

    国号确定后，国都设在哪里，是代表们极为关心的问题。这项工作，也由马叙伦小组负责。早在1948年3月，党中央、毛泽东等考虑建立新中国时，就想到国都的问题。在平津战役时，对北平采取“围而不打”的战略，和平解放的方式，就有定都北平的想法。毛主席认为历代都城，多在西安、开封、南京、北平等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虎踞龙盘，地势险要，但地处东南沿海，帝国主义虎视眈眈，西安却偏西，开封、洛阳经济发展滞后，认为北平地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扼守关内、外咽喉战略要地，又处于渤海湾内，外有山东、辽东半岛作拱卫，较为安全，且明、清两代五百年的帝都，都建在北平，所以他认为定都北平为最佳方案，老百姓也乐于接受。马叙伦小组组织专家讨论，很快取得共识。9月27全体会议时，审议小组提出关于国都地点的意见，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并自当日起正式改北平为北京。

    “国号”、“国都”有了基本方案后，马叙伦更抓紧工作，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马叙伦即开展负责起草征集国旗、国歌、国徽启事，并组织评选小组，组长由马叙伦担任，副组长由当时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担任，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廖承志、李立三、张奚若、蔡畅、翦伯赞等知名人士参加这一工作。小组成员都积极地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他们逐字逐句地认真推敲了草拟的征集国旗等的征稿启事。征稿启事在《人民日报》登出后，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收到应征国旗稿1920件、图案2992幅，连朱德、郭沫若、艾青、张仃、吴玉青、周光远、梁从诚等也亲自绘制了图案，送来应征。周恩来亲自带领着评委对每一幅图案，进行了认真的评选，筛选出比较满意的38幅图案，连夜送交新华印刷厂赶印出这些图案和说明书，准备进一步讨论。9月22日会上，600多人再次热烈讨论了一整天，众说纷纭，没有一幅国旗图案获得通过。当天会后，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评选的情况时，毛泽东表示：有没有能得到多数人同意通过的图案呢？周恩来把几幅挑选的图案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一会，认为还可以，但又说：“这是选定国旗图案，能一致通过最好”。为了亲自听听代表们的意见，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邀请了20多位各界、各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