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在国民党统治行将崩溃的前夕，中共中央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向多年与中共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发出“五一”号召，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及施政纲领等大计。当时在国统区、香港等地与蒋介石进行艰苦斗争的民主人士欢欣鼓舞，积极响应号召，辗转到达河北及东北解放区，以后又到北平，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从此，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多党联合，开始了共建新中国的崭新局面。本文回顾了这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号召

    1948年上半年，随着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胜利进行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已处在和国民党决战的前夜，标志着全国范围内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都把实现和平民主和建设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方委员会〈简称前委〉已胜利完成“钳制大量敌军不敢东调”的任务，于4月23日在陕北吴堡县川口渡过黄河，经晋绥解放区来到晋察冀解放区的建屏县西柏坡，与先期一年来到这里的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会合，原在山西临县双塔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也在叶剑英、杨尚昆的率领下到达。

    5月1日，中央三委（前委、工委、后委）的工作即将结束，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开始办公（5月9日正式通知各地），西柏坡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面对迅速发展的形势，尚在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毛泽东（因准备到苏联会晤斯大林而暂留城南庄），亲自起草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也称“五一”号召）。4月30日，中共中央郑重宣布，“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表达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主张，受到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

    同时，毛泽东还致函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信中还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并把代为草拟的三党联合声明连同此信一起托中共香港分局领导人潘汉年交李、沈二先生。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电示上海局、香港分局：“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乙）关于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并点名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絅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敌监视不能来者，可派遣本人的代表来参加会议。

    艰苦斗争中的民主党派

    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5月2日，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常委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欢聚一堂，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又无不感慨万千。

    1947年3月15日至24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标志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彻底决裂。7月4日，蒋介石在《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案》（即《全国总动员方案》）中正式宣布共产党为“共匪”，声称共产党“实已自绝于国人……自非于政党之林”，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与此同时，大肆迫害民主党派。10月27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表《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被迫解散。

    成立于1940年1月的中国民主同盟（当时称“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改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19日改为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并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曾被称作国民党、共产党之后的第三政党。在此情况下其他民主党派也纷纷转入地下活动或移居香港，继续与国民党进行斗争。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成立于1946年4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成立于1945年10月）在共同组成民革的同时，仍作为两个组织继续存在。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在由公开活动转入地下的同时，将所有会员分成10余个小组，分别用“核建、扩建、青建、英建、建建、包建、寰建、康建、纪建、修建”等代号进行活动。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的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等在中共地下组织帮助下，于1947年底秘密离沪抵港。不久，民进总部也移至香港，并成立了民进港九分会，而多数成员仍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成立于1930年9月1日，先为第三党；1935年11月10日在香港九龙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3日在上海改为现名）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出打击民主党派的信号后，即于七、八月间连续向各地组织和党员干部发出第一、二号《政治通告》和《组织通告》，指示全党在严重时刻永远站在人民的前面，坚持斗争。11月底，章伯钧等负责人秘密前往香港，随后中央机关也迁至香港，一部分负责人留沪设办事处，坚持地下斗争。

    中国致公党（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于1947年5月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公开揭露美蒋勾结的反动性，指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推行独裁内战政策是造成中国前所未有的危机的主要原因，宣布参加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政治的真正民主化奋斗到底。

    总部设在北平的九三学社（原名民主科学社，1944年底在重庆成立；1945年9月3日改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1946年5月4日成立九三学社）也由公开活动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

    1947年11月12日，由曾经领导台湾“二•二八”起义的谢雪红、杨克煌等人在香港召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成立大会，公开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

    各民主党派晌应“五一”号召

    当此，中共提出“五一”号召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各民主党派，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只能依靠中共的领导来建立，它符合各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的意愿。5月5日，民革的李济深、何香凝，民盟的沈钧儒、章伯钧，民进的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的陈其尤，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电文说：“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随后各民主党派还分别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5月7日，台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号召“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广泛地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的各种斗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

    民建中央当时在国统区的上海处于地下活动状态。5月14日，盛康年携带沈钧儒写给张澜、黄炎培的信由香港回到上海，向二人介绍了在港各民主党派对待中共“五一”号召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民建中央即于23日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通过决议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并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民建驻港代表，负责同在港的中共人员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联系，并向中共驻香港负责人潘汉年表明民建已响应“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