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社会组织和慈善事业在国内蓬勃兴起。参政党的社会服务工作，乃至参政议政的重要内容，均将与此势头紧密相关。青爱工程与民进中央的关系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一、两个例子

　　去年年末、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和云南网分别对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的一个慈善项目做了报道。报道称，云南盈江有个青爱工程工作站，是青爱工程支持大盈江公益慈善协会成立的一个县级的分支机构。2012年11月成立工作站以来，已在40所中小学实施青爱小屋项目，按照青爱小屋十项功能（牌房师书课，社影讲家功）的总要求开展了系列活动。

　　其中，通过青爱工程的推动，盈江县于2012年底成立了由分管副县长任组长，盈江县关工委、县禁防办、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卫生局、县防艾局，团县委、县妇联等单位为成员的青爱工作领导小组，各学校成立了由校长牵头的青爱小屋领导小组，是为“牌”字功能。到2014年底，40所青爱小屋学校共对学校教师志愿者进行青爱小屋知识培训讲座124场，参与1325人次，各学校还成立了青爱教研组，是为“师”字功能；开展班级读书活动217次，借阅书籍32450人次；编印校园禁毒防艾、性健康教育专刊98期，是为“书”字功能；开展400余场性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防艾教育和感恩教育等专题教育活动，培训学生近4万人次，是为“课”字功能；开展社团及户外活动89次，参与学生32310余人次，是为“社”字功能；对家长进行青爱小屋知识宣讲培训37场，参与3250人次，是为“讲”及“家”字功能；开展学生感恩教育活动231次；走访贫困学生家庭1342次，走访贫困学生1432名；累计向各方募集资金近340万元，物资折价576万元，及时发放到贫困学生、艾滋致孤家庭、困难及残疾人群手中，是为“功”字功能。

　　盈江县是一个毗邻缅甸、与其有200多公里边境线、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边疆欠发达农村地区。面积4430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香港（1104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30万（香港为726万人），可谓地广人稀。全县艾滋孤儿有1000多人。部分乡镇的干部有1/3甚至一半是艾滋感染者。

　　在这样一个老少边穷地区，一个慈善项目如何能够在两三年的时间内，迅速扎根到学校，形成稳定的工作团队，并深入山寨、辐射乡村？

　　再看第二个案例。江苏的江阴，是一个县级市，是全国经济百强县之首，有天下闻名的华西村。今年2月8号，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江阴市政协副主席、教育局局长、青爱工程江阴基地主任陈兴初发表讲话，他说，青爱工程非常必要，很受欢迎；青爱工程非常务实，切实可行；青爱工程非常有效，大有可为。

　　他说，青爱工程有十个字的功能，非常的聚焦，非常的实在。青爱工程把五方面教育融为一体，防艾教育、青春期性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慈善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整个的有机结合在一起。我们感觉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抓手，因为对孩子的影响，一方面是教育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家庭。这个工程有几堂课是针对我们家长，特别的务实。

　　他说，青爱工程把我们民间各方面的智慧，无论是我们的教育专家、防艾专家还是我们捐款给青爱工程的企业家、爱心人士，还有我们各位领导的智慧，都凝聚到了一起。所以这样的一个机制特别的有效。民间的力量加上政府的推动，几方面形成合力，整个工程非常务实，切实可行。江阴从2013年开始启动，第一期搞了10个青爱小屋，2014年增加了30个，2015年再增加40个，这样就达到了80个。我们江阴总共是95个学校。

　　他说，我们江阴通过青爱工程做到了四个一：第一，传递了一个理念：爱是教育的灵魂。第二，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太好了。第三是锻炼了一批老师，我们的心理健康老师原来是104个，现在达到了260个。其中有一个老师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讲了八百多场这样的讲座，非常的有成效。第四，我们也打响了这个品牌，我们通过青爱工程让十万家长进入到家长课堂。

　　陈兴初的讲话，不但说明了青爱小屋在发达地区也能够落地生根，更站在他的角度说出了这个慈善项目为什么会有这样强劲的生命活力。

　　在中原地带，河南林州，是一个县级市，红旗渠诞生地，也已经于2014年2月18日成立青爱工程基地，该市已确定发展100个青爱小屋。已经举办多次教师培训和家长课堂活动。

