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动向

　　既往，参政党的社会服务工作，多半是设计、执行具体的慈善项目，服务的是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受助对象或地区。叵耐全国各民族人民群众的需求是海量的，具体的服务未尝不是杯水车薪，或者说，是“若一毫置于太虚”，“似一滴投于巨壑”。

　　面对这个重大的历史命题，中共中央已经做出战略部署。譬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将社会组织和慈善事业发展”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举措，并要求“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等市场主体”。

　　作为执行党中央决策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落实相关决定。2012年，中央财政首次拨付2亿元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据称是当时担任常务副总理的李克强批准的。用中央财政的钱支持社会组织发展，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尚属于第一次。2013年11月，李克强、张高丽批示“抓紧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改革”。2014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省级政府公布“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党和国家已经明白无误地告知，参政党的社会服务工作，应该跟上改革的步伐，必须进行职能转变和模式转型，应该从做“零售”改成做“批发”。参政党的社会服务工作，也应该“简政放权”，不是都由自己亲自去做项目设计和执行，而是要“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等市场主体”，通过孵化社会组织去做。简政放权，绝不是一放了事，总要把社会组织等市场主体孵化起来以后，才能够放得下去。

　　简言之，把孵化社会组织、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作为参政党社会服务工作的主要方式，是参政党社会服务工作必须面对的模式转变。

　　与此同时，国家开放了社会组织的生存、成长空间。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于2015年注册成立的。这种开放的意义极为重大。如其不然，体制外的智力、资金、报国之情、人生之志，无处措放，不得安生。另一方面，体制内的任务、责任、压力、部署，又难以有效纾解和贯彻，政党、政府存在的合理合法性受到不断质疑，权威和信誉大打折扣。再者，海外种种势力乘虚而入，民间自发的种种结社诉求、利益主张得不到有效引导、筛选、培育，无序蔓延，野蛮生长。

　　由此，参政党应该认清社会服务工作面临的重大历史转折，主动抓住机遇，乘势而为，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