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开放后继续推动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 1950年在陶行知逝世四周年的时候，北京、上海等地都举行了十分隆重的纪念活动，有关部门还编辑出版了《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论文集》。这个时期，宣传和研究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文章常常见诸报刊。这说明：当时已经为传播和践行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但是，由于在1951年批判《武训传》的过程中，对陶行知也进行了极不公正的批判,还给生活教育理论贴上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标签。当时, 董纯才还在东北工作。在他的心里，对这样的批判是持保留态度的。

　　1956年年初，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其后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初民等党外著名人士提议要客观公正地对待陶行知。董纯才时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他完全赞成邓初民等人的提议，并支持邓初民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了要求为陶行知平反的文章。但由于其后开始了反右斗争，邓初民等人的提议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后，董纯才率先对陶行知做出了公正的评价。那是在1978年年底，董纯才刚刚担任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就有日本中国研究所所长斋田秋男率领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斋田秋男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着手收集资料，进行陶行知研究，是日本学术界颇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知道董纯才和陶行知的交谊很深，于是一来北京就提出一定要向董纯才请教一些有关陶行知的问题。董纯才欣然表示同意。在接待这位日本学者的时候，董纯才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见解，实事求是地介绍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介绍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在解放区的影响。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向陶行知学习。董纯才的话使斋田秋男产生了共鸣。于是他回国后根据董纯才提供的材料写成了《陶行知和解放区教育》一文，这实际上是在中国发出了重新研究陶行知最初的声音。

　　1979年3月，陶行知的一位挚友陈鹤琴给教育部负责人写信，要求重新评价陶行知和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同年7月20日，董纯才担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后不久，主持召开了纪念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四十周年座谈会。同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的《教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毛礼锐撰写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进步作用》，建议对陶行知“给以历史的、科学的评价，批判地继承他这份珍贵的教育遗产”。后来有人发表文章提出了不同看法。于是《教育研究》就开辟专栏发表研究陶行知的文章，此后，全国许多报刊相继跟进，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研究陶行知的热潮。

　　当此之际，董纯才仿照陶行知在五十多年前写《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的形式，于1980年3月8日下午，约请钱素文前来访谈，也做了一篇《答客问》。

　　在这篇《答客问》中，董纯才对陶行知重视实践、打破师生之间的鸿沟，以及人格上的光明磊落，在晓庄学校保护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的思想、品格和行动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也指出陶行知忽视理论，在学校里取消了系统的科学知识是不可取的。另外，他这时说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究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还拿不准。应该说，这是当时董纯才的真实思想。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有些看法是受建国以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产生的迷茫。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作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决定要亲自领导对陶行知的研究。

　　1980年，在董纯才的主持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室成立了由郭笙研究员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并将刘硕、顾延藩、夏德清、金元逊等科研人员借调过来专门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经验。这个研究小组的成员根据董纯才的指示，先后到安徽、江苏、南京、上海、重庆等省市广泛征集有关陶行知的文章著作，走访陶行知当年的同事、学生和知情人，考察当年陶行知活动的地方，在取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整理出 “建国以来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评论”的材料，撰写了《陶行知年谱稿》，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实质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于是董纯才与研究小组的同志一起，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向有关领导汇报了研究陶行知的情况，并建议应该纠正把陶行知当作实用主义教育家和改良主义教育家的看法，党和政府应该对陶行知做出正确的评价。

　　1981年，在董纯才和刘季平（文化部负责人）、张劲夫（财政部部长）、方明（中国教育工会主席）等许多与陶行知共过事的老同志的呼吁下，由全国政协出面，举行了“纪念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大会”。这次大会上由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主持，董纯才不但出席了大会，而且根据他的指示，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郭笙等同志为大会起草了主题报告的初稿，即胡愈之在大会上的讲话稿。讲话稿中称陶行知为“同志”，指出“在纪念陶行知同志的今日，重新研究和学习陶行知伟大的人民教育思想，肯定他在革命教育事业中所作的伟大贡献是十分必要的。”

　　这次大会对于纠正建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否定陶行知，否定生活教育思想，还陶行知以“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本来面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董纯才为筹备召开这次大会所作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根据董纯才的指示编辑的《陶行知教育文选》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它为进一步开展陶行知研究提供了一部重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