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先生研究“六书”意义何在？在相关著书当中透露出作为爱国志士的他对当时学界研究状况的担忧，他认为研究意义在于让世人了解中国文字的真相。《马叙伦学术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1月）提到他本人对国外汉学研究的看法：葛劳德、赫斯、孟恩、卫尔斯和高本汉说明中国的文字简直十个里有八九个牛头不对马嘴，就因为不是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字，他们没有深切的研究，并且主要根据的材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些著作。马叙伦先生特别指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有不合科学之处，况且从来研究的人们也没有一个把“六书”弄得清楚，所以中国文字表面虽已被人们认识，但内容仍是神秘的。故马叙伦先生欲运用“六书”的界说来说明每一书的真相。

《说文解字六书疏证》（1911年开始创作，1928年完成，上海商务印书馆初次出版，后来又不断修改，解放后，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影印出版，共三函十五册。本文依据1985年4月出版的上海书店缩印本，凡八册）册一卷首“写《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的说明”明确指出：

乾隆时代崇尚经学，搞经学的必须先通小学（文字学），就有许多学者研究《说文解字》，写了许多关于《说文解字》的书，对于中国文字的构造法—六书，都没有说得完全明白无误。

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改革我们的文字，但在改革过程中，还不能一下子完全废去汉字，而且我们决不能切断历史，并且还在整理我们悠久的文化遗产；研究古代文化，必须凭借许多古书还须从文字上发明或证明我们古代社会的进化情况；可是，也有许多考古家由于不明文字的构造，错误的说解文字，那就不能利用文字来研究古代文化或者竟是郢书而燕说。

现在世界各国中有许多学者研究中国文化，他们往往依据中国文字的组织来解决问题；可是他们或者依据我国某些人的郢书燕说，或者他们自己自许的发明。为了适应国内外的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尤其是古代文化的要求，必须使他们对中国文字的意义有正确的认识。

马叙伦先生将视野放到世界范围内的汉学研究。他意识到“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的奠基之作—《说文解字》在中国文字学发展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六书”问题是许慎认识汉字的成果，“六书”理论阐述详见于《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又可以为“六书”理论提供全面的系统的证明，因此抓住“六书”问题研究《说文解字》应该说是回归《说文解字》本体的科学做法。所以说“六书”是研究《说文解字》的管钥，是把握两汉文字学理论的纲领（黄德宽、常森：《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一点都不为过。马叙伦先生从《说文解字》和“六书说”出发研究中国文字显然是对传统文字学的继承和发展，从源头上来发现中国文字的真相。

马叙伦先生回顾中国文字的研究历程，认为首先是国内的炎黄子孙未能正确地理解中国文字，其次是国外的汉学家们利用了我们国内的研究成果，这样一来，他们以讹传讹，分辨不清，甚至可以说误解古人，长此以往也将贻误今人。他以在当时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为例。高本汉在中国生活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非常用心和用力，但是对汉字的一些分析不太合理。马叙伦先生认为，这不能过分地责怪高本汉之类的国外汉学家，因为他们所依据的材料本身就不完全正确，而且中国国内研究文字尚有不能完全明了的问题，所以国外的汉学研究有些出入也在所难免。

马叙伦先生研究“六书”的基本出发点意在确保掌握每一书的规律，正确地理解中国文字的意义，以满足当时国内和国外的研究中国文字、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以及考古学等的学术需要。据他在写《疏证》的“说明”，当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其一，国内清代朴学之后，虽有不少成绩，但是疏于对“六书”的精确研究，不能真正地发现中国文字的真相。出于中国落后状况的反思，晚近学者以比较的研究，认为吾国文字滞于形符或曰意符，与今世各文化进步之声符文字相背，且于普及教育亦感不便，遂有废弃汉字之提议；改革汉字的呼声较为强烈。改革之前应该对汉字进行很好的研究，考察其优劣再来定其存废的问题。在新理论诞生之前，如何运用传统“六书”理论发现中国文字的真相摆在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心的中国人面前。

其二，马叙伦先生指出，“研究古代文化，必须凭借许多古书还须从文字上发明或证明我们古代社会的进化情况”。当时考古文物不断被挖掘面世，但考古学家们不明文字构造，说解出现错误，这样就无法利用富有文化底蕴的文字来研究古代文化。离开汉字，研究古代文化则意味着割断历史，或者只能“郢书燕说”。

其三，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频繁接触，国外汉学家们关注中国文字的研究成果，而国内未能提供准确的解释以资借鉴，即“其所据之材料不足征也”而“不能无出入矣”。

“六书”问题一直是“《说文》学”的重要内容，诚如蒋善国先生所说的“甚至是1912年至1949年时期文字学的基本内容”（蒋善国：《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马叙伦先生在研究“国学”过程中，他认为应该从根本上解决文字学研究存在的隐患，还中国文字一个真实面目，让中国文字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历史、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提供有利的帮助。

1912年至1949年期间，当时的文字学界创作了二、三十部文字学著作，“但以‘学’字来衡量，这些著作还不能把文字学科学化、理论化，建成一个有科学体系和理论的社会科学，不能建立一门中国独有的文字学”（蒋善国：《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汉字学时代的汉字学，继承文字学时代未完成的科学体系，建立了中国独有的文字学科学理论体系，正如文字学时代马叙伦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完成了数百年来的‘《说文》学’一样”（同上）。所以马叙伦先生的“六书”说研究是应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意在对前人研究做个总结，为时贤们提供科学的成果，促使文字学更加科学和合理。《清代学术概论》曾云：

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藉焉。

马叙伦先生的“六书说”研究可以说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的国学研究大背景密不可分。他使用最新的甲金文材料来纠正《说文解字》之误，强调使用科学的材料和正确的方法来开展研究，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撷其粹，存其真”，目标和“世界人之治中华国学者，亦有得藉焉”基本一致。《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指出，在当时，对于《说文解字》，或尊信许慎，率如唐人之疏经，有顺而无驳不通者，亦委曲以成其说；或怀疑，甚至是抨击许慎，则率浅学无识，立说无根，其书不可卒读，于是马叙伦先生亦感于汉字难识，而萌生理董吾国文字之志。而理董文字，马叙伦先生就是先从“六书”研究开始。马叙伦先生也曾在《说文古籀三补序》称：“伦末学肤受，然欲尝借许书以明中国文字有其极规则之构造方法，而一洗中国文字难认之谤，僭为《说文解字六书疏证》。”马叙伦先生反对 “汉字落后论”之说，他利用《说文解字》研究“六书”意在消除人们对汉字的误解，解决时局之需，他那细致研究汉字，还汉字一个真面目，“寻出中国衰落的真正原因”的爱国理想，溢于言表。