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斧子

　　1950年底，刚刚从上海迁往北京的开明书店（后合并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走进一位身材颀长、风采翩翩的青年。这是从香港毅然回归祖国的张志公，他由老师吕叔湘推介，进入开明书店任编辑，也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有人评价说，张志公在汉语语言学界一共抡了“三斧子”，其中两斧子是50年代抡出来的。第一斧子就是初进开明不久的《语文学习》杂志。

　　由于过去近百年的战乱频仍，刚刚解放的中国百废待兴，其中包括语言文字。正如秦统一六国后，要立即着手实施“书同文，车同轨”，一个统一的国家拥有规范、整饬的书写和语言环境，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和有序意义非凡。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定稿的社论《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来学习、掌握汉语的规律，并将其上升到政治觉悟的高度。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下，这个号召很快就掀起了全国性的语法、修辞、逻辑学习热潮。开明书店也立即决定创办《语文学习》杂志，由33岁的张志公任主编。

　　“志公没编过刊物，他却不慌不忙，每天中午拉两三位同事，当然少不了我，去到南小街口子上的小酒铺喝酒。……大家靠着酒缸盖，借着酒兴，你一言我一 语，几个中午下来，《语文学习》的编辑方针就有了；该设哪个讲座，该辟哪个专栏，都有了眉目”。

　　根据叶至善先生的回忆，约莫一个来月，没有编委会，也没有召开座谈会，《语文学习》的创刊号就出笼了，初印10万册售光，又重印了两次。刊物重印是非常罕见的，需求量大是一方面，杂志办得对人胃口才是最关键。至1960年《语文学习》因纸张供应紧张而停刊，张志公主编此刊9年，共出刊105期，发行量逐年增加，最高曾达30万册。由于刊物内容实在，生动活泼，不仅满足了普通读者，一些投稿者也由此被张志公发现、扶持从而成长为专业语言学者，如李行健、徐枢等人。以此为平台，张志公也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并逐步成为他们中的领军人物。

　　至于第二斧子，与此紧密相关。在上述《人民日报》那篇社论中曾提到，“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正是以此为引子，将中学《语文》科分设《汉语》《文学》两科，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据说此事还上到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可见其来头。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责成负责编制两科的大纲和教材，一批文学和语言学工作者也由此组织起来。经吕叔湘先生的建议，张志公于1955年正式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任汉语编辑室主任，主持《汉语》科的相关工作。时年，他37岁。

　　让年轻的张志公来负责这件大事，吕叔湘说了一个理由，“从主编《语文学习》来看，他善于把学术问题写得通俗易懂”。的确，在主编刊物的数年中，张志公就撰写了一批专栏学术文章，集中阐述了自己在汉语语法、修辞等问题上的研究成果。1953年，这些文章分别集结为《汉语语法常识》《修辞概要》两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修辞概要》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诞生的修辞学专著之一，“在普及修辞知识、推动修辞学面向大众方面是起过积极作用的”。而《汉语语法常识》是张志公研究教学语法的早期代表作，是一部力图普及汉语语法的书，也是一部很见研究功力的学术著作。这部书出版后很受欢迎，几乎五十年代的语法学习者（包括很多青年学者、教师）都人手一册，50年代末还被翻译传播到了日本。张志公在80年代访问日本时，所见到的日本汉语学者都从藏书中抽出一本发黄的《汉语语法常识》，说“我们这一代治汉语的，都是这本书出身，我敢讲，是人手一册，都像这样珍藏着”。

　　这些影响广泛的著作，使张志公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汉语语法专家，尽管他还很年轻。但他接下来要承担的这个活却着实是个烫手的山芋，有人也称作“是一项难度极大，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对汉语言和语法学是十足的门外汉，不知道是否能够交代清楚，尝试为之。

　　为中学生编写《汉语》教材，这是前无古人的第一次。教材中大部分要讲语法知识，这就需要先确定一套适用于中学教学的语法系统。如果说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套公认规范的系统，拿来简化改造一下即可，但恰恰没有。理论语法是一件“舶来品”，是西方学界立足“科学化”来分析各种语言现象，试图探求其条理清晰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随着19世纪末，“西学东渐”使一批西方业已成熟的语言理论进入中国，人们开始对数千年历史的汉语言进行“科学”的探索和研究。如果说用“门纲科目属种”来分类中国的动植物，用地质地貌类型术语来描述中国大好河山，这些西方科学规范是完全适用的。但西方语法理论对于汉语，是需要经受“水土不服”的，因为两者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差别太大。