　　实际上，近十年来，青爱工程已经在20省市551个大学中学小学学幼儿园共建青爱小屋（包括青爱小屋和心联小屋，即灾区版青爱小屋）。青爱工程更于2014年成立了独立法人机构——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明确了组织的愿景是“万间小屋，万方福田”。

　　二、真实义

　　云南盈江盏西中心小学、青爱第000288号青爱小屋的专责老师康洪宝说，“不是青爱工程，我永远就是一个蜗居乡下，没事打打麻将的闲人而已！”在成立青爱小屋之前，他形容自己的状况是“有助人之心，无助人之路！”盏西中心小学成立青爱小屋之后，他作为学校的德育主任，在以学校校长为组长的青爱小屋领导小组的支持下，他带领志愿者走遍了盏西镇所有110个自然村，以及支那乡、芒璋乡的大部分山区村寨，为慈善组织和爱心人士提供了可靠的救助信息。截至2014年5月，在康洪宝的帮助下，得到资助的学生共计130人次，资助金额达30多万元。他为盏西片区的贫困学生募集到爱心物资20批次，受惠学生3000多人次。其本人也荣获“云南好人”、“中国好人”等光荣称号。

　　康洪宝的个案反映出青爱工程的“背景”，恰恰是被人们天天挂在嘴边，而在内心难以认同、现实中无从下手的“群众路线”。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给到基层学校的老师、学生一个青爱小屋，就是给到最普通的中国人一个爱的空间。青爱小屋项目的立项思路，是给那些没有行政级别，心中充满盼望和热忱，但又报国无门的普罗大众、沉默的大多数，一个爱的空间，一个下手处。由此，他们就可以获得一个自己的天下。天下兴亡，我的责任。通过在小屋开展十个一功能活动，他能够发现他的天下在发生变化。他看到，他通过自己的那个小屋，真的能够担负天下兴亡。他看到自己的生命，是如此的庄严，如此的丰美。这才是社会服务的真谛，是慈善工作的精髓，是值得追求的真实义。是以爱和期待，以生命陪伴生命的成长，是树立信心、培育尊严，而不是施舍或赐予，更不是主要以钱说话。

　　在公益慈善领域备受尊敬，一向以严苛著称的资深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教授说，青爱工程响应了重大的、紧迫的、长期的问题。作为公益项目，青爱工程是一个朝阳项目。他说，有些级别很高、规模很大、在行业里充当领袖的慈善机构，所做的事情也不过是（层级相当于）二三十分的事情，“不过是弄点钱做点事情”，六七十分、八九十分（层级）的事情，连想都不去想，更别说去做。青爱工程所达到的高度是九十五分甚至更高，但是也不回避，你有些工作没有做好，二三十分的工作你没有别人做得到位。但这个问题好解决，能做这个工作的人很多。

　　他用“犯其至难，图其至远”来形容青爱工程。这个句子出自宋代文豪苏轼的《思治论》，意思是：向至高至难的地方冲击、挑战，才能够达到至臻至美的境界，才能够实现更高最远的目标。

　　这样一个慈善项目，与参政党社会服务工作的关系在哪里？站在青爱工程的角度看，既往，是民进中央支持、孵化了青爱工程。启动伊始，民进中央的主席、常务副主席就担任总顾问，出席启动仪式，题词、讲话，代表国家层面为一个慈善项目的成长拓展生存空间，提供政治上的“位势”。后来，随着项目的成长，民进中央把这个支持延续下来，持续十年，不但在提供政治“位势”、拓展生存空间的方面继续给予支持，随着互动的加深，又从平台和机制建设、参政议政等多个方面给予更加具体的支持，促进项目的成熟、蜕变。

　　2014年底，在民进中央的支持下，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更与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签署框架协议，将民进中央对青爱工程的支持归口到社会服务部具体负责。这标志着参政党社会服务工作的一个新动向。显示参政党对社会组织、慈善事业的支持，已经进入到一个新境界，逐渐由“自发”走向“自觉”，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三、新动向

　　既往，参政党的社会服务工作，多半是设计、执行具体的慈善项目，服务的是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受助对象或地区。叵耐全国各民族人民群众的需求是海量的，具体的服务未尝不是杯水车薪，或者说，是“若一毫置于太虚”，“似一滴投于巨壑”。

