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1946年２月９日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1949年1月7日离开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这三年间，叶圣陶接触的人最多，参加的会议最多，发表的演说最多。这三年的日记，以《在上海的三年》为题，在《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1期至1988年第4期）连载时，叶至善加了一段按语，他在按语中说：

    当时，我父亲在开明书店主持编辑部的工作，又代老舍先生主管文协的总务，跟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的人士有许多交往；上海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运动，我父亲大多参加了，在日记上留下了记录。读者凭借这些简略的记录，也许可以印证一些资料，发现一些线索。

    叶圣陶参加了“上海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运动”，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反动派把他的名字列入黑名单，并准备下毒手。从日记中可以看到，在1948年11月28日至12月7日的十天里，叶圣陶晚上都住在妹妹叶绍铭家里，以防国民党在夜间的突然搜捕。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盛情邀请叶圣陶离开上海，绕道香港转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协。

    受党组织的委托，跟叶圣陶接头的是杜守素（国庠）、吴觉农、李正文。11月2日日记中记了一句：“杜守素来，谈近事，致远方之意，谢之。” 12月19日日记中又记了一句：“觉农来，为远方致意，余再度谢之。”李正文来接头时，日记中没有记载，很可能是有意略去的（到香港后，叶圣陶在日记中作了补记。1949年1 月13日日记云：返舍时，余遇李正文，李“于十日前访余于四马路，转达促行之意，今又相遇于此矣。”）叶圣陶用“远方”、“北方”亲切地称呼中国共产党，道出了爱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一片深情。12月28日日记中说：“暂似偕墨一游。缘是心不宁定，竟夕未得好睡。”叶圣陶下定了“登程的决心”，想到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夜不能眠。

    1949年1月7日，叶圣陶和胡墨林悄悄地从华盛码头乘永生轮，经台湾基隆，于1月11日抵达港，住德邻公寓，与陈叔通老先生“比屋而居”。香港工委和文委的负责人夏衍、邵荃麟、宋云彬、枉国庠、李正文等热情欢迎叶圣陶。叶圣陶在1月11日日记中写道：“云彬来夜谈，告以种种情形。”次日日记中说：“夏衍来，所谈与士敏、云彬相同而加详。谓昨日又接北方来电，询余到否”，晚餐后，“荃麟来长谈”。叶圣陶当时激动而喜悦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曾把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于1949年1月7日秘密离开上海，到同年3月25日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毛主席进入北京的这段日记，取名“北上日记”，在1981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他在《〈北上日记〉小引》中说：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就有许多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真像“涓泉归海”似的。香港成为当时的中转站，遇到的熟人有一百位左右，大多是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在那里等待进入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

    《北上日记》详细记载了在香港与进步文化人士之交往，以及听僧人巨赞谈“社会改革”的“拟议”，与老友金仲华“论及中共之优点”，晤老友章元善同抒“寄希望于新政权”的憧憬。叶圣陶谈到他心情的文字尤其感人：

    1949年1月12日日记　下午四时后，“访仲华于其寓所，并谒其母夫人。仲华亦小心过分，谓余出来为佳，留沪不妥。余于此终未能深信。若不为有事可做，仅为避扰，决不欲有此一行也。”

    叶圣陶郑重其事地说他“北上”，不是为了“避扰”，而是“为有事可做”，是新的抉择。再请看１月13日日记：

    夜七时，出外晚餐，又遇高祖文，承以茅台一瓶相赠，……至一四川馆，遇夏康农，又于座中见吴耀宗，……皆最近到港者也。抗战期间，一批人初集于桂林，继集于重庆，胜利而后，皆返上海，今又聚于香港，以为转口。余固不在此潮流之中。而事势推移，亦不免来此一行，复自笑也。

    抗战期间，叶圣陶“落了单”，不在“文化人”迁徙的“潮流之中”。而当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叶圣陶和许多进步人士一起，不畏艰险，涓泉归海似地奔赴解放区。到香港后，叶圣陶最想念的是尚滞留在上海的好友郑振铎，请看他１月12日写给上海朋友徐调孚、王伯祥等的信：

    诸公均鉴：

    在台寄一书，想先达览。昨日下午登岸，暂寓旅舍。已晤云少爷，略谈大概，其详须俟夏公方知。此行甚安适，无风无浪，长乐有兴，亦可出此途，乞容翁转告之。在台游三小时，吃一餐饭，市中甚脏，恐以前不若是也。大西瓜大橘子皆甘，啖之称快。刻须外出，匆匆上书。馀馀续闻。