　　20世纪的前半叶，一批受过西方语法训练的中国学者怀着极大的科学热忱，针对汉语言语法规律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但正如上述“水土不服”等多种因素，这些研究成果分歧很大。直到50年代初，师范院校通用的是黎锦熙的语法体系，综合大学讲授的既有黎锦熙语法体系，也有王力和吕叔湘的语法体系。除此三大体系，还有赵元任体系及苏联传来的俄语语法体系也很有影响。各派分立在学术发展中，在大学教育中都是可接受的，但在中学基础教育里却必须有一个简单明了、说法一致的依据（为区别理论语法，我们称之为“教学语法”）。可事实上，各种体系不尽相同，使用的术语也差异很大，要在短时间内拟定一个各派都能接受的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初出茅庐”的张志公硬是做到了。在语法学界前辈和中学语文教师的支持下，经过反复讨论、修改、试教、审定，在三年时间内，一部《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在他的主持下定稿了。这部《暂拟系统》最大可能的博采众长、融合吸纳各家体系的优点，并在不少方面有所创新，自成一个适合于中学教学的新体系。在后来的实践中表明，这种兼容各家成果、求同存异的做法是得到了当时绝大多数语法学者和广大教师同意的，在中学语法教学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学界公认的评价是，这部《暂拟系统》是对过去半个世纪汉语传统语法研究的最好总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事实上成为了语法学界的“共同纲领”，在汉语语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价值。

　　善于在众说纷纭、杂乱如麻的环境中，清理出一条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道路，这是张志公抡“这一斧子”的过程中给大家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深厚的学养、无比清晰的思路和真正的自信。事实上，他应该是有这份自信的。在他1953年那本成名作《汉语语法常识》中，就已经表现出这种学术取向和驾驭能力，实际上已经为综合各家语法体系，拟定一个共同纲领打下了基础。语言学界前辈周祖谟评价这部书：

　　“这本书的意图显然是指导读者-尤其是初学语法的读者-在目前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拣一条折衷的、比较平坦的道路走，不使读者由于学习语法摸不着门径而对语法产生厌倦甚至畏惧的心理。”

　　50年代抡出来的这两斧子，尤其是《暂拟系统》的成功推出，使张志公在学术界和语文教育界都赢得了极高声誉。老一辈语言学者深深信赖他，年轻一代学者又真心推崇他，视他为主心骨和领袖。一些朋友对他明说“大家佩服你，是由于你开头的那两斧子很像样子”。

　　张志公半开玩笑地解释这句话，“这意思是：后一斧子就不像样子了”

　　既然已经用这样的篇幅交代了前两斧子，也就再费些笔墨说说第三斧子吧。事实上，这一斧子一直没有真正抡出来，因为他要抛开西方外来语法理论而“独辟蹊径”──建立独立的汉语语法体系。

　　《暂拟系统》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一直沿用到80年代中期，也暂时使语法学界搁置了争议，有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折衷说法。但它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正如语言学家胡明扬说的，“要综合，要折衷，一方面是大家都能接受，另一方面是大家都不满意，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上，因为西方语法理论与汉语之间的天然“水土不服”，分歧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消解。当十年动乱终于结束，语言学界的研究空气日益自由、活跃，西方的各种新式语法理论也随着国门打开如潮般涌来，老少学者们对于沿用了近30年的《暂拟系统》不满和分歧就越来越激烈。

　　1981年-1984年，年过花甲的张志公再次领衔主持修订《暂拟系统》，经过六次广泛征求意见，六次修改，最后形成《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简称《提要》）。应该说，《提要》比《暂拟系统》有了很大变化，并且在更大程度上吸收了中西方学界的新近研究成果。但意想不到的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由于《提要》的变动太大，基层教师难以从原有的模式中转变过来，一时抵制声音很高。而且语法知识和语言运用实际之间的脱节愈发明显，语法教育成为中学语文课的一个难见成效的“鸡肋”。80年代以来，语法教育开始陷入低潮，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分量也逐年式微。

　　这是晚年的张志公很感痛苦的一点。他的痛苦不单单是《提要》没有有效的促进语法教学，也是反思《提要》乃至《暂拟系统》本身对于汉语语言实际的指导意义。前面说了，这两个教学语法系统都不是“重起炉灶”之物，而是融汇各家之成。尽管它们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张志公知道它们都有根本的缺陷。他不止一次的对朋友和学生说，他认为汉语在根本上是不适应从印欧语系产生的西方语法框架和语言学理论，始终会存在着牵强难通的地方，应该有勇气打破印欧语的语言框架，从中国文化背景和汉语的实际出发，探索和建立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

　　应该说，他要打破的是自1898年《马氏文通》（马建忠著）以来近一个世纪的语言研究模式，开创一个全新模式，要 “走自己的路”。这个庞大复杂的工程，凭借他个人力量、老病之躯，注定难以完成。尽管在最后的二十年张志公一直在尝试着探索这条路并取得丰富的成就，在辞世之前还在规划《张志公语法》（又名《张氏简明语法》）一书的出版，但最终他没能完成这“一斧子”。或许，他留下的这个难题还需要一辈或者几辈学人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