　　面对这个重大的历史命题，中共中央已经做出战略部署。譬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将社会组织和慈善事业发展”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举措，并要求“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等市场主体”。

　　作为执行党中央决策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落实相关决定。2012年，中央财政首次拨付2亿元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据称是当时担任常务副总理的李克强批准的。用中央财政的钱支持社会组织发展，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尚属于第一次。2013年11月，李克强、张高丽批示“抓紧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改革”。2014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省级政府公布“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党和国家已经明白无误地告知，参政党的社会服务工作，应该跟上改革的步伐，必须进行职能转变和模式转型，应该从做“零售”改成做“批发”。参政党的社会服务工作，也应该“简政放权”，不是都由自己亲自去做项目设计和执行，而是要“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等市场主体”，通过孵化社会组织去做。简政放权，绝不是一放了事，总要把社会组织等市场主体孵化起来以后，才能够放得下去。

　　简言之，把孵化社会组织、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作为参政党社会服务工作的主要方式，是参政党社会服务工作必须面对的模式转变。

　　与此同时，国家开放了社会组织的生存、成长空间。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于2015年注册成立的。这种开放的意义极为重大。如其不然，体制外的智力、资金、报国之情、人生之志，无处措放，不得安生。另一方面，体制内的任务、责任、压力、部署，又难以有效纾解和贯彻，政党、政府存在的合理合法性受到不断质疑，权威和信誉大打折扣。再者，海外种种势力乘虚而入，民间自发的种种结社诉求、利益主张得不到有效引导、筛选、培育，无序蔓延，野蛮生长。

　　由此，参政党应该认清社会服务工作面临的重大历史转折，主动抓住机遇，乘势而为，有所作为。

　　四、上轨道

　　2014年12月，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青爱工程首任领导小组组长，顾明远先生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青爱工程总顾问严隽琪，向李克强总理面呈信件《万间小屋，万方福田——请克强总理关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支持青爱工程》，很快获得了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的重要批示。

　　基于信中所提的社会问题，以及青爱工程十年探索而提出的解决方案，李克强总理批示：请延东、贵仁、李斌同志阅研。要注意有针对性开展青少年健康教育，并与防艾工作合理结合。刘延东同志12月6日批示：请贵仁、李斌同志落实克强总理批示精神，对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应纳入日程，这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要一课，也是防艾工作的重要方面。对高校学生要普遍开展教育，采取相关措施坚决遏制青年学生中艾情发展的问题。

　　2015年2月8日，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与青爱工程共同召集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座谈会。出席的副部级以上官员有14位；司局级干部近40位。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青爱工程首席顾问王佐书主持了座谈会。民进中央一共有五位专职副主席，这次来了两位：另一位是刘新成，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高友东、社会服务部副部长刘文胜、参政议政部副部长姚立迎、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副巡视员、开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宁永丽也来了。“社会服务部还与青爱工程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王佐书说，“这件事就是民进的事。”

　　新华网北京（2015年）3月11日电：全国两会期间，多名代表、委员以议案、提案或建议形式，呼吁对青少年进行科学系统有效的性教育，以阻止艾滋病蔓延的趋势。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委员说，中国目前约有3亿在校儿童青少年，每年有2000万青少年进入性成熟期，开展学校防艾暨性健康教育，关系到人口质量、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全，意义重大，任务艰巨。他建议，建立性教育评估监督机制，对不开展性教育的学校实行问责；确立性教育的课程地位，做出明确的课时安排；加强性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设置性教育教师岗位；制订性教育指导纲要，编写出版优质性教育教材；整合社会力量开展实践探索，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佐书则提交了建议制定《艾滋病防治法》的议案。他表示，自2006年开始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已不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故建议制定艾滋病防治法，以更有效地预防艾滋病。他还提出，支持社会防艾的公益性组织，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减少艾滋病感染人数。同时鼓励、支持社会公益性组织深入学校，做好宣传，并在青少年当中加强性健康教育。

　　在这篇报道当中，这两位代表、委员的提案或议案，均没有涉及青爱工程，但在之前几天，央视网进行的相同主题的报道当中，则没有避讳青爱工程。事实上，作为社会组织，青爱工程的确作为重要环节，通过参政党或代表、委员，推动或参与到参政议政过程当中。

　　由此可以看出，民进中央作为参政党，已经在其社会服务工作当中，把孵化社会组织、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大力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公益慈善项目，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给予全方位、全时程的投入。

　　参政党的社会服务工作，与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公益慈善项目之间，已经在进行体制机制层面的接驳。

　　五、结语

　　这样的接驳所以能够持续，并且层层深入，背后自然有它的道理在。简单来说，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就是党。这里的党，首先指的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次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根本政治制度，最后才是“道成肉身”的党组织。显然，参政党是这个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第一部门，政权组织、政府部门。二是第二部门，市场和企业。三是第三部门，是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基金会等等。三生万物，即是由社会组织发展成为毛细血管，与整个社会形成一体，构成整个生态环境。

　　参政党的成员和工作，之前主要存在于第一、第二部门，现在和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一定会在第三部门。这是规律。

　　所谓“三生万物”。青爱工程的愿景，如前所说，正是“万间小屋，万方福田”。“屋”与“物”谐音。

　　具体到民进中央对青爱工程的支持，则又符合以下三点考量：

　　其一是，符合党派传统，盘活存量资产。像青爱工程所反映的关于性教育和艾滋病的呼声，与民进的既有资源、传统领域是完全吻合的。民进的基层委员，大多来自中小学教育领域。民进的创始人之一，周建人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曾撰文倡导性卫生教育。因此，由民进主导提出相关议案，以及推动相关的教育，未尝不可以说是民进责无旁贷的使命，且可以盘活民进的“存量资产”。

　　其二是，分工明确，功能互补。参政党的位格很高，行文、做事，都有它的规矩，行住坐卧，端严整肃，四平八稳。因为祂身居庙堂，不得不然。作为参政党，要想让祂像草根组织一样，三头六臂，奋不顾身，固然不合时宜。但如果过于执着规矩，不敢作为，动辄得咎，则未免违背制订规矩的初衷，适得其反。社会组织做起事来，初生牛犊不怕虎，朝气蓬勃，因地制宜，生龙活虎，为工作注入强大的动力与活力。但如果过于灵活，则容易自说自话，与社会规则经常发生冲突。故而参政党和社会组织的结合是有价值、有前途的结合，结合得好，就会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前者接后者的地气，后者接前者的仙气，这样就能上下贯通，为增进社会和谐提供创新机制。

　　其三是，不但提出问题，还要提供解决方案。以前，参政党参政议政的主要形式，是向政府提出问题和建议，把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和希望归到政府。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所有事情单纯指望政府恐怕是会让人失望的。仍以青爱工程打比方，近年全国新发现的艾滋病例，经性途径传播的占到90%以上。除了艾滋病，由于性教育的缺失，全国每年堕胎1300万人次，平均每小时1500人次，25岁以下占多数，女大学生是主力军。育龄夫妇4000万人不孕不育，占育龄人口的12.5%，远高于20年前的3%。全国有同妻1000万—1600万。另外就是性侵事件、大学生失联事件的频发。但政府并非不重视性教育。改革开放以来，相关法律法规已有80余件。但为何中国学校的性教育仍然长期处于“有说法，没办法”的状态？因为有的事单纯由政府给说法已经没有用了，它一定是需要有人去把这个办法做出来。并且性教育这件事，不只对科学性、专业性有要求，更对人民性有要求。需要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这项工作，需要社会组织从微观层面去做试点，还必须做到足够多的样本，才能拿出解决方案，而后由政府下令推广。

　　这种接驳，在规律上是有必然性，在现实中则必须万缘俱足。只有在前提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参政党的社会服务工作，才会把重点持续放到对社会组织的孵化上。因为就当前来说，参政党对于社会组织和慈善项目的需求，主要还处在“良心活”的阶段，并不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品。

　　反过来说，如果参政党在社会服务工作当中，竟然不须扬鞭自奋蹄，大力推动和支持社会组织、慈善事业的发展，则是体现了参政党对其党派宗旨的忠诚与力行。这也是民主党派受到社会尊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