    即颂
台安

弟郢顿首一月十二日上午十时

    “云少爷”即宋云彬，“夏公”即夏衍，“长乐”指郑振铎，“容翁”则王伯祥。在叶圣陶的催促下，郑振铎有了“远游之意”。叶圣陶1月27日日记中说：“昨得洗公信，知铎兄将以明日动身来此，与家宝同行。”２月８日日记中说：“小墨（叶至善）来信，谓振铎已打消来此之意，因闻人传言我辈且将回沪矣。不知何来此说，颇为可怪。”２月９日日记中说：“据荃麟言，铎兄将于明日登轮来港，打销初意之说非确。余闻之欣然。”２月15日日记中说：“国民党方面分崩离析，而皆无求和之诚意，各地咸作备战姿态。今日报载上海白色恐怖复炽，又有开名单准备捕人之消息，相识者且有被捕者。铎兄迟迟其行，迄未见到，深为悬念。”２月16日日记中说：“今日接洗公电，言铎兄已动身，19日可到。”２月19日日记中说：“与彬然过海，至太古码头，振铎所乘之盛京轮已到埠。……未几即见振铎偕其女出。彼此相见甚愉悦。于是同返九龙酒店（时，叶圣陶已从德邻公寓搬到九龙酒店），振铎赁得一房间，在我室之右。徐伯昕邀午餐，以振铎为福建人，特觅一闽菜馆。饭后，陪振铎访家宝、以群、翰笙，……”从这些零星的书信和日记中，我们看到叶圣陶与郑振铎亲如兄弟的真情，看到叶圣陶“爱友如命”的美德，看到叶圣陶迫切期盼郑振铎和他一起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之中的激情。

    1949年2月28日，叶圣陶从香港乘船动身去解放区，同行北上的共二十七人，“民主人士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俞寰澄、张禴伯诸位老前辈，文化界人士有郑振铎、宋云彬、傅彬然、曹禺诸位老朋友，还有新相识的好多位，大多数都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北上日记〉小引》）。当时，国民党军舰还控制着海域，所以叶圣陶一行全部化装潜行（叶圣陶“被派为管舱员”）。党组织精心安排，对可能遇到的盘问均预先作了关照，“设想之周，防备之密，至可佩服。”叶圣陶在2月28日日记中说：“十一时五十分，轮竟开行，……此行大可纪念，而开行连续五六日，亦云长途。全系熟人，如乘专轮，尤为不易得。……诸君谋每夕开晚会，亦庄亦谐，讨论与娱乐相兼，以消此旅中光阴。”3月1日日记云：“晚饭以后，举行第一次晚会。包达老谈蒋介石琐事。曹禺唱《李陵碑》《打渔杀家》，邓小组唱《贵妃醉酒》，张季龙唱青衣，徐铸成唱老生，余皆不知其何戏。全衡与郑小姐唱民歌。轮及余说笑话，余以谜语代之。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谜底为《庄子》篇名一。云彬猜中为《知北游》，“知”盖知识分子之简称也。云彬索奖品，要余作诗一首，并请柳亚老和之。……余归寝后作诗，迄于深夜得一律”——《自香港北上呈同舟诸公》，诗云：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
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

    诗中说他离沪南行，至香港北上，已五十余天，最可欣庆的是“同舟”都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朋友。为了催促新中国的诞生，他像背一筐土去堆山似的，怎肯落在别人后头呢？像小溪一样流归大海，真是再高兴没有了。只因自己没有才能，今后怎样去“参予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还是“相当模糊的。”他不怕难为情，把自己的志向告诉“同舟诸公”。同船的朋友都说写得好。柳亚子、陈叔通、张季龙、宋云彬都有和作，共抒“奔赴新邦”、共谋“国是”、“追求真理、不甘落后”的意愿和情怀。柳亚子和诗云：

栖息经年快壮游，敢言李郭附同舟。
万夫联臂成新国，一士哦诗见远谋。
渊默能持君自圣，光明在望我奚求。
卅年匡齐惭无补，镜里头颅只自羞。

    诗中的“渊默能持君自圣，光明在望我奚求。”之句，是称赞叶圣陶的，说他一定能胜任建设新中国这“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这些为“我们的中国”奔走奋斗了三十多年、年过半百的老前辈在船上饮酒作诗，还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来寄托兴奋的心情。叶圣陶在３月２日日记中写道：

    晚饭后仍为晚会。陈叔老谈民国成立时掌故。柳亚老谈民初革命，……云彬谈民十六以后，杨皙子曾赞助中共，在沪多所救护，为前所未闻。继之，几位小姐唱歌。余与云彬合唱“天淡云闲”，此在余为破天荒，自然不合腔拍。邓小姐唱《刺虎》，颇不恶。谋全体合唱，无他歌可唱，仍唱《义勇军进行曲》，此犹是抗战时间之作也。

    “仍唱”二字，点出他们不止一次